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昉集》所选当亦同选此序，今此诗序载《任昉集》而不载《文选》，李善作注时将此序补注于诗题之下，故此诗当非据《任昉集》所选者。
6.《文选》卷九潘岳《射雉赋》题下注:“善曰:《射雉赋序》曰:余徙家于琅邪，其俗实善射，聊以讲肆之余暇，而习媒翳之事，遂乐而赋之也。” （第178页） 据善注，此赋原有序，但《文选》失收。与上引诸例不同者，在于此例善注并未明言《射雉赋序》出自《潘岳集》。但是，《文选》既失收原序，当非从《潘岳集》直接采录者。善注引此序，笔者意为当出自《潘岳集》。
7.《文选》卷十九束皙《补亡诗》题下注:“《补亡诗序》曰:皙与司业畴人，肆修乡饮之礼。然所咏之诗，或有义无辞，音乐取节，阙而不备。于是遥想既往，存思在昔，补著其文，以缀旧制。” （第272页） 束皙此诗序，《文选》失收，善注补其序于注文中。但是，善注亦未明其注原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束皙集》中。
8.《文选》卷十九谢灵运《述祖德诗》题下善注:“灵运《述祖德诗序》曰:‘太元中，王父龛定淮南，负荷世业，尊主隆人。逮贤相徂谢，君子道消，拂衣蕃岳，考卜东山，事同乐生之时，志期范蠡之举。’” （第273页） 同束皙《补亡诗序》，谢灵运《述祖德诗序》《文选》亦失收，李善作注时补于注文之中，亦未说明此诗序出自何处。笔者拟测，此诗序当载《谢灵运集》。
9.《文选》卷二十潘岳《关中诗》注曰:“岳上诗表曰:‘诏臣作《关中诗》，辄奉诏竭愚，作诗一篇。’” （第280页） 李善所注潘岳《关中诗表》，未详出处，但昭明未将其选录，善注当据《潘岳集》补充。
10.《文选》卷四十五陶渊明《归去来》注曰:“《序》曰:余家贫，又惮远役，彭泽县去家百里，故便求之。及少日，眷然有归与之情，自免去职。因事顺心，命篇曰《归去来》。” （第636页） 今案:据善注，此赋本有序，《文选》失收，殊乖体例。善注并未将此序补为全帙，但此赋有序，当是事实。可见，陶渊明这篇名作亦非《文选》自陶集中直接筛选者。
另，《文选》中尚有个别作品与原作家别集所载同作详略不同，如卷三十八任昉《为褚咨议蓁让代兄袭封表》善注曰:“然此表与《集》详略不同，疑是稿本，辞多冗长。” （第139页） 李善将此作与《任昉集》同作核对后，发现二者文字详略较大。崇贤以为:此乃稿本与定本之异。笔者以为，不管李善判断如何，但他肯定了《文选》收录的任昉此表与《任昉集》中所载的此表文字详略不同，这就足以说明《文选》选录此表时并非是从《任昉集》中直接选出者。
第四，按《文选序》“类分之中，各以时代相次”之言，《文选》中作品排列顺序当依作者卒年为序。但是，今本《文选》编次中尚有少数作品顺序误倒。
1.曹植《公诗》善注曰:“赠答、杂诗，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疑误。” （第283页） 今案:王粲（177—217） ④ ，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
2.左思《招隐诗》注曰:“杂诗左居陆后，而此在前，误也。” （第309页） 今案:陆机（261—303），左思（252—306），二者相较，此诗位次有失，善注言是。
3.曹植《七哀诗》注曰:“赠答，子建在仲宣之后，而此在前，误也。” （第329页） 今案:王粲（177—217），曹植（195—251），二者相较，植诗当列粲诗后，善注言是。4.潘岳《河阳县作二首》注云:“哀伤、赠答，皆潘居陆后，而此在前，疑误也。” （第373页） 今案:潘岳（247—300），陆机（261—303），二者相较，潘作当居陆作前，故此诗位次不误。而《选》赋哀伤类陆机《叹逝赋》位次潘岳《怀旧赋》、《寡妇赋》之前，《选》诗赠答（二）陆机诗十二首皆位次潘岳《为贾谧作赠陆机》一诗前，误。
5.何劭《杂诗》注云:“赠答，何在陆前，而此居后，误也。” （第419页） 今案:善注指出何劭、陆机二诗在赠答（二）与杂诗（上）中位次有误。何劭（236—302），陆机（261—303），故何劭当列陆机之前。杂诗类，何居陆后，误;赠答类，何居陆前，是。
6.枚乘《上书谏吴王》善注云:“然乘之卒在相如之前，而今在后，误也。” （第551页） 今案:枚乘（?—前140），司马相如（?—前118），枚乘之作当居司马相如之作前，《文选》卷三十九司马相如《上书谏猎》却置于枚乘《上书谏吴王》、《上书重谏吴王》之前，误。善注所言是。
7.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清人何焯曰:“此书在建武中兴之初，而列七子之伍，误矣。”刘盼遂《〈文选〉篇题考误》 ⑤ 曰:“案:朱浮、彭宠为东汉建武时人，不宜置于孔文举之后，此昭明误也。宜移此篇于《杨子幼报孙会宗书》之后。”今案:《文选》卷四十一孔融《论盛孝章书》置于朱浮《为幽州牧与彭宠书》之前。朱浮生卒虽不详，但光武帝时曾任幽州牧。孔融为东汉末年人，与东汉初年朱浮相较，其作当置后。故何焯、刘盼遂所言皆甚当。
8.李康《运命论》。骆鸿凯《文选学·义例第二》曰:“论类李萧远《远命论》一首，列《养生论》后。按叔夜卒于魏常道乡公景元三年，而萧远为魏明帝时人，前后倒置，亦误。” （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41页）
除上述为李善注与近人刘盼遂先生所明言的诸作次序外，建安作家王粲、曹植，在诗类二级目录公、咏史、哀伤、杂诗（上）的位次本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
同样，太康作家潘岳、陆机在诗类二级目录赠答（二）、行旅（上）的位次亦不应有异却明显有异:
笔者再举影印本《六臣注文选》 （中华书局1987年版） 一例。《文选》诗类赠答（二），张华《答何劭》诗二首列于何劭《赠张华》之前。五臣注刘良曰:“何劭，字敬祖。赠华诗，则此诗之下是也。赠答之体，则赠诗当为先。今以答为先者，盖依前贤所编，不复追改也。” （同上，第449页） 今案:张华（232—300），何劭（232—302），按卒年列序，华当居劭前，《文选》赠答（二）所列不误，但刘良关于赠答之诗赠诗在前之言相当有理。特别是刘良“盖依前贤所编，不及追改也”之语道出了唐人对《文选》中少数作品次序淆乱的看法。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为唐玄宗开元时人，其说为唐人之说，故当引起学界高度重视。但是，由于五臣注长期得不到应有的公正对待，故历来研究者从未注意过五臣注，即使读五臣注，亦不注意历来为人鄙视的作为五臣之一的刘良的这一观点。笔者以为:刘良此说极是。《文选》出现作品次序颠倒的特殊现象，当是《文选》成书时“依前贤所编”总集抄录且“不复追改”所致。
上举诸作未能依“时代相次”一事，研究者亦曾注意到，但往往对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解释为《文选》并非由一人编纂所致。笔者以为:《文选》部分作品未能以“时代相次”，恰恰是因为《文选》作为再选本，自其他总集中选录成书时，由于疏漏，连同他本所选诸作之顺序亦一并录入，无意中保留了其他总集在以“时代相次”这一问题上的疵漏，因此造成今本《文选》少数作品编次与《文选序》所言相左，在诗赋等二级目录中有关作家位次不能如一的现象。
四 《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名作论
《文选》为萧统据魏晋南北朝前贤总集进行再选编之本，前已详论之，但据前贤总集再选编的工作量若何尚属疑问。若此类再选编所选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诸作，则其工作量当甚小。曹道衡先生《〈文选〉对魏晋以来文学传统的继承和发展》 （《文学遗产》2000年第1期） 以大量实例为证，无可辩驳地说明《文选》所载多历代公认之名作。以《选》赋为例，笔者所能补充者，仅有二则。
严可均《全三国文》卷七十五杨泉《五湖赋序》:“故梁山有奕奕之诗，云梦有子虚之赋。”杨泉是三国末至晋初人，可见司马相如《子虚赋》至三国、西晋时已为名作。《北史·高允传》曰:“允上《代都赋》，因以规讽，亦《二京》之流也。”高允为北魏太武、文成时人，相当于南朝刘宋时期，其模仿《二京赋》作《代都赋》以讽谏，说明《二京赋》亦为北魏文士所重。
结 论
《文选》非朱彝尊所说先编长编再选编成书，而是据前贤总集再选编成书之再选本。《文选》所收诸作，多为“先世茂制，讽高历赏”之作。故《文选》的实际编纂工作量并非很大，以萧统一人之力，再辅之若干助手的辅助性工作，即可较为迅速地完成。但是，由于《文选》所收多为已有定评的名作，故其成书虽易，其价值却因大量选录周秦至齐梁之名作而流播千载。
注释
①《文选》成书与梁代学士的关系，较为复杂，当另文论述，兹不详述。
②冈村繁《〈文选〉编纂的实际情况与成书初期所受到的评价》，载《日本中国学会报》第38集（1986）;又载郑州大学古籍研究所编《中外学者文选学论集》，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③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81页。
④本文作家生卒年，均据曹道衡先生、沈玉成先生《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先秦汉魏晋南北朝卷》，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⑤《国学论丛》第1卷第4号，1928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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