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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中国《文心雕龙》研究的回顾与反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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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43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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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论。同时，一些论者也注意到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述。葆福和广华的《刘勰对于浪漫主义的态度问题》、陈鸣树的《刘勰论浪漫主义》、陆侃如和牟世金的《刘勰有关浪漫主义的论点》、张碧波的《刘勰的浪漫主义创作论初探》等文，都对《文心雕龙》中的浪漫主义因素进行了分析。这些分析基本以《辨骚》、《夸饰》为依据，认为刘勰已经接触到浪漫主义精神。但是，在有关刘勰的浪漫主义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刘勰是否已明确认识到浪漫主义的特征以及他对浪漫主义的态度是排斥还是赞同等问题上，分歧仍然很大。
有关“风骨”内涵的讨论争议最大、分歧最多。黄侃在《札记》中曾提出“风即文意，骨即文辞”的论断，开“风骨”研究之先河。对黄侃意见或赞同或反对，或发展或修正，形成本期有关“风骨”讨论的二十多种观点，归纳起来约有四类：一是舒直提出的与黄侃安全相反的意见，即“‘风’就是文章的形式，‘骨’就是文章的内容；而且‘骨’是决定‘风’的，也就是内容决定形式。”这种观点未免简单武断且有标新立异之嫌。二是基本赞同黄侃的意见但又有新的补充和发展，如有人认为：“‘风’是对文章情志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骨’是对文章词语方面的一种美学要求”。代表人物有陈友琴、商又今、吴调公、郝昺衡、陆侃如、寇效信等。三是认为“风骨”皆指内容而言，并无文意文辞之别。代表人物有廖仲安、刘国盈、郭晋稀、潘辰、曹冷泉、郭预衡等。持此论者多据《附会》篇“情志为神明，事义为骨髓”一语立论，认为“风”指“情志”，“骨”指“事义”，“风骨”并属内容。然而，脱离《风骨》篇而言“风骨”，结论自然难安。所以有人说“把《风骨》篇中的骨解释为情志或事义，那是无论如何也讲不通的”。四是把“风骨”与风格联系起来，认为“风骨”是刘勰推崇的“标准风格”、“理想风格”，或是风格形成的条件、方法。各种观点竞相呈放，各家新说聚讼纷纭，终于使抽象而又复杂的“风骨”问题的讨论在整个《文心雕龙》研究中的比重占了第一位。《光明日报·文学遗产》290期（1959年12月6日）还特别发表了编辑部的《关于“风骨”的解释——来稿综述》一文，介绍一些未发表的文章的基本观点，同时指出讨论应“从大处着眼，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尺度实事求是地（最好多举作品实例证明）评述我国文学理论遗产，不要只胶着在个别词汇的解释上”。
除上述三个专题外，《文心雕龙》中的艺术构思问题也受到论者的关注，杨明照的《刘勰论作家的构思》、张文勋的《刘勰对文学创作的形象思维特征的认识》，就是这方面的重要文章。另外，对《神思》篇的研究也与这一问题相连，主要文章有宋漱流的《飞腾吧，想象的翅膀——读〈文心雕龙·神思〉篇》、梁宗岱的《论〈神思〉》、黄海章的《读〈论神思〉》、王元化的《〈神思篇〉虚静说柬释》等。还有《辨骚》篇为何列入“文之枢纽”，《鎔裁》篇的“三准”论以及刘勰的美学思想等问题，也都有专文研究。
“龙学”发展期在不少问题上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受当时政治气候的影响，论者对刘勰思想和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问题的研究，都不同程度地表现出功利主义的倾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时或有之。在“风骨”的研究中，多数文章局限于概念的讨论，不仅缺乏从文化背景、时代风尚的宏观角度对“风骨”进行研究，而且将“风骨”与文学史上大量作品联系起来进行分析的文章也不多。总起来看，本期的“龙学”研究还主要是提出问题、讨论问题，深入细致的理论分析、高屋建瓴的宏观把握还有待于下一时期的“龙学”研究。
三
十年“文革”不仅是一场政治浩劫，而且也使《文心雕龙》的学术研究严遭摧残，“龙学”停滞不前。“文革”结束，“龙学”复兴。1977年以来的二十余年，《文心雕龙》的研究进入繁盛期。据不完全统计，本时期出版的“龙学”专著近七十种，论文则有一千多篇，远远超过前两期的总和。
专著大致可以分为校注译释、理论研究、工具书和论文集四大类。校、注、译、释方面，本期取得了重大成果。王利器的《文心雕龙校证》(1980)和杨明照的《文心雕龙校注拾遗》(1982)堪称《文心雕龙》校勘史上的双子星座。王氏《校证》由原来的《新书》增订而来，该书重在校勘，所据重要版本达二十七种，校订精细，无愧为一部集大成的校本。杨氏《拾遗》取精用弘，参校各种版本、校注本六十种，引用文献六百多种，对前人校注中的疑难讹误多有补正。附录将长期积累的历代著录、品评、采摭、因习、引证、考订、序跋、版本等材料分别辑录，搜罗完备，有“研究《文心雕龙》的小百科全书”之誉。校勘方面值得一提的还有林其琰、陈凤金伉俪为“元至正本《文心雕龙》”和“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所做的“扫叶拂尘”的校勘工作。林、陈二位多年致力于《文心雕龙》唐、宋、元版本的校勘，终成《敦煌遗书文心雕龙残卷集校》（附《宋本太平御览引文心雕龙辑校》）和《元至正本文心雕龙汇校》二书，嘉惠士林，功劳实大。
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1981)是“范注”以来最为完备的白话注释本。该书因其“融会贯通、深入浅出”而备受读者欢迎。以往黄叔琳、范文澜、杨明照三家注皆详于典实，该书则因词、义兼释而形成自己的特色。译注方面本期有较多的著作问世，特别是原先的一些选译本逐渐发展为全译本。例如：陆侃如、牟世金的《文心雕龙译注》(1981)，郭晋稀的《文心雕龙注译》(1982)均是如此；周振甫于本期撰写的《文心雕龙选译》(1980)也很快扩展为《文心雕龙今译》(1986)。此外，赵仲邑、向长清、贺绥世、龙必锟、李蓁非、王运熙等人也都有全译本。诸译本虽然各有特色，但在理解上差异还是太大，以致译文各异，读者难以适从。比较而言，陆、牟的《译注》影响更大一些。因为作者坚持在“读懂原文，搞清本义”的前提下着手翻译，注文不避难点，译文以直译为主，力求表其意蕴，故而读来颇为可信。
校注译释方面还有两部著作值得重视，这就是詹鍈的《文心雕龙义证》(1989)和祖保泉的《文心雕龙解说》(1993)。《义证》的最大特点是取材弘富，校字释义时广泛收集古今中外的各种材料，以求片善不遗，实际带有“集注”的性质。然而在求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选择不够精当的毛病。《解说》是作者在《文心雕龙选析》(1985)的基础上增订扩充而来，该书注释简明而解说详尽。各篇解说均就原文所提出的主要问题展开论证，对历来认为重点、难点问题，更是详加剖析，且多有精解新见，具有长于理论分析的特色。 理论研究方面的专著又可分为综合研究和专题研究两种。综合研究方面有陆侃如、牟世金的《刘勰和文心雕龙》(1978)、詹鍈的《刘勰与文心雕龙》(1980)、张文勋、杜东枝的《文心雕龙简论》(1980)、孙蓉蓉的《文心雕龙研究》(1994)等，这些综合研究大都属于概述一类，既注意“龙学”知识的普及，又不失自己的独到见解，且篇幅适中，于一般“龙学”爱好者大有裨益。此外，牟世金晚年抱病撰写的《文心雕龙研究》(1995)则堪称综合研究中的扛鼎之作，它是牟先生一生《文心雕龙》研究的总结性著作，是对《文心雕龙》的再认识再估价。王元化在该书《序》中说：“书中那些看来平淡无奇的文字，都蕴涵着作者的反复思考、慎重衡量，其立论之严谨，断案之精审，我想细心的读者是可以体察到作者用心的。”
专题研究的范围比较广，涉及到《文心雕龙》创作论、风格学、文学史论、美学思想和理论体系诸多方面。王元化的《文心雕龙创作论》(1979)在本期理论研究方面影响最大，该书是黄侃《札记》以来《文心》义理阐释方面令人耳目一新的又一部力作。作者把熊十力“根底无易其固而裁断必出于己”的警句作为理论研究的指导原则，以三个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为具体研究方法，凭借其深厚的国学修养和娴熟的现代美学理论知识，通过严谨细致的考证，全面深入的比较，将《文心雕龙》创作论上升到现代文艺理论的高度，作出了今天应有的科学“裁断”，真正实现了《文心雕龙》阐释由传统由现代的转型。因此，该书不仅为《文心雕龙》研究，而且也为古代文论研究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詹鍈的《文心雕龙的风格学》(1982)，把风格当作贯穿《文心》全书的重要理论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的研究，具有开创性。作者认为“风骨”是刘勰主张的最理想风格，进而详细论述了个性与风格、才思与风格、时代与风格、文体与风格的关系。然而，全面系统地论述风格问题，稍有不慎便会产生庞杂的弊端。正像有人指出的，詹先生把与风格相关的论述都当作风格本身来阐述，显得庞杂而失之准确。张文勋的《刘勰的文学史论》(1984)，则系统清理了刘勰的文学发展史观。该书从论述《文心》中的“文学发展史总论”开始，进而就“先秦文学”、“秦汉文学”、“建安正始文学”、“两晋及宋齐文学”分别展开分析，揭示了刘勰丰富而深刻的文学史意识。略嫌不足的是，该书未能将刘勰的文学史观放在整个古代文论的大背景中加以考察，探索其成因，指明其影响。
《文心雕龙》的美学研究成为本期理论研究的一个热点，与上期只有一篇研究刘勰美学思想的论文形成鲜明对照，本期不仅有三十多篇专题论文，而且还出版了四部专著，即缪俊杰的《文心雕龙美学》(1987)、易中天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赵盛德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论稿》(1988)、韩湖初的《文心雕龙美学思想体系初探》(1993)。缪著试图站在时代文艺理论的高度，运用比较的方法，考察《文心雕龙》的美学思想，指出它在世界美学史上应有的地位。易著是在其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加工而成，作者从文学本体、创作规律和审美理想三个方面着手分析，以揭示《文心雕龙》蕴含的美学理论体系。赵著则在有限的篇幅里探讨了刘勰的美学观、《文心》的美学理论体系和审美理想等问题。韩著重在对刘勰与黑格尔的美学思想进行全方位的比较研究。上述论著都在《文心雕龙》美学思想研究方面进行了有益的探索，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有的分析尚停留在现象的罗列上，缺乏对《文心》深层美学意蕴的揭示和探源；有的论述前后概念不一致，对《文心》美学范畴缺乏精确的理解；有的比较研究显得牵强附会，未能准确把握由中西不同文化特质导致的审美价值和审美理想的差异性。相比之下，最近出版的寇效信遗著《文心雕龙美学范畴研究》，倒是一部功力深厚、考辨精审的《文心雕龙》美学研究专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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