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招隐”诗只收载左思与陆机两位诗人，他们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为序

（二）“行旅”诗潘尼与陆机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三）“表”类诸葛亮与曹植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四）“论”类韦昭与嵇康的排列是以生年先后编序。

“招隐”诗仅收载两位诗人，由于左思（252?—306?）误居陆机（261—303）之前，形成了《文选》中惟一纯粹以生年编序的次文类。但是，这种纯粹以生年先后编序是因为“招隐”诗仅收录左思与陆机两人之作且此二人以生年先后编序所致。

“行旅”诗中潘尼与陆机形成一组以生年先后的排列。但是，在“行旅”诗十一位作家中这也仅只是一组特例。因为该次文类同时存在着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潘岳与潘尼，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上述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除潘岳与潘尼外，余皆为齐梁作家，他们距离《文选》的编纂时间更近，更能体现《文选》次文类编纂的编序原则。因此，“行旅”诗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

“表”体收录十三位作家，惟诸葛亮与曹植的编序是以生年先后排列，其余绝大多数作家是以生年、卒年先后排列。因此，诸葛亮与曹植的排列仅只是个特例，多数作家并非以生年编序。所以，“表”体以作家生年排列的概率不大。

“论”体所收十一位作家多以生年、卒年先后编序，惟嵇康（224—263）与韦昭（201—273）的排序是以生年先后排列。所以，“论”体以作家生年排列的概率不大。

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在《文选》七十六种次文类仅占“招隐”、“行旅”、“表”、“论”四类，此四种次文类亦仅有左思与陆机、潘尼与陆机、诸葛亮与曹植、嵇康与韦昭四组作家属于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值得注意的是:

第一，上属四组八位作家全部是魏晋作家。第二，“行旅”诗仅有晋代作家潘尼与陆机一组以生年先后的编序，但该类同时存有五组以卒年先后的编序，其中，齐梁作家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三 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本节讨论的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是指《文选》次文类中只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含有乱序的“公宴”诗、“游览”诗、“哀伤”诗、“赠答”诗、“杂诗”、“笺”、“序”、“书”等八种次文类，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行旅”诗，均同时含有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但它们皆不在本节所论的范围之中。

（一）“祖饯”诗谢朓与沈约，（二）“杂拟”诗袁淑与刘铄、刘铄与王僧达、范云与江淹，（三）“文”类王融与任昉，（四）“弹事”类任昉与沈约，（五）“碑文”类王俭与沈约，（六）“祭文”类谢惠连与颜延之。

上述六种次文类中的八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均为宋齐梁三朝作家，其作肯定不可能被挚虞《流别》与李充《翰林》收录 ⑥ ，是否为刘义庆（403—444）《集林》收录，无考。即使将刘宋作家刘铄（431—453）、袁淑（408—453）、王僧达 （423—458）这三位作家排除在外，齐梁作家王俭、王融、范云、江淹、任昉、沈约六人当是《文选》编纂者自行收录的作家，因此，他们六人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更能体现《文选》“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纂原则是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

四 《文选》次文类编序与《文选》成书

《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哀伤”赋等十种次文类中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二是“招隐”、“行旅”、“表”、“论”四种次文类中存在的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乱序和以生年编序的作家作品均有可能为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所收录。

依李善为张衡《南都赋》、班彪《北征赋》、班昭《东征赋》、木华《海赋》、张衡《思玄赋》、应璩《百一诗》、李康《运命论》七篇作品作注时所引文献观之，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均曾是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据的前贤总集 ⑦ 。

挚虞（?—311）编纂《文章流别集》的具体时间无考，但是，挚虞饿死于晋怀帝永嘉五年（311）石勒攻破洛阳之后的大饥之年，《文章流别集》编订的时间下限当在此年。其实，晋惠帝永兴元年（304）挚虞从惠帝被劫持到长安时，天下已开始大乱。挚虞身处乱中，已不可能编纂《文章流别集》，所以，《文章流别集》的编纂下限尚可提前至此年。《文章流别集》一书今虽无存，但是，从其编纂年代看，建安、正始、西晋武帝泰始、咸宁、太康时期的作品当有可能入选。

李充编纂《翰林论》的具体时间亦不可考。但是，李充于穆帝升平（357—361）年间卒于官。因此，李充《翰林论》所收载的作家可推至此前，《翰林》中所收诸家当有建安、正始、两晋的作者。

刘义庆二百卷的《集林》比挚虞六十卷的《文章流别集》与李充四十五卷的《翰林论》 ⑧ 部帙大得多，与《流别》、《翰林》相比，《集林》当是一部总集。刘义庆（403—444）卒于元嘉二十一年（444），虽然元嘉十九年（442）秋刘义庆已因病固求入都，但是，《集林》编成的下限当定在元嘉二十一年较为稳妥。因此，魏晋作家完全有可能为《集林》收录。

导致《文选》十种次文类出现二十五组乱序的作家曹植、杨修、嵇康、应贞、杜预、潘岳、陆机、司马彪、潘尼、谢惠连、范晔等十一人中，谢惠连与范晔是刘宋作家，其余均为魏晋作家。由于《文选》是据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刘义庆《集林》进行二次选编的再选本，因此，《文选》所录的魏晋作家有可能是《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所收录的作家。

导致《文选》次文类产生二十五组乱序的作家时代最晚的是刘宋的范晔、谢灵运、谢惠连三人。谢灵运（385—433）与谢惠连（407—433）卒于刘义庆（403—444）之前，其作完全有可能为皇皇二百卷的《集林》收录。范晔（398—445）入选《文选》的作品除《乐游应诏诗》外，余皆为《后汉书》的传论。范晔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445）以谋反罪被诛，卒时《后汉书》十志尚未写完，因此，全书不可能在其生前流传，收入《文选》中的五篇《后汉书》传论当是在其死后伴随着《后汉书》的流传始得流布。刘义庆卒于宋文帝元嘉二十一年（444），第二年范晔始被诛，因此，《集林》不可能收录范晔《后汉书》的诸传论。但是，由范晔造成的乱序并非范晔颇为自负的诸传论，而是收入《文选》“公宴”诗中的《乐游应诏诗》。这首诗虽然具体写作时间不详，但绝非其被杀时所作。因此，此诗仍有可能为《集林》收录。相反，《流别》、《翰林》、《集林》不可能收录的范晔《后汉书》诸传论在“论”体中的排序只能由《文选》编纂者自己完成而不可能假手其他总集。但是，正是这些不可能假手于其他总集的诸传论在“论”体（“史论”与“史述赞”）中的排序均严格遵守了“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纂体例，倒是《集林》有可能收录的《乐游应诏诗》出现了乱序。虽然笔者尚无实据证明该诗的乱序应由《集林》负责，但是，范晔之作在《文选》“公宴”诗与“论”体的不同编序使笔者难消此疑。因此，《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三部总集实有可能将造成《文选》次文类的二十五个乱序组的十一位作家的相关作品囊括无余。因此，有可能是《流别》、《翰林》、《集林》的误排延续到了《文选》之中。 《文选》次文类以生年编序的左思与陆机、潘尼与陆机、诸葛亮与曹植、韦昭与嵇康四组作家，全部为魏晋作家;因此，他们亦有可能是《文章流别集》、《翰林论》、《集林》所收录的作家。

《流别》、《翰林》与《集林》不可能收录的齐梁作家，绝无乱序，亦绝无以生年先后编序的作家组，而真正体现《文选》次文类编序原则的恰恰是未被《流别》、《翰林》、《集林》收录的齐梁作家。

《文选》次文类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分布最广，有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同时在含有乱序组的次文类与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中亦有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

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祖饯”诗中的谢朓与沈约，“杂拟”诗中的袁淑与刘铄、刘铄与王僧达、范云与江淹，“文”体的王融与任昉，“弹事”体的任昉与沈约，“碑文”体的王俭与沈约，“祭文”体的谢惠连与颜延之。这些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全部是宋齐梁三朝的作家。

《文选》次文类乱序组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公宴”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沈约与丘迟，“游览”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江淹、江淹与沈约，“哀伤”诗中的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任昉，“赠答”诗中的陆机与潘尼、潘岳与潘尼、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陆厥、谢朓与范云、谢朓与任昉、陆厥与范云、陆厥与任昉，“杂诗”中的嵇康与傅玄、谢朓与沈约，“笺”体的谢朓与任昉，“序”体的王融与任昉，“书”体的曹丕与吴质、曹植与应璩、丘迟与刘峻。

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四种次文类中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有“行旅”诗中的潘岳与潘尼、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江淹与沈约、丘迟与沈约，“表”类中的曹植与羊祜。

综上所述，无论是纯粹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含有乱序的次文类，还是含有以生年先后排列的次文类，形成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是南朝宋齐梁三代的作家与少数魏晋作家。与之相反，形成乱序与形成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除“公宴”诗中的范晔与谢灵运及谢惠连与谢灵运外，全部是魏晋作家。

齐梁作家属于距《文选》成书年代最近的作家，《文选》编纂者对他们的生卒情况了解得最为清楚。齐梁作家又是挚虞《文章流别集》、李充《翰林论》与刘义庆《集林》不可能收录的作家，他们的编序应当是《文选》的编纂者亲自厘定的。齐梁作家一律采用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说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是指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

笔者赞成力之所说，《文选序》为《文选》杀青后所作。其中，“余监抚余闲，居多暇日，历观文囿，泛览辞林，未尝不心游目想，移晷忘倦”云云，的确表达了萧统编纂《文选》时轻松愉快的心情。在这样一种极为轻松愉快的心情下编纂《文选》，当然谈不上迫于客观形势而草草收场。虽然，心情愉快轻松未必编纂《文选》时一定非常认真仔细。但是，将《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完全归咎于萧统所为未必尽当。《文选》既然是依《文章流别集》、《翰林论》与《集林》二次选编的总集，因此，《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当与萧统编纂《文选》时仅仅依据前贤总集而缺乏认真梳理的大意疏忽有关。

《文选》研究者对《文选》次文类中编序混乱的原因除了将其归结为成书匆忙外，还将其归结为成于众手。前者与《文选》成书时间、成书过程有关，后者又与“昭明太子十学士”有关。

《文选》成书与“昭明太子十学士”并无太大关系。《文选》次文类编序的混乱确有成书匆忙之嫌，但是，这种匆忙从理论上讲有三种可能:一是《文选》依据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时由前贤总集所造成的，二是萧统编纂《文选》时造成的，三是前贤总集与萧统编纂《文选》共同造成的。笔者认为，《文选》十种次文类存在的二十五组乱序及四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并非仅有萧统编纂《文选》成书匆忙这一种原因，而是由萧统编纂《文选》时所依赖的前贤匆忙编辑成书的总集与《文选》编纂时仅依据前贤总集而未能认真整理的疏忽这双重因素造成的。

如曹植与王粲、刘桢、应玚、吴质所形成的五组乱序，是由《文选》编纂同时采用了以作家卒年 先后和以作家尊卑贵贱先后两种编序的总集造成的。因为，在以作家卒年先后编纂的总集中，曹植排在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之后;在以作家地位尊卑排序的总集中，曹植排在王粲、刘桢、应玚、吴质四人之前。《文选》编纂时同时依据了这两种排序的总集又未能进行整齐划一，导致《文选》中曹植与王粲、刘桢、应玚、吴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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