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的文学思想颇受前辈如沈约、刘勰和钟嵘的影响，而有些地方与钟嵘似更相近。不过，他对作家们的具体评论较少，其看法主要体现在《文选》对作品的选录方面。然而通过选取作品的多寡来推测萧统对某些作家的评价，也有一定的困难。因为各个作家所写作品多少不等，再加上时代不同，作品保存数量也有差异。例如三国作家以《曹植集》三十卷为多（《王朗集》三十四卷，但非专业作家）;但比起梁《沈约集》一百一卷，还不足三分之一。即使同时作家，差别也很大，如晋《陆机集》梁时有四十七卷，而《左思集》仅五卷，《张协集》仅四卷。因此《文选》所录某一作家作品的多少，还得考虑其本集篇幅的多少问题。尽管如此，萧统对不少作家评价高低，还是看得出来的。例如作品被收入《文选》最多的三位作家是:陆机、谢灵运和曹植。这三位作家正是钟嵘《诗品》所最为推崇的人物。这种看法虽与钟嵘相同，但与刘勰就可能略有差别，因为《文心雕龙·明诗》中说“兼善则子建、仲宣，偏美则太冲、公干”，似对西晋诗人更重左思;《才略》论西晋作家，盛推左思、潘岳而谓“陆机才欲窥深，辞务索广，故思能入巧，而不制繁”，显有批评。看来刘勰对这些作家的评价也许更近前面提到的谢灵运的意见。再看《文选》不录谢庄、汤惠休二人之诗，这和钟嵘把二人列入“下品”，也很一致。但另一些齐梁作家就未必这样看，如江淹作《杂体诗三十首》，亦拟谢庄、汤惠休之作，并不赞成“论甘而忌辛，好丹而非素”。不过，更主要的还在于《文选》对一些重要作品的选录。从这些作家现存的作品来看，《文选》的取舍，恐对某些作家不无偏爱。例如《文选》收陆机诗五十二首，现在我们阅读陆机所有的现存之作，似已难发现再有什么可以称道的诗。相反地，他某些已经入选的作品中有些似未必很出众，如《乐府》中的《苦寒行》，全仿曹操，很少独创性;《长歌行》的“逝矣经天日，悲哉带地川”，似刻意求对，不免板滞。《挽歌》三首，其实较之陶渊明之作，颇见逊色，而《文选》对陆诗取三首，陶仅三首选一。但《文选》对曹植、谢灵运的诗，恐未必如此，以“乐府”而论，曹植现存乐府中，可选者尚不少，五言如《鰕鱼旦鰕鱼旦篇》、《吁嗟篇》、《远游篇》、《种葛篇》，杂言如《当墙欲高行》等，似均不在陆机入选乐府之下。谢灵运的情况亦复如此，至少像《游岭门山》、《过白岸亭》、《白石岩下径行田》、《过瞿溪山饭僧》、《石门岩上宿》诸首，皆有极好的佳句，而未能入选。当然，对一部选本来说，原不必对每个作家的好诗尽行收入，笔者亦绝无指责《文选》之意，只是感到萧统对陆机的爱好，似更甚于曹植和谢灵运。这大约和他更欣赏陆机那种“尚规矩，不贵绮错”的文风有关。在这一点上，他大约跟齐高帝萧道成说的“但康乐放荡，作体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诸语有点类似。这自然是代表着主张“典雅”者之论。

如果我们再看《文选》选取颜延之和鲍照两家之诗的情况，也可以看出这一倾向。《文选》录颜诗二十一首，录鲍诗十八首，从数量上看，颜已多出鲍三首。这一点和历来读者的印象大不相同。宋代严羽早已说过“颜不如鲍”的话，此语深得人们认同。我们再看颜延之入选之作其中有六首乃朝廷应制的诗，还有两首乃《宋郊祀歌》，这些可以说是典型的“庙堂文学”。我们虽不必全盘否定这类作品，但它们是力求典雅而不尚华美却不言而喻。在颜延之这些诗中，最为人爱读的无过《五君咏》，其次是《北使洛》和《还至梁城作》。其他诸首虽不能说不佳，但“雕缋满眼”之感，究亦难免。《文选》所收鲍照诗应该说多为佳作（但《数诗》为文字游戏）。应该承认，其所取鲍照的徒诗和八首乐府诗都属名篇。我们亦无意要求《文选》囊括鲍照一切好诗，但鲍诗中一些奇险生涩之作如《行京口至竹里》、《发后渚》、《岐阳守风》等均未入选也体现了萧统尚典雅的倾向。最足以显示萧统尚典轻丽的例子，也许是对鲍照乐府的态度。原来《文选》所录鲍氏乐府诗，仅限于五言的《相和歌辞》和部分为当时士大夫所熟习的《杂曲歌辞》，至于鲍照所拟作的一些“吴声歌”、“西曲歌”及另一些《杂曲歌辞》也都没有入选。事实上鲍照诗之被称为“超丽”、“险俗”，往往突出地表现在那部分乐府诗中。因为“吴声”、“西曲”那些歌辞虽号为“清商曲辞”，在东晋和宋齐二代有的已被乐官演唱，有的亦早在民间流行。但这些作品和一些文人的拟作，《文选》一律不取。一部分《杂曲歌辞》如《行路难》，虽产生时代较早，亦绝少为士大夫所爱好。《世说新语·任诞》注引《续晋阳秋》云:“袁山松善音乐，北人旧歌有《行路难曲》，辞颇疏质。山松好之，乃为文其章句，婉其节制。每因酒酣，从而歌之，听者莫不流涕。”此曲虽经袁山松改写，但晋宋乐官并未加以演唱，其他士人亦以袁的爱好为怪僻。现在来看鲍照的《拟行路难》十八首，确实代表了一种风格，如“奉君金卮之美酒”、“璇闺玉墀上椒阁”

诸首，确实代表着“雕藻淫艳”的特点;“泻水置平地”、“对案不能食”诸首则笔力刚劲，亦有“发唱惊挺”之特点;“春禽喈喈旦暮鸣”一首，风格颇似说唱文学，一些人谓鲍诗“俗”，大约指的就是这一类诗和拟“吴声”、“西曲”之作。这些诗在艺术上自有其无可否定的价值，且代表着鲍诗的一个方面。萧统根据自己的艺术趣味不喜此类作品，不必深责，但以此说明他确有“崇雅黜靡”的倾向则无疑问。

《文选》所收齐梁作家的诗数量不及西晋和刘宋，亦有“崇雅黜靡”之用意，因为“永明体”兴起以后，作诗讲究“三易”和“圆美流转”，因此用辞趋向平易，用典减少，显得重丽而轻典，因此可以入选之作相应减少。例如“永明体”的代表作家谢朓的诗二十一首，和颜延之数量相等;沈约诗十三首，为数更少;王融的诗，甚至一首不录。这和他某些前辈及稍后一些人的看法很不一样。如沈约就称叹谢朓说“二百年来无此诗也”;《诗品》记齐梁间人说谢朓“古今独步”;而萧统胞弟萧纲，也称“谢朓、沈约之诗”为“文章之冠冕”。究其原因，是由于齐梁以后，文风丕变，诗歌日益受到南朝民歌的影响，趋向华美平易，不尚典雅。后代论者多谓谢朓已开近体及唐人先河，如宋严羽谓“谢朓之诗，已有全篇似唐人者”;明钟惺谓谢朓诗不及陶渊明、谢灵运处，在不如二人之“厚”;又谓他的诗“业已浸淫近体”;王世贞谓谢朓不如谢灵运，不仅“材力小弱”，而且灵运“气古”，谢朓“气今”;清陈祚明则谓谢朓诗虽巧妙，而“启唐欲近”，有着“古变为律”的趋势。这些都和萧统崇尚典雅的要求不合。不过，诗至齐梁，已无人足与谢朓、沈约抗衡者，同时谢、沈之作，亦不尽为新体，亦有颇近古体的长篇，这些作品中好诗亦复不少。如谢朓的《敬亭山诗》、《休沐重还道中》、《和伏武昌登孙权故城》、《和王著作八公山》等;沈约的《宿东园》、《游沈道士馆》、《早发定山》等，其诗风皆取法谢灵运。这些篇章占了《文选》所录沈、谢之作的一大部分。相反地，谢朓诗中被唐人所激赏的作品如《冬绪羁怀示萧咨议虞田曹刘江二常侍》、《和宋记室省中》 （参阅《文镜秘府论·南卷·集论》） 未被选录，同时也没有选录其《同王主簿有所思》、《玉阶怨》、《王孙游》诸诗。应该指出:谢朓在文学史上的贡献是多方面的，《文选》所录诸作，代表他“承先”的一面，而为唐元兢等所称赏的几首，则代表着他“启后”的一面，仅取其一种似难见谢朓的全貌。当然，《文选》不取《玉台新咏》所录沈、谢诸人的咏物诗，则是无可非议的。这些诗仅属搬弄辞藻和典故，几同文字游戏。

《文选》对沈约诗的选录，其情况与谢朓类似。不过沈约有一部分杂言诗，如《六忆》、《八咏》，对后代文人有其影响，应具很高的艺术价值。其中《六忆》或可因写艳情不取，但《八咏》并非“艳诗”。这恐怕是由于这种诗体不合当时常规，被视为“不典正”而未能入选 ① 。和沈、谢同为“永明体”创始人的王融，其诗竟一首也未被收入《文选》。王融是萧统的合作者刘孝绰的舅父，且是最早赏识刘孝绰的人，所以笔者过去对此颇觉奇怪。现在看来，其故大约就在王融的诗虽云讲究用典，近似任昉，但其题材和文风，均近于新变，故与《文选》宗旨不合。王融作品中像《玉台新咏》等书所录小诗如《思公子》、《王孙游》等，亦颇清新可喜，而最为突出的大约就是元兢据以指责《文选》的取舍“非无舛谬”的两首《古意》（“游禽暮知反”、“霜气下孟津”）。这两首诗确为好诗，但未被《文选》所录亦可理解。首先，齐梁人对王融似重其文而轻其诗，如《诗品》就把王融和刘绘同入“下品”，说他们“并有盛才，词美英净，至于五言之作，几乎尺有所短”，即能文而不工诗。这评价未必允当，但萧统的看法大致与此相同。其次，元兢所提到的两首诗，内容均写男女相思之情。这种题材在晋宋时代虽亦有一些，不算太多，齐梁以后才逐渐盛行，而写这种题材者，文风又多近新体，萧统对这种题材，本不赞成（如《陶渊明集序》之于《闲情赋》），所以《文选》很少收录。再次是这两首诗所以得到元兢等人欣赏，正在于巧妙地表现了一些细腻之情，这种情调也是元嘉以前大家们所很少写到的。所以要求“典”而不太求“丽”的萧统不予收录。

《文选》所录诗文基本上止于梁天监十二年（513）沈约逝世之年，比沈约后死者之作，《文选》只收了三家六篇，其中刘峻、陆 亻 垂 之作共五篇，皆为骈文;只有徐 悱 的《古意酬到长史溉登琅邪城》一首为诗。徐 悱 年辈诚较沈约等人为晚，但此诗从题材到风格都取法汉魏，与《文选》所录刘宋袁淑的两首拟古诗及南齐虞羲的《咏霍将军北伐》等诗相类，纯属古体。所以其入选亦不背《文选》“崇雅黜靡”的宗旨。历来治选学者关于《文选》的断限问题，似更注意其不收何逊、柳恽和吴均之作。唐人窦常就认为《文选》不录何逊之作，是因为《文选》成书时何逊尚在;近人骆鸿凯则认为不收柳恽、吴均之作是因为他们的诗失于轻艳。不过，何、柳、吴三人卒年本可考知:柳卒于天监十六年（517），吴卒于普通元年（520），何逊卒年亦不会晚于普通初，比刘峻、徐 悱 和陆 亻 垂 要早。如果刘、徐、陆的诗文可以入选，而柳、何、吴未入选，自当与其人尚在无关。柳恽等三人中，历来多数论者均以为何逊的成就最高，但唐人中也有人认为“柳吴兴名屈于何，格居何上”之论 （见皎然《诗式》） 。吴均兼擅骈文和小说，成就不限于诗。但其诗虽号称“清拔有古气”，而被传诵之篇，实不如何逊。不过何逊诗中名句大抵为“夜雨滴空阶，晓灯暗离室” （《临行与故游夜别》） 、“露湿寒塘草，月映清淮流” （《与胡兴安夜别》） ，或“薄云岩际出，初月波中上” （《入西塞示南府同僚》） 等，诗虽好，却比谢朓、沈约之作，更近唐音。我们今天从整个文学史发展的轨迹来看，对这种诗句，应予较高评价。但在萧统时代视之为轻华而不够典雅，当亦可理解。柳恽的名句大约不外乎《梁书》本传所引“亭皋木叶下，陇首秋云飞”及“太液沧波起，长杨高树秋”之类，这些诗亦与唐音相近;至于他那首《江南曲》确亦佳作，但其题材与风格，恐亦不合萧统“崇雅”的要求。吴均诗风与柳、何相近，而传诵之句似少于二人。大抵自天监后期以后，诗风日益由古体向律体发展，技巧日精，而骨力则趋纤弱，艳歌的兴起更非萧统所喜。萧统在《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称他在编《诗苑英华》时，“上下数十年间，未易详悉，犹有遗恨”。他在编《文选》时，基本不取天监十二年以后去世者之作，一方面为了慎重，另一方面也许更由于他对那些文风不甚满意之故。

三

萧统之所以强调“丽而不淫”和“典而不野”，并且在《文选》的编选工作中更倾向“崇雅黜靡”，显然有其历史的和个人的原因。从诗歌史的情况来说，南朝时期确实发生了多次变化，尤其是从刘宋后期开始，许多文人都在诗体创新方面作过多种不同的尝试。例如谢庄之作《怀园引》、《山夜忧》这类杂言诗，虽然影响不大，但也未始不是一种求新的探索，而诗体和后来沈约的“八咏”，显然有许多类似之处。南齐的张融，钟嵘说他“纡缓诞放，纵有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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