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选》研究领域中存在着不少久为学林所尊奉的成说，随着这些成说重新得到人们的审视、研究、修正，《文选》研究在传统领域中必将出现新的创获。

二 开拓新领域

新世纪的《文选》研究要延续上一世纪末形成的新的学术上升周期，并给它以新的助推力，使本世纪的《文选》研究取得突破性的研究成果，就应当在不断超越旧成说的同时，积极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如果《文选》研究仅仅停留在新一轮学术上升周期之初的某些论题之上，现代《文选》学研究要在新的世纪取得更大的突破已十分困难。从《文选》研究的现实来看，尚存在着许多亟待开掘的新领域。

《文选》学史研究是亟待开展的重要学术领域。《文选》与群经、诸子、“前四史”一样，是旧时文士必课之书。因此，散见于各种典籍之中的《文选》与《文选》学的材料，数量众多。搜集、甄别、研究这些材料，建构《文选》学史，是《文选》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学术史的写作不是简单地排比材料，罗列诸家观点，优秀的学术史往往具有形而上的意义。它可以为我们展示《文选》学的发展历程，展示历代诸家在《文选》研究上的倾向、成就、不足，为新世纪的《文选》研究提供材料与视角。

清代《选》学史资料相当丰富，至今未得到系统清理。周贞亮、骆鸿凯的《文选学》对清代《选》学进行过简单的梳理。但是，周贞亮、骆鸿凯的梳理都产生在七十多年之前，而且周、骆二氏的梳理亦仅仅限于根据各书之序的简单介绍，远谈不上深入的研究。大量散见于文人别集中的《文选》研究资料更未得到全面搜集和整理。

清代《选》学研究多与《文选》校勘、训诂相关，其中，确有许多精到见解。搜集、研究这些资料，是新世纪《文选》今注的基础性工作。不能想象新世纪的《文选》今注未能包融清代《选》学家在校勘、训诂方面的全部优秀成果。

《文选》版本、注释研究也是一个重要的领域。《文选》流传绵长，版本众多，各种版本交互影响，使得今传《文选》诸本的关系极为复杂。

敦煌吐鲁番本《文选》已出版了饶宗颐先生辑录的图版，虽然尚有少数缺失，但此书基本将今存敦煌吐鲁番本《文选》残卷悉数收录。但是，学林对敦煌吐鲁番本《文选》的研究相对滞后，这些本子中有最早形态的李善注本，也有各种白文本，弥足珍贵。

《文选集注》本是今传唐钞本《文选》中保存《文选》注释最为丰富的版本，其中，有久不为人所知的《钞》、陆善经注、綦毋邃注。日本学者对此本的研究成果最丰，国内学者对此本的研究起步晚，成果也较少。

尤刻本《文选》是宋刊《文选》的惟一一部李善注单注本，此本经清人胡克家的校刻，广为流布，影响极广。但是，尤刻本的问题非常多。尤刻本最显著的问题是增注，即尤刻本的李善注和李善保留的二十多家旧注，相对于北宋天圣监本《文选》和秀州本系列的宋刊六家本《文选》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增注。这些增注有些是被秀州本、明州本删除的原北宋监本李善注，有些是李善注中增加了五臣注，有些是违背李善注“同卷再见重出例”和“异篇再见重出例”增注。这些增注是何性质，有何价值，如何处理这些增注，将直接关乎到《文选》今注的整理。对尤刻本增注不作整体研究，见一条增注则处理一例增注，将使我们对尤刻本增注的处理陷于一种盲目状态。只有全面清理尤刻本的增注，理清增注的全部现状，并对增注处理有全盘考虑，才能对尤刻本增注进行妥善处理。这类问题，既有实践层面的操作，又有理论层面的探讨，绝非简单的去留可以解决。

毛晋汲古阁本《文选》，是清初至嘉庆十四年（1809）胡克家本《文选》问世之前，流传最广的《文选》注本，《四库全书》著录的即是此本。但是，今人对汲古阁本的研究相当薄弱，仅有一两篇研究论文论及汲古阁本。虽然很有见地，但是，毕竟不是系统全面的研究，因此，今人对毛氏汲古阁本仍然知之甚少。毛氏汲古阁本是尤刻本系列的重要版本，整理尤刻本绝对不能离开对毛氏汲古阁本的研究。

逐步推出《文选》新注。《文选》是20世纪极少数未有新注本的先唐文学选本之一，新世纪需要推出高质量的《文选》新注。我们殷切期待着这些凝聚着现代《文选》学最新成果的新注陆续推出。但是，此类新注应当解决四大问题:

一是理清今存各本的相互关系，吸收各本的合理成分。《文选》有钞本和刻本。钞本主要是唐钞，唐钞有敦煌吐鲁番本、《文选集注》本、各种旧钞本;刻本有宋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唐钞有白文本、注释本，注释本有单注本和集注本，单注本有李善注本、五臣注本和无名氏注本。刻本之中，有李善注单注本、五臣注单注本和六家本、六臣本的合刻本。《文选》的复杂在于诸本均有不同程度的价值。没有对《文选》各种版本、各种注释的全面研究，没有对李善注、五臣注、六臣注、各种旧注的全面研究，见一本则校一本，见一注则处理一注，显然不适合像《文选》这样版本如此众多、注释如此繁杂的典籍。

二是吸收自唐宋元明清至近现代《文选》研究的优秀成果。由于《文选》选录了自周秦至齐梁的历代名作，始终是历代文人学士研习辞章的最佳教材，加之《文选》的文献价值使历代学者对其钟爱有加，校勘、补注、评点诸方面成果颇丰。近人、今人对《文选》校勘、注释的研究亦相当可观。新世纪的《文选》今注必须吸收历代《文选》研究的优秀成果，这一领域的工作量极大。

三是吸收国际《文选》学界的研究成果。日本《文选》学者在《文选集注》本研究、《文选》李善注研究、唐钞本《文选》研究上取得了多项重要研究成果。斯波六郎、冈村繁、清水凯夫的研究成果已为中国大陆学者所熟知，但是，广岛大学历来是日本《文选》研究的重镇，广岛大学一些学者如小尾郊一、森野繁夫、富永一登等都有上乘的《文选》研究之作，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借鉴。除了上述著名学者的研究成果外，其他学者有真知灼见的研究成果亦应纳入吸收范围。

四是补注。《文选》李善注虽然精审，但是，李善注也需要补充、发展。李善注能否补充?补充后的注释还是不是李善注?如何补注?这一系列的问题也都亟待探讨。

注 释

*本文为河南大学河南省高等院校人文社科开放研究中心项目《现代〈文选〉学史（续）》成果之一。

①参王立群《〈文选〉成书考辨》，载《文学遗产》2003年第3期。

陈庆元评议:

《超越旧“成说” 开拓新领域——关于〈文选〉研究的断想》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超越或者说是突破“成说”，所谓“成说”，就是以往研究《文选》大家公认或基本公认的结论，王文举了《文选》是“十学士”编纂而成和不录存者两个例子加以说明;开拓方面，王文认为学界应着力构建《文选》学的工作，当前有四个方面的事要做:一要做好版本研究，二要吸收宋元以来研究成果，三要吸收国际上的研究成果，四要做补注工作。作者研究《文选》多年，成果丰硕，故熟悉当前《文选》研究状况，论文对《文选》的研究具有建设性的意义，超越“成说”两例的论证也具有说服力。总的说来，论文前半写得较好，后半较一般。论文也可能写得匆忙一点，如有时间，还可以写得更加丰满些。

佘正松评议:

王先生在《文选》研究中成果颇丰，造诣深厚。论文《超越旧“成说” 开拓新领域》不仅是一个研究方法问题，更是一个思维方式问题，即如何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创新，将“选学”研究进一步推向深入。

作者并非空泛而论，他对“选学”研究中影响很大的两个“成说”:一为《文选》是由“昭明太子十学士”编纂而成;二为“《文选》选录作家不录存世者”两个问题作了初步考辩，从而得出了《文选》并非是初选本而是一部根据前贤总集二次选编的再选本，以及“不录存世者”说的三大疑点，因而不能迷信的结论，表现了作者的探索精神，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和学术价值。

在开拓新领域中，作者提出了以下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即《文选》学史的研究;《文选》版本注释研究;逐步推出《文选》新的注本等三大领域的问题，既有启发性，又有针对性、紧迫性，对《文选》研究的深入开展具有重要意义。

这些“断想”有很多闪光之处，但亦还需要进一步充实、细化，如文中提到要进行《文选》的新注，又提出对李善注进行补注，这二者是何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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