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3）之前形成一组乱序;“赠答”诗潘岳误居傅咸（239—294）之前又形成一组乱序。
7、陆机是导致《文选》次文类出现四组乱序的作家。潘岳与陆机三次同时出现于《文选》同一种次文类中，其中有两次形成乱序。第十六卷“哀伤”赋中陆机居潘岳之前，第二十四卷“赠答”诗中再次出现陆前潘后的排列，产生两组乱序。第二十四卷至第二十五卷的“赠答”诗中，陆机居傅咸（239—294）之前，形成第三组乱序。第二十九卷“杂诗”中陆机居何劭（236—301）之前，形成第四组乱序。
8、司马彪（241?—305?）是导致《文选》出现三次乱序的作家。《文选》“赠答”诗司马彪误排于张华（232—300）、何劭（236—301）、傅咸（239—294）三人之前，产生三组乱序。
9、潘尼（247?—311?）与傅咸（239—294）在“赠答”诗中的误排使《文选》产生一组乱序。
10、谢惠连（407—433）是导致《文选》出现三组乱序的重要作家。谢惠连所产生的乱序全部是由于他误居谢灵运（385—433）之前所致。第二十二卷“游览”类中，谢惠连误居谢灵运之前，产生第一组乱序;第二十五卷“赠答三”中，谢惠连再次误居谢灵运之前，产生第二组乱序;第三十卷“杂诗下”，谢惠连又一次误居谢灵运之前，产生第三组乱序。
11、范晔（398—445）与谢灵运（385—433）在“公宴”诗中的错位导致《文选》次文类又增加一组乱序。
（三）《文选》次文类乱序与《文选》编序原则
《文选》十种次文类中的二十五组乱序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的编序原则明显相悖，但是，含有二十五组乱序的这十种次文类的编序原则仍值得深入研究。因为，这十种含有乱序的次文类除去“哀伤”赋与“音乐”赋外，其余八种次文类同时存在着依照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 序，“赠答”诗甚至还存在七组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所以，在同时存在乱序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甚至还存在着以生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的次文类中，何者体现了《文选》次文类的编序原则，何者仅只是一种表象而未体现《文选》次文类的编序原则，必须予以澄清
1、“赠答”诗:“赠答”诗是《文选》乱序最多的次文类，达八组之高;但是，“赠答”诗同时还有八组以卒年编序的作家组和八组以生年编序的作家组。
“赠答”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八组作家是:张华（232—300）与潘岳（247—300），陆机（261—303）与潘尼（247?—311?），潘岳（247—300）与潘尼（247?—311?），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4—456），谢朓（464—499）与陆厥（472—499），谢朓（464—499）与范云（451—503），陆厥（472—499）与范云（451—503），谢朓（464—499）与任昉（460—508）。
“赠答”诗以生年先后编序的八组作家是: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1?—305?）与潘岳（247—300），何劭（236—301）与潘岳（247—300），何劭（236—101）与傅咸（239—294），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1?—305?）与陆机（261—303），司马彪（241?—305?）与潘岳（247—300），潘尼（247?—311?）与陆云（262—303）。
“赠答”诗含有的八组乱序实际上是由司马彪、陆机、潘岳、潘尼、谢惠连五位作家的位次造成的。除谢惠连为刘宋作家外，其余皆为魏晋作家。
“赠答”诗以生年先后编序的七组作家是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l?一305?）与潘岳（247—300）、何劭（236—301）与潘岳（247—300）、何劭（236—301）与傅咸（239—294）、张华（232—300）与傅咸（239—294）、司马彪（241?—305?）与陆机（261—303）、潘尼（247?—311?）与陆云（262—303），他们全都是魏晋作家。
“赠答”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作家与乱序组作家和以生年编序的作家明显不同，除了西晋的张华与潘岳、陆机与潘尼、潘岳与潘尼三组作家外，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1—456），谢朓（464—499）与陆厥（472—499），谢朓（464—499）与范云（451—503），陆厥（472—499）与范云（45l一503），谢朓（464—499）与任昉（460—508），全都是南朝宋齐梁三代的作家。谢灵运比颜延之生年仅晚一年，但是，谢灵运的卒年比颜延之的卒年早二十三年，所以，在以卒年编序时谢灵运必排在颜延之之前。谢朓与陆厥二人卒年相同，但谢朓的生年早于陆厥的生年八年，因此，谢朓排前，陆厥置后。这就揭示出《文选》“赠答”诗不仅以入选作家的卒年编序，而且在卒年相同时，再以入选作家的生年先后编序。早生晚卒的范云排在晚生早卒的谢朓之后，早生晚卒的任昉排在晚生早卒的谢朓之后，这种精细的编序最能说明《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并非虚言。《文选》“赠答”诗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至于以卒年先后编排的“赠答”诗何以出现八组乱序与七组以生年编序的作家组，则应再做具体分析。
2、“公宴”诗:“公宴”诗的乱序组仅次于“赠答”诗，达六组之多。但是，这六组乱序实际上是由曹植、应贞与范晔三位作家位次的失当造成的。一是曹植错居王粲、刘桢、应玚之前，导致二组乱序;二是应贞误居陆机、陆云之前，导致两组乱序;三是范晔错居谢灵运之前，导致一组乱序。
“公宴”诗中尚有谢灵运（385—433）与颜延之（384—456）、丘迟（464—508）与沈约（441—513）两组依照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比较“公宴”诗的乱序组作家和以卒年编序的作家，可知产生乱序组的曹植、王粲、刘桢、应是建安作家，应贞、陆机、陆云是西晋作家，惟范晔与谢灵运是南朝刘宋作家。以卒年编序的谢灵运与颜延之属于“元嘉三大家”，丘迟与沈约分别卒于梁武帝天监七年（508）与天监十二年（513），他们是萧梁作家。谢灵运、颜延之、丘迟、沈约四位南朝作家在“公宴”诗中以卒年先后编序，说明《文选》“公宴”诗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至于“公宴”诗中乱序组作家产生的原因同样需要具体分析。
3、“游览”诗:“游览”诗仅存有谢惠连与谢灵运一组乱序，但是，该次文类同时存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三组作家，即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江淹，江淹与沈约。这表明《文选》“游览”诗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这不仅是因为“游览”诗仅有一组乱序，却有三组以卒年编序的作家组;而 且更重要的是，谢灵运与颜延之继“公宴”诗之后在“游览”诗中再次以卒年先后排列，齐梁大家谢朓、江淹、沈约全部以卒年先后排列。
4、“哀伤”诗:“哀伤”诗有三组乱序，但导致乱序的原因却是嵇康与曹植二人的错位。嵇康生年、卒年均在曹植、王粲之后却误排在曹植、王粲之前形成两组乱序，曹植排在王粲之前形成“哀伤”诗的第三组乱序。
“哀伤”诗存在三组乱序的同时亦存在着谢灵运与颜延之、谢朓与任昉两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哀伤”诗乱序组的曹植、王粲、嵇康全部是魏晋作家，四位以卒年先后排列的谢灵运、颜延之、谢朓、任昉全都是宋齐梁作家。谢朓的卒年（499）距梁代开国仅有三年，任昉是卒于梁代初年，且深为萧统敬仰。比较乱序组作家与以卒年先后排列的作家组，宋齐梁作家的排列说明《文选》“哀伤”诗以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因为宋齐梁作家的生卒年更容易为《文选》的编纂者所熟知，在《文选》次文类排列时亦更容易编排准确。至于《文选》“哀伤”类乱序组的魏晋作家缘何产生，则应再做具体分析。
5、“杂诗”:“杂诗”的两组乱序是由陆机与谢惠连两人所致。陆机（262—303）误居何劭（236—301）之前，产生一组乱序;谢惠连（407—433）误居谢灵运（385—433）之前，产生第二组乱序。
“杂诗”同时也存在着两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嵇康与傅玄，谢朓与沈约。
“杂诗”中产生乱序的陆机与何劭是晋代作家，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嵇康、傅玄是魏晋作家，谢朓与沈约是齐梁作家。其中，谢朓卒于南齐末年，沈约跨宋、齐、梁三朝而卒于梁初。他们的生卒年最为《文选》的编纂者熟知，因此，他们二人的编序说明《文选》“杂诗”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
6、“笺”:“笺”体有杨修（175—219）与陈琳（156—217）一组乱序，同时也有谢朓与任昉（460—508）一组以卒年排列的编序。杨修与陈琳是建安作家，谢朓与任昉是齐梁作家，因此，谢朓与任防是《文选》的编纂者更为熟悉的作家，他们的编序说明《文选》“笺”体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概率更大。7、“序”:“序”体有杜预与皇甫谧一组乱序，但亦有王融（467—493）与任昉（460—508）一组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王融卒于齐武帝永明十一年（493），距萧衍开国的天监元年（502）仅有八年;任昉卒于梁武帝开国之初的天监七年（508），他们都是距《文选》编纂时代最近的作家。《文选》“序”体王融与任昉以卒年先后排列，说明“序”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8、“书”:“书”体既有曹植（192—232）与吴质（178—230）一组乱序，但同时亦有曹丕与吴质、曹植与应璩、丘迟与刘峻三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丘迟与刘峻均为梁代作家，他们与萧统是同时代人，他们的排列说明《文选》“书”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上述八种出现乱序但又含有以卒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有四点值得重视。
第一，在“公宴”诗、“游览”诗、“哀伤”诗、“赠答”诗四组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谢灵运（385—433）均居颜延之（384—456）之前，形成典型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这说明刘宋作家已存在着较为精确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
第二，谢朓在上述八种次文类中共出现五组以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即“哀伤”诗谢朓与任昉，“赠答”诗谢朓与陆厥、谢朓与范云，“杂诗”谢朓与沈约，“笺”体谢朓（464—499）与任昉。其中，谢朓与任昉、范云、沈约的排列都是晚生早卒的谢朓在前，早生晚卒的任昉、范云、沈约居后，以卒年先后编序的原则极为清晰。谢朓与陆厥是卒年相同进而以生年编序。所以，凡谢朓出现于《文选》含有乱序的次文类中都以卒年先后编序。
在未出现乱序的“祖饯”、“游览”、“行旅”三种次文类中，如“祖饯”诗谢朓与沈约，“游览”诗谢朓与江淹、谢朓与沈约，“行旅”诗谢朓与江淹、谢朓与丘迟、谢朓与沈约，也都以卒年先后编序。“游览”、“行旅”诗的情况与此完全相类。谢朓与齐梁作家陆厥、范云、江淹、沈约、任昉、丘迟的排列最为典型地表明《文选》“祖饯”、“游览”、“行旅”三种次文类以作家卒年先后排列的编序原则。
第三，曹丕、曹植虽然导致了某些次文类的乱序，但是，并非收录曹植、曹丕的次文类皆因曹丕、曹植形成乱序。“书”体曹丕与吴质、曹植与 应璩（190—252）都以卒年先后编序。而且，这两个卒年编序意义重大。因为在这两例中，曹植都是晚生早卒而排在早生晚卒的作家吴质、应璩之后，这更能说明《文选》“书”体以作家卒年先后编序的概率更大。
第四，《文选》十种次文类中的二十五组乱序均存出现于建安、曹魏、西晋三个时期，刘宋时期惟有谢惠连与谢灵运、范晔与谢灵运出现了两组乱序。齐梁作家王俭、王融、谢朓、陆厥、孔稚珪、范云、江淹、虞羲、丘迟、任昉、沈约、刘峻、徐悱、陆倕等十五人，在《文选》次文类中无一组乱序。 二 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
《文选》中含有以生年先后编序的次文类有两种类型:一是纯粹以作家生年先
上一页 [1] [2] [3] [4]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