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龙学”已有近百年的历史，本世纪即将结束，21世纪即将来临。在这世纪交替之际，回顾一下近百年《文心雕龙》研究的状况，总结其成绩与不足，这对未来的“龙学”研究不无裨益。

                                              一

    1914-1949年为现代“龙学”的开创期。这一时期处于文本清理和资料积累的阶段，虽然产生了黄侃的《文心雕龙札记》和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两部不朽的著作，但总体研究水平尚低，大部分论著和文章都属于评介性质，缺乏深入的理论研究和问题讨论。当然，这种情况也是草创时期所难免的。
    “龙学”界一般认为：1914年黄侃把《文心雕龙》作为一门学科搬上大学讲坛，标志着现代意义“龙学”的诞生；而他为授课撰写的讲义《文心雕龙札记》，则成为现代“龙学”研究的奠基作。《札记》从传统的校注、评点中超越出来，开创了把文字校勘、资料笺证和理论阐述三者结合起来的研究方法，给人以全新视野，“从而令学术思想界对《文心雕龙》之实用价值，研究角度，均作革命性之调整”（李曰刚《文心雕龙斠诠》）。全书重点落在三十一篇主旨的阐释上，因为黄氏学殖深厚，又颇具创作经验，故其主旨探求多有创获，对《文心雕龙》现代文学理论研究启迪尤甚，至今仍是《文心雕龙》研究的必备参考书。
    范文澜的《文心雕龙注》是紧随黄侃《札记》而出的又一部“龙学”研究力作，被认为是《文心雕龙》研究史上的一座里程碑。梁启超曾为之序云：“其征证详核，考据精审，于训诂义理，皆多所发明，荟萃通人之说而折衷之，使义无不明，句无不达，是非特嘉惠于今世学子，而实有大勋劳于舍人也，爰乐而为之序。”“范注”是《文心雕龙》注释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开始，它继承黄侃的三结合研究方法，在校注方面网罗古今，择善而从，上补清人黄叔琳、李详的疏漏，下启今人杨明照、王利器的精审，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重要意义。此外，“范注”之被视为《文心雕龙》研究史上划时代之作，还得力于以下三点：一是“范注”开始重视释义研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名词概念和理论术语作了较为清晰的阐释；二是“范注”仿裴松之《三国志注》和刘孝标《世说新语注》的体例，对刘勰所论作品“悉为抄入”，这不仅有利于对原文的理解，而且便于读者翻检；三是“范注”在《文心雕龙》理论研究方面提出了一些具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深刻见解，如关于《文心雕龙》写作方法受到释书影响的问题，关于《文心雕龙》结构体系的问题等，都对后来的研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虽然“范注”还存在一些明显的不足，中外学者为之增补驳正者代不乏人，但是“范注”至今仍是最通行的《文心雕龙》读本，仍是“龙学”入门的阶石。
    《札记》和“范注”的相继问世不仅揭开了现代“龙学”的序幕，而且为现代“龙学”研究确立了一个高水准的起点，致使本期其它一些《文心雕龙》注释和研究著作显得黯然失色。例如：叶长青的《文心雕龙杂记》(1933)、庄适选注的《文心雕龙》(1934)、朱恕之的《文心雕龙研究》(1944)、杜天縻的《广注文心雕龙》(1947)等，在《文心雕龙》研究史上虽小有贡献，然均未产生什么影响。其中只有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48)颇具特色，解放后修订重版产生较大影响。
在现代“龙学”开创期的三十多年中，发表了《文心雕龙》的研究文章近百篇，其中有关校注的二十余篇，序跋评介和书后札记约三十篇，涉及理论研究的约四十篇。“总的看来，这些文章的基本特点是鲜有深入的专题研究，大多是一般性的概述泛论。虽有论通变、论史学、论隐秀等几个专题，也很少作理论上的探讨。”（牟世金《“龙学”七十年概观》）尽管如此，还是有一些文章值得重视，如杨鸿烈的《〈文心雕龙〉的研究》、吴熙的《刘勰研究》、刘节的《刘勰评传》、梁绳祎的《文学批评家刘彦和评传》、李仰南的《〈文心雕龙〉研究》杨明照的《梁书·刘传笺注》等。这些文章在高度赞扬刘勰和《文心雕龙》的同时，还涉及到刘勰身世的考证，《文心雕龙》一书的性质，《文心雕龙》与佛教的关系，刘勰的批评观等一系列问题，为后来深入的专题研究奠定了基础。

                                              二

    1950-1964年为现代“龙学”的发展期。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和发展，本期的“龙学”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主要表现在：校、注、释方面的力作相继出现，为普及而进行的今译工作初见成效，论文的数量、质量和视野都较前期有了很大的提高。
本期《文心雕龙》校注、释义方面的重要著作有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新书》(1951)、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1958)、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1962)。《新书》为作者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时写成，所谓“新书”，取法刘向，谓如先秦古籍一经刘向校勘，遂称之为“新书”。该书为巴黎大学北京汉学研究所出版，国内很少流传，后经作者加工，改名为《文心雕龙校证》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80年出版，方在“龙学”界广为流传。《校注》是在清人黄叔琳注和李详补注的基础上进行“校注拾遗”，全书先印《文心》原文，次附黄注和李氏补注，末以作者的校注拾遗殿后。该书贡献有三：一是首次完全地征录了李详补注全文，使广大读者在补注很难见到的情况下得以窥其全貌；二是补“范注”之罅漏，校字征典更精更细且多发前人所未发；三是附录“历代著录与品评”、“前人征引”、“群书袭用”、“序跋”、“版本”五个部分，以见《文心雕龙》在历史上的流传与影响并给研究者提供相当多的便利。《校释》初版时为适应教学需要，对《文心》篇次有所调整；新版则恢复原书篇次顺序，校字释义也有较大的增补。该书主要价值在释义方面，作者已不满足对本文的字句校勘和典故引证，而是在黄侃《札记》的基础上，沿着释义的路子向前拓进，力求阐明刘勰论文之大旨，发挥本文幽深之意蕴，使《文心》义理阐释向前迈进了一大步。牟世金说：“从1955年到1964年的十年间，出现了《文心雕龙》研究的全新面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和刘永济的《文心雕龙校释》，是这十年内《文心雕龙》研究的重要收获。两书都是他们多年研究的硕果，在国内外都有深远的影响。”
    解放后，特别是五十年代末六十年代初，《文心雕龙》受到越来越多的人的喜爱和关注，为满足广大读者的阅读需求，本着古为今用的原则，《文心雕龙》的今译工作艰难地起步了。当时《文艺报》主编张光年同志率先开始了语体翻译的尝试，接着周振甫在《新闻业务》、赵仲邑在《作品》、刘禹昌在《长春》上，分别连载发表了《文心雕龙》部分篇目的翻译。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陆侃如、牟世金合译的《文心雕龙选择》（上下）和郭晋稀翻译的《文心雕龙译注十八篇》于1962-1963年相继问世，成为我国最早的《文心雕龙》译本。这两部普及性的译本，都采用直译方式，译文深入浅出，对当时读者学习《文心雕龙》有较大帮助。
    本期理论研究的专著只有陆侃如、牟世金《刘勰论创作》(1963)一部，而且其中译注还占了一半。但是单篇论文却取得了较大的成绩，在十五年的时间里，共发表论文一百八十多篇，其中前十年约有三十篇，而后五年多达一百五十篇。这些论文大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对《文心雕龙》进行分析和研究，虽有生搬硬套的公式化痕迹，但在理论上确有不少新的突破。在对《文心雕龙》进行全面综合论述的文章中，刘绶松的《〈文心雕龙〉初探》和郭绍虞的《试论〈文心雕龙〉》值得重视。两文作者都试图在新观点和方法指导下，立足于现代文论，对《文心雕龙》的理论价值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尽管两文的行文特点和论证方法各有不同，但还是得出了不少相似的结论。例如，两文作者都认为刘勰是根据儒家进步的文艺思想来建立“接近现实主义的文学理论”，反对齐梁“内容上的颓废主义和形式上的唯美主义”，通过宗经复古以求通变革新，追求思想内容与形式技巧的辩证统一。
    这一时期的许多论文涉及到《文心雕龙》的专题研究，其中刘勰的思想、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风骨和艺术构思等几个问题的研究比较突出。刘勰的思想是本期讨论的热点之一。关于刘勰的思想是儒家还是佛家、唯物还是唯心，形成了两种对立的意见。吉谷《〈文心雕龙〉与刘勰的世界观》一文认为：刘勰的“指导思想是儒家朴素唯物主义思想”。张启成《谈刘勰〈文心雕龙〉的唯心主义本质》一文认为：“佛教思想是刘勰的主导思想。因此贯穿在《文心雕龙》中的一些主要观点也必然会受这主导思想所支配。”所以，《文心雕龙》的“基本核心却是唯心主义的”。除张启成主佛家思想外，大部分学者，如刘绶松、陆侃如、杨明照、王元化等，都主儒家思想；认为唯心的还有炳章、曹道衡等，但主唯物的仍属多数，如陆侃如，祖保泉、翁达藻等。其实，思想问题是个复杂的问题，宗教派别与思想属性、世界观与文学观之间都不能简单地划等号。所以，论者一般都不绝对地认为刘勰就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就是完全的儒家或佛家。然而，受时代的影响，论者一般都有“唯物”倾向伟大、“唯心”接近渺小的思想意识。
    为配合当时文艺界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结合创作方法的研究，本期“龙学”研究中很多论者也对《文心雕龙》中涉及的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前面提到的刘绶松和郭绍虞两文都肯定《文心雕龙》接近于现实主义，后来陆侃如、牟世金又发表《刘勰有关现实主义的论点》一文，比较全面地总结了《文心雕龙》中的现实主义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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