【内容提要】
本文对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规则有重要价值的十九种次文类进行了认真分析，认为《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主要是存有乱序与以生年先后编序。《文选》次文类中的乱序均出现于建安、曹魏、西晋三个时期，刘宋时期惟有谢惠连与谢灵运、范晔与谢灵运出现了两组乱序，齐梁作家在《文选》次文类中无一组乱序，且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含有以生年编序的四组八位作家亦全部是魏晋作家。因此，《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是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赖的前贤匆忙编辑成书的总集与《文选》编纂时仅依据前贤总集而未能认真整理的疏忽共同造成的。
关于《文选》次文类的编序，《文选序》明确指出:“凡次文之体，各以汇聚。诗赋体既不一，又以类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为序。”但是，对于“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具体内涵，《文选序》并未明言。细而析之，《文选》次文类“各以时代相次”，可以分为在作家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与在作品层面上“以时代相次”两个层次。在作家层面上的“各以时代相次”有三种可能:一是以作者卒年先后为序，二是以作者生年先后为序，三是同时以作者生年、卒年先后为序。至于《文选》次文类在作品层面上“各以时代相次”，是指同一次文类收录一位作家多篇作品的编序，本文对此暂不讨论。李善在指出曹植《公宴诗》、左思《招隐诗》、曹植《七哀诗》、潘岳《河阳县作》、何劭《杂诗》、枚乘《上书谏吴王》六篇作品编序的错误时，采用了两种方法:一是对两位作家（如曹植与王粲、左思与陆机、潘岳与陆机、何劭与陆机）在《文选》不同次文类中两种不同的编序提出质疑，二是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在“上书”体中的位次有误。值得注意的是，李善在指出枚乘与司马相如编序有误时，明确指出:“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因此，李善判断的依据是《文选》次文类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但是，《文选》次文类未遵从以作者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品远远不止此一篇，且有大量作家的排列是既不依作家生年先后又不依作家卒年先后的乱序。本文将在李善研判《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的基础之上，全面清理《文选》次文类的编序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进而研讨《文选》次文类编序混乱的形成原因。
《文选》所收七百余篇作品按赋诗文三大文类编排，每大文类之中再划分为若干次文类。《文选》共有七十六种次文类。其中，“骚”为楚辞，“七”为赋体，不能计入赋、诗、文之中。其余七十四种次文类，赋分十五种，诗分二十四种 ① ，文分三十五种 ② 。《文选》有二十二种次文类每类仅收录一位作家的作品，因此，它们不存在次文类的编序问题。这二十二种次文类是，赋类的“郊祀”、“耕藉”、“论文”，诗类的“补亡”、“述德”、“百一”、“反招隐”、“临终”、“军戎”与“郊庙”，文类的“诏”、“册”、“令”、“教”、“启”、“奏记”、“难”、“对问”、“连珠”、“箴”、“墓志”与“行状”。
《文选》有三十一种次文类，所收作家无论从生年考察，或者从卒年考察，均符合时代先后的顺序。它们既可理解为以作家生年先后编序，又可理解为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这些次文类对于考察《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序原则亦无意义。其中，赋有十种次文类:“京都”，“畋猎”，“纪行”，“游览”，“宫殿”，“江海”，“物色”，“鸟兽”，“志”，“情”。诗有八种次文类:“劝励”，“献诗”，“咏史”，“游仙”，“咏怀”，“乐府”，“挽歌”，“杂歌”。文有十三种次文类:“移”，“檄”，“设论”，“辞”，“颂”，“赞”，“符命”，“史论”，“史述赞”，“铭”，“诔”，“哀”，“吊文”。
《文选》“上书”类较为特殊。该类收录五位作家的作品:李斯（?—前208） ③ ，邹刚（生卒不详），司马相如（?—前118），枚乘（?—前140）与江淹（444—505）。
“上书”类五位作家基本以生年、卒年先后排列。其中，司马相如的卒年（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晚于枚乘的卒年（汉武帝建元元年，前140）二十二年，置司马相如于枚乘之前，显系不计作家卒年先后的编序。但是，由于司马相如与枚乘的生年均难以确考，不便将其列入既不计生年先后又不计卒年先后的乱序。因此，“上书”类无法归入下文对研究《文选》次文类具有重大意义的十九种次文类中。
上述五十四种次文类约占《文选》次文类总数的百分之七十一。真正对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规则有价值的是只占《文选》次文类总数百分之二十五的十九种次文类。本文将这十九种次文类分为三种类型:l、含有乱序的次文类（十种）;2、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四种）;3、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六种）。
本文研究《文选》次文类的编序原则，特别重视分析含有乱序的次文类，因此，只要次文类中含有乱序，即使同时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或者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家组，亦一律划入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本文所论“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与“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均指不含有任何乱序的次文类。
一 含有乱序的次文类
本文所谓“乱序”，有两种涵义:一是指《文选》同一次文类中两个作家既不按生年先后排列又不按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二是指《文选》同一次文类中两个作家卒年相同却未按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如果两个作家的卒年未按时代先后排列，但是这两个作家中有一个生年难以确定而无法相互比较，那么，这种排序即不符合本文所说的乱序，故不列入“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诗类的“哀伤”、“杂诗”，文类的“笺”、“论”中的某些作家组合即不符合本文所谓“乱序”。
“哀伤”诗中，张载的生卒不详，但据《晋书·张载传》，长沙王司马义执政时载尚为官，后见政局混乱始称病辞官，卒于家，故其最早卒于晋惠帝后期，比潘岳卒年晚若干年。《文选》“哀伤”诗将其置于潘岳之前，显然未按卒年先后编序，但因其生年无法确考，故本文在研究《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时不将张载与潘岳的排列作为乱序论列。
“杂诗”中枣据的生年难以确考，其卒年大体在晋武帝太康十年（289）左右，卒时约五十余岁，故其生年约在魏明帝景初三年（239）之前。张华、陆机的卒年（晋惠帝太安二年，303）晚于枣据的卒年十四年，曹摅的卒年（晋怀帝永嘉二年，308）晚于枣据的卒年十九年，何劭的卒年（晋惠帝永康二年，301）晚于枣据的卒年十二年，王的卒年（晋怀帝永嘉五年，311）晚于枣据的卒年二十二年，因此，将枣据置于上述五位作家之后显然是未按作家卒年先后排列，但因枣据的生年难以确考，因此，枣据与张华、陆机、曹摅、何劭、王的编序亦非本文所说的乱序。
“笺”体中繁钦的生年今已难于确考，其卒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三年，218）比杨修的卒年（汉献帝建安二十四年，219）早一年，置繁钦于杨修之后，是不论作家卒年先后的排序。但因繁钦的生年无考而与杨修无法比较，所以，繁钦与杨修仅只是卒年未按时代先后编序，尚不是本文所谓的乱序。同样，繁钦的卒年比陈琳的卒年（汉献帝建安二十二年，217）晚一年，置繁钦于陈琳之前是不论卒年先后的编序，但因繁钦生年难以确考，故繁饮与陈琳的排列亦非本文所谓的乱序。
“论”体《运命论》李萧远下胡刻本李善注引刘义庆《集林》曰:“李康字萧远，中山人也。性介立，不能和俗。著《游九山吟》，魏明帝异其文，遂起家为寻阳长。政有美绩，病卒。” ④ 据此，李康为魏明帝时人，虽其卒年未详，但细绎其文，当在明帝之世。嵇康被杀是魏元帝景元四年（263），所以，今胡刻本与传世诸宋本《文选》嵇康置于李康之前是不以卒年先后编序。
骆鸿凯对于这一编序早已提出质疑:“论类李萧远《远命论》一首，文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当为“四”——笔者）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 ⑤ 尽管“论”体中李康与嵇康的排列不以卒年先后编序，但因李康生年不详，难以与嵇康比较，故不能列入本文的乱序之列。
本文所指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仅指赋中的“哀伤”、“音乐”，诗中的“公宴”、“游览”、“哀伤”、“赠答”、“杂诗”，文中的“笺”、“序”、“书”，共十种次文类。
（一）《文选》次文类的乱序
l、“哀伤”赋:《文选》有两个“哀伤”类，一是“哀伤”赋，二是“哀伤”诗。这两种“哀伤”类都是含有乱序的次文类。本文先讨论“哀伤”赋。“哀伤”赋中陆机（26l—303）与潘岳（247—300）的编序，是既未以作家生年先后编序又未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乱序。
2、“音乐”赋:《文选》“音乐”赋中潘岳（247—300）与成公绥（231—273）的编序是乱序。3、“公宴”诗:“公宴”诗中，曹植（192—232）与王粲（177—217）、刘桢（?—217）、应玚（?—217）的编序，应贞（?—269）与陆机（261—303）、陆云（262—303）的编序，范晔（398—445）与谢灵运（385—433）的编序都是乱序。4、“游览”诗:“游览”诗中，谢惠连（407—433）与谢灵运（385—433）的编序是乱序。
5、“哀伤”诗:“哀伤”诗中，嵇康（224—263）与曹植（192—232）、王粲（177—217）的编序是乱序。
6、“赠答”诗:“赠答”诗乱序达八组之多: 司马彪（241?—305?）与张华（232—300）、司马彪（241?—305?）与何劭（236—301）、陆机（261—303）与潘岳（247—300）、司马彪（24l?一305?）与傅咸（239—294）、陆机（261—303）与傅咸（239—294）、潘岳（247—300）与傅咸（239—294）、潘尼（247?—311?）与傅咸（239—294）、谢惠连（407—433）与谢灵运（385—133）的编序均为乱序。
7、“杂诗”类乱序有两组:一是陆机（261—303）与何劭（236—301），二是谢惠连（407—433）与谢灵运（385—433）。
8、“笺”体杨修（175—219）与陈琳（156—217）的排列是乱序。
9、“体杜预（222—284）与皇甫谧（215—282）的排列是乱序。
10、“书”体中曹植（192—232）与吴质（178—230）的排列是乱序。
（二）《文选》次文类乱序成因
《文选》十九种次文类中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其形成原因是多方面的。其表层原因是杨修、曹植、嵇康、应贞、杜预、潘岳、陆机、司马彪、潘尼、谢惠连、范晔十—位作家在《文选》次文类中的误排。
l、杨修（175—219）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一组乱序的作家。《文选》“笺”体杨修误居陈琳（156—217）之前，导致杨修与陈琳的排列出现乱序。
2、曹植（192—232）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五组乱序的重要作家。第二十卷“公宴”类中，由于曹植排在王粲（177—217）、刘桢（?一217）、应玚（?一217）之前，出现了三组乱序。第二十三卷“哀伤”诗中，曹植再居王粲之前，亦形成一组乱序。“书”体曹植误排在吴质之前，又造成一组乱序。
3、嵇康（224—263）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形成两组乱序的作家。“哀伤”诗生年、卒年均后于曹植、王粲的嵇康居曹植、王粲之前，导致嵇康与曹植、嵇康与王粲形成两组乱序。
4、应贞（?一269）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两次乱序的又一作家。《文选》“公宴”诗应贞排在陆机（26l一303）、陆云（262—303）之前，形成两组乱序。5、杜预（232—284）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一组乱序的作家。“序”体中生年、卒年均居后的杜预排列在生年、卒年均在前的皇甫谧（215—282）之前，导致“序”中杜预与皇甫谧形成一组乱序。
6、潘岳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两组乱序的作家。“音乐”赋潘岳误居成公绥（23l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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