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体，然亦捷丰饶，差不局促”，但张融自己并不承认“有乖文体”，认为“夫文岂有常体”，“吾之文章，体亦何异，何尝颠温凉而错寒暑，综哀乐而横歌哭哉” （《南齐书》本传引《门律自序》） 。谢庄、张融的尝试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但至少反映了他们已有求变之心。这也很自然，因为诗歌从东晋末年改变了玄言诗风以来，元嘉的谢灵运、谢惠连、颜延之诸家创造了一个诗歌高峰。正如萧子显所说“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如果没有创新已无法赶上颜、谢诸人的水平。如果说谢庄、张融尚属个人的努力，但另一种新体的出现则更具有深刻的社会原因，所以其影响亦远为广泛和持久。这种新体也就是深受南朝民歌影响的“永明体”和后来的“宫体”这一派诗风。根据一般的理解，“永明体”和“宫体”是两个不同时期的诗派，其题材和风格亦颇有不同，但从历史的发展来看，二者却有着必然的联系。这种诗歌新潮的发源可能较早，据《玉台新咏》所录，仿作南朝民歌似始于孙绰和王献之。孙、王二诗，也许不一定是本人所作，可以姑且不论。但谢灵运的《东阳溪中问答》和鲍照、汤惠休的一些作品则似无可疑。那么南朝民歌之影响诗人至迟也应上推至刘宋。这种影响本属无可避免。我们知道，晋朝自南渡以后，朝廷大权虽仍掌于南来的中原士族之手，但长期与南人共处，却使他们从生活习惯到语言都不能不受南人影响。尽管当时的士大夫们相互谈话，仍操北音，但接触南人时，亦不免学吴语。如《世说新语·排调》载王导作吴语的事例就说明即使高门士族，亦不能完全不懂吴语。《洛阳伽蓝记》卷三载，南齐王肃入魏，仍保持一些南方饮食习惯，自称“乡曲所美，不得不好”。可见就是中原士人，南迁既久，亦已逐渐与南人同化。再说自从东晋后期“北府兵”兴起，朝廷倚仗他们为主要军事力量去抵抗苻坚入侵与镇压孙恩、卢循，由此而刘牢之、刘裕先后任要职，最后刘裕更代晋建宋。这些“北府兵”的军人，主要是东晋南渡之初由今鲁南苏北避难逃亡到今江苏镇江一带的移民。其中如彭城刘氏建立了宋，而兰陵萧氏则建立了齐、梁二代。随着这些皇朝的建立，刘、萧诸姓及其宗族、姻戚和功臣均跻身显贵，打破了原来高门士族独占政权的局面。这些“北府”军人并非高门士族，如刘氏大约本系平民，萧氏也不过地位不高的士族。他们既非朝廷大官或名士，南渡后与吴人长期杂居，已习于操吴语，欣赏吴地乐曲。《玉台新咏》卷十录有《丁督护歌》二首，题宋孝武帝刘骏作，其实是晋宋间民歌。此曲写北府军人随宋武帝北征关中、洛阳而其情人相送江边，其辞显然纯系吴语。足证这部分人虽来自北方，而语言已同吴人。他们的致身显贵，使上层人物对“吴声歌”的态度发生了变化。本来，上层士族对吴语是看不起的，王导讲了一句吴语，即遭刘惔讥笑;对吴歌更为蔑视，《晋书·王恭传》载，谢石曾在司马道子宴会上“因醉为委巷之歌，恭正色曰:‘居端右之重，集藩王之第，而肆淫声，欲令群下何所取则!’”《晋书》这段记载，亦见《北堂书钞》卷一百六引徐广《晋记》，但该书把“委巷之歌”直称“吴歌”，而把“淫声”说作“妖俗之音”。原来这些高门士族，平时讲话都用西晋时洛阳一带流行的中原语言，而在音乐方面惯听的是魏晋以来盛行于上层人物中的所谓“清商三调”，即曹操父子根据汉代《相和歌辞》所改写的中原旧曲。这些旧曲到了宋末齐初已日渐衰落。《南齐书·王僧虔传》载，王僧虔作为中原高门的后裔对这些音乐十分爱好。但过江日久，“情变听移，稍复销落，十数年间，亡者将半”。王僧虔曾上表要求整理和重兴这些旧曲，说到当时“吴声”等曲兴起时称:“自顷家竞新哇，人尚谣俗，务在噍杀，不顾音纪，流宕无崖，未知所极，排斥正曲，崇长烦淫。”立意与王恭不殊，而语气已较缓和。因为此时“吴声”诸曲业已为上层多数人物所接受，而此前的宋孝武帝命鲍照作《中兴歌》十首，已仿近于“西曲”的曲调，而这种音乐之被上层接受更比“吴声”要晚。可见南朝上层对音乐的爱好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各种文学形式中受语言和音乐制约最多的莫如诗歌。音乐上的变化，往往会引起诗歌的变化。何况诗歌本身在当时正如前面所说本想追求创造新体?现在看来，“永明体”的兴起，和“吴声歌”的影响该有密切关系。《南史·王昙首附王筠传》载沈约对王筠伯父王志说:“谢朓常见语云:‘好诗圆美流转如弹丸。’”这种要求和《乐府诗集》卷四十五所录《大子夜歌》“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颇相类似。沈约的“四声八病”之说，钟嵘也有“蜂腰鹤膝，闾里已具”之讥。文人在文体需要改变之际，向民歌学习，汲取营养，以求创新，本无足怪。颜延之斥汤惠休学习民歌“方当误后生”，不免是一种偏见。
上述的情况，说明南朝诗坛的“新”和“旧”之争，由来已久，早在萧统出生以前就已存在。不过，学术和文艺上的“新”“旧”之争自不能与政治上的革新和守旧等量齐观。这里所谓“新”和“旧”的主张有时并不一定有一个固定的人物集团，有些人物在这个问题上倾向于“新”，在那个问题上又可能倾向于“旧”。例如“永明体”的创始人王融，在声律问题上和沈、谢一致，而喜欢用典，又近于颜延之、谢庄。文艺问题上的爱好，又常常决定于各人的个性及兴趣，并不完全受其出身和社会地位来决定。例如王融、谢朓出身中原高门，却可以模仿“子夜吴歌”，而兰陵萧氏的萧惠基却偏爱汉魏旧曲。更应当注意的是对文艺创作和爱好方面的是非、优劣，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新”和“旧”的区别来评价。例如前面提到的颜延之和鲍照、汤惠休的诗风不同，现在看来，“颜不如鲍”虽可论定，但因为他们对民歌的态度而谓颜不如汤，就未必妥当。因为汤惠休作品存者已寥寥，而颜毕竟有若干名作存世。所以萧统编《文选》，多收典雅之作，而较少录华丽之作，也不能说他取舍完全不对。因为当时流行的“新体”和萧统所录的偏于典雅的作品，确实各有所长，未可执此非彼。在这方面，我们不妨把《文选》和《玉台新咏》作一些比较。因为后者多少代表着萧纲及“宫体”诗派的诗风。应该说二书各有是非。《玉台新咏》中收入了像《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羽林郎》、《陌上桑》以及不少民歌，又收录了像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徐干《室思》和王融《古意》等，这些均为《文选》所未收，这不能不说是编者徐陵较少求“典雅”之故。但另一方面，《玉台新咏》选诗仅限艳体，其他题材一律不取也造成了很大局限。现在来看像曹操以及建安七子中的王粲、刘桢，魏嵇康，晋刘琨、郭璞诸家之作《玉台新咏》均未入选，而他们的作品在《文选》中都有收录。又如曹植、阮籍、左思、张协诸人的大多数代表作，《玉台新咏》亦限于题材未能入选，而《文选》所收要全面得多。《文选》所录陶渊明诗，论者多议其收得太少，但较《玉台新咏》仅取一首，毕竟差胜。特别要提到的是二书选录谢灵运、谢朓诗的问题。上面说过，《文选》录二谢诗，亦非无遗珠之憾，但凡入选之作皆为名篇，具有永恒的魅力。《玉台新咏》的情况则不然，谢灵运仅取二首，根本不见大谢特色，亦未必是佳作。《玉台新咏》中所收谢朓诗除与《文选》相同的二首和第十卷中一些短诗外，皆不足反映小谢之长，而《杂咏》五首，尤见平庸。其实《玉台新咏》所录何逊之作，亦非他的传诵之作。《玉台新咏》和《文选》不同，它兼录存者，这样多少保存了梁中叶以后不少人的作品，这是一个功劳。不过，这些“艳歌”中真正称得上佳作者实亦不多。相对来说，即使单从艺术价值而论，《文选》所收还是精于《玉台新咏》，所以历来论者教人读汉魏六朝诗，多提《文选》，却不大提《玉台新咏》。这亦非偶然。
《文选》和《玉台新咏》的比较，也涉及萧统和萧纲文学观的差异。应该承认从文学创作的成就讲，萧纲确实胜过萧统，他写的一些关于妇女题材的诗，确有特色，不但丰富了诗的题材和技巧，在他的影响下，像萧绎、徐陵、庾信诸人也写了不少好诗。因此梁代中后期的“宫体诗”兴起，应该说是继“元嘉”、“永明”之后的又一个高潮。不过，这个高潮似乎没有维持很久。我们常说“梁陈宫体”，的确，“宫体”到陈代尚存在，但陈叔宝诸人实乏佳作。笔者不想全盘否定陈诗，但陈代几个有成就的诗人如徐陵、阴铿的多数作品，大多作于梁时，且其内容未必都属“宫体”;同样，江总存诗不少，而有价值的诗却又作于入陈以前及隋平陈以后。因此给萧纲以正确评价是完全应该的，但因肯定萧纲附带肯定陈代那些“宫体诗”却大可不必。另一方面，萧统尽管在创作方面较少成就，但他所主持编纂的《文选》，却被唐以后诗人奉为圭臬。李白据说曾三次拟《文选》作品，而杜甫也告诫其子要“熟精《文选》理”。李白平生最推崇大小谢，而他所推崇的二谢名句亦多见《文选》。同样地，杜诗中不少名篇，亦常见二谢和其他诗人的影响，而这些诗人之作，多半亦见《文选》。唐代其他诗人的情况大致亦与李、杜相类。当然，萧纲在文学史上亦有影响，为中晚唐的李贺、李商隐等亦有取法“宫体”之处，不过他们从“宫体”中汲取营养的同时，也未尝不受《文选》的影响。所以从整体上讲，萧统在文学史上的作用还是大于萧纲。尽管在创作才能方面，萧纲要优于萧统，但其所擅长的毕竟限于一种题材，而《文选》所包罗的题材则要宽广得多。
萧统和萧纲文学思想的不同除了由于各自的个性外，也因梁武帝对他们的期望和教育不同有关。我们知道:梁武帝在登上帝位以前，亦擅文学，为南齐萧子良“竟陵八友”之一，与谢朓、沈约及王融等相交往，并且写过一些艳诗。但当他做了皇帝又皈依佛教以后，自然不会再去作这种“绮语”。不过像他这样出身于文士的人，在内心中未必对齐梁间出现的艳诗一无爱好。因此在教子时也会有所区别。萧统是他的长子，出生的次年便被立为皇太子，幼年就照帝王的要求来培养，因此他从小就有明山宾这样的名儒伴读。萧纲后来也当了太子是由于萧统的早死，并非梁武帝的初衷。据《梁书·简文帝纪》载，梁武帝曾称“此子，吾家之东阿”，意即希望他成为一个富有才华的藩王。因此相对于萧统来说，萧纲的处境多少要宽松些。萧纲较早到外地任刺史，自然比在宫中有较多自由。他七岁时，“属文好为新变，不拘旧体”的徐摛就来到他身边，萧纲的诗风显然受了徐的影响。梁武帝对徐摛虽不高兴，最后还是听之任之。但此事若发生在萧统身旁，梁武帝恐未必能容忍。在这种不同的教育下，萧统和萧纲的文学思想有所不同自然不足怪。
更值得注意的是，梁武帝在登上帝位后，对儒家经典、历代史籍和许多子书都作了新解。唯独文学方面他除了编过一部《赋集》外，很少亲自涉足，而萧统的《文选》正补其缺。后来隋平陈后，政治上南并于北，而文化上却是北并于南。于是《文选》遂成了唐代士人必读之书。笔者在《南北文风之融合和唐代〈文选〉学之兴盛》 （见《中古文史丛稿》，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中曾经谈到唐初君臣对《文选》的认同和对梁陈“宫体”的批判。这说明作为朝廷，以诗文取士，总得取其典雅之作，而《文选》所录，显然更合其需要。不过，《文选》影响虽大，但唐人向六朝诗的学习却并不局限于此书。杜甫论诗就多次提到庾信和“阴（铿）、何（逊）”，他主张“转益多师”，故能如元稹所说“尽得古今之体势”。在这里像“徐庾体”和萧纲的“宫体”本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这说明齐梁诗歌中各个流派，都各有其不同的贡献，亦不免各有其不足。过去一些人全盘否定“宫体”，不免偏颇;但如果因“崇雅黜靡”而贬低《文选》，亦欠允当!
注释
①《文选》对比较独特的文风多不采录，如自称“文体英绝，变而屡奇”的张融，其作品就未被收入，大约就因为其文体“多为世人所惊”之故，参看《南齐书·张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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