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四声”的发明，历来颇多争议。但将“四声”的发明归之于齐永明沈约、周颙诸人，既存在混淆创立四声与使用四声的失误;以佛教之梵呗转读作为四声理论的源头，亦有将音乐之事与文字声韵之事等同的嫌疑，且不符合史实。从现有文献来看，“四声之目”应始于刘宋之末，由王斌首创。
 
【关键词】 四声 发明

四声的发明，不仅是中国语言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重要事情。在其发明之初，其创始为谁，本应是十分明了的;可能由于无论发明者本人或是他人，皆并不十分看重此事，故其现有相关文献中无有明文。直到南朝齐梁之际，沈约等人在文学创作中正式使用“四声八病”规则，文人学士翕然宗之，并由此形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延绵久远的格律诗体，四声的首创权问题方始为社会所重视，而此时该问题已成悬案。于是异说纷纭，各执一词。至近代以来，陈寅恪先生著《四声三问》，以为四声的发明人虽为沈约、周颙等人，但其根据则在于佛经之转读;而四声的创始时间及创始人问题遂再度成为学界争议之焦点。笔者认为，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发表以后，论者普遍注意从佛教与语言文学的关系等广阔的文化视野来考察四声的发明，无疑已是一个重大的进步，但人们在讨论“四声之目”时，似乎有意无意地混淆或忽视了许多问题，如“四声之目”的发明与四声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之不同、佛经梵呗转读与四声性质之差异、由“四声之目”的出现到“四声八病”说的历史演变问题等。而如果不对这些内容先加甄别，欲讨论所谓“四声之目”的问题，则可能会治丝益棼。

一 四声发明于南齐永明诸人说之误

四声的发明时间及创始人，虽自古以来众说纷纭，无有定论，但细究起来，历代众说又有异中之同者，即其结论之时间不出南齐永明之际，创始人则可归纳为沈约发明，周颙首创，沈约、周颙、王融、谢朓、刘绘诸人共同创立说 ① 。这些观点，有的是互相排斥的，如你若认定“四声”为周颙发明，就不能同时认为“四声”是沈约或王融首创;有的则是具有综合前人成说的性质，如《梁书·庾肩吾传》所谓王融、沈约、谢朓始用“四声”之说。但如果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以上诸说实有异中之同，这就是它们都将“四声”发明的时间定为齐梁之间，而创始人则为齐“永明体”著名诗人。

将四声的发明时间和首创者归之于南齐永明年间的周颙、王融、沈约或其诸人的共同创造，如果仅仅从史实上加以考辨，即使可以提出足够的反证，也不足以说明这些结论的错误;而如果将从史实考证与从逻辑或理论上的考察结合起来——这就是历史与逻辑统一的方法，则似乎可更清楚地看出前代成说的症结。

细绎前人所说四声发明的论据，我们认为，论者似乎有意无意地混淆了两个概念:文字音韵上发明四声和文学创作中应用四声的不同。换言之，四声的发明，乃属于文字音韵上的新成果，而文章“始用四声”，属文学创作领域创作方法之运用。具体来说，古代文献中真正言及发明四声的地方，实只有沈约《四声谱论》“起自周颙”与宋人阮逸注《中说·天地》所谓“四声起自沈约”之说;其余诸人所言，仔细推敲，实乃论四声应用于文学创作之始，故有所谓起自沈约、周颙、谢朓、王融、刘绘诸人之说。如《南史·陆厥传》“汝南周颙善识声韵，为文皆用宫商，以平、上、去、入为四声，以此制韵”云云，所说的就是周颙很擅长语言声韵之学，并依其规则“为文”，使用平、上、去、入“四声”，而非是周颙首次发现了“四声”规则并创为“四声之目”。又如沈约的《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灵均以来，多历年代，虽文体稍精，而此秘未睹。”灵均，指屈原，乃一诗人，而非音韵学者，说屈原不懂“四声”是可以的，但已嫌苛责;但如果说屈原以来的诗人们没有将音韵学的成果及时运用到创作实践中去，不管这种指责是否符合事实，至少作为对诗人的要求有其合理性。而沈约所说，正是就诗人的创作而言的，而非就文字音韵之学立论。这从后面“文体稍变”中的“文体”一词即可见出。故王国维《五声说》一文云:沈约等人“四声之说专主属文，不关音韵”。近人郭绍虞亦谓:“只是永明文学上的声病说，而不是永明文字上的声韵说。这二者固然有联系，但也必然有分别，因为这是看问题的两个不同的角度。” ② 至于说钟嵘《诗品序》、《梁书·庾肩吾传》、《南史·陆厥传》等，明言“齐永明中，王融、谢朓、沈约，文章始用四声，以为新变”，即明显只是就诗歌创作中应用四声而言，而非指发明四声，故不可视为关于四声之发明时间和首创者的观点。而隋人刘善经《四声指归》云:

夫四声者，无响不到，无言不摄，总括三才，苞笼万象……且《诗》、《书》、《礼》、《乐》，圣人遗旨，探赜索隐，未之前闻。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

刘善经的《四声指归》一卷，原书已佚，但《隋书·经籍志》载有此书，唐代日僧遍照金刚《文镜秘府论·天卷·四声论》引之，故此得而言之。《隋书·文学传》云:“河间刘善经，博物洽闻，尤善词笔，历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传》三十卷、《诸刘谱》三十卷、《四声指归》一卷行于世。”今人饶宗颐先生以《续高僧传》等载释僧旻解“悉昙十四音”，别创“复解”，又著有《四声指归》一书，颇疑刘氏《四声指归》即僧旻之书“传写至于北方，故善经采用其名”而成者 ③ 。而逯钦立先生则径云，由刘善经“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可“知四声之创立实始于刘宋，而齐永明中沈约等人文用宫商则尚在其后也” ④ 。

二 四声发明与佛教梵呗转读

四声发明于南齐永明年间沈约诸人，这一结论乃由文字音韵学成果在文学创作中的应用而论四声的发明，因而在逻辑上存在混淆概念的问题，从而导致了难以克服的理论困难，因此，后来的论者不能不另辟蹊径，试图寻求一条可将语言学上四声的发明与文学创作上四声的应用统一起来的路径，以说明四声之确乎发明于齐永明之际的周颙、沈约诸人。这一努力自近代陈寅恪先生的《四声三问》以齐永明七年竟陵王萧子良集京师善声沙门考音辨声开始，直到今日众多由佛教梵呗转读之影响而论四声之发明者，历久不息。

佛教梵呗转读与四声的发明到底有什么关系?佛教梵呗转读是否直接就导致了四声的发明?回答亦是否定的。

梵呗，即梵音呗匿，梵文写作pathka，意为“止断止息”或“赞叹”，原指佛教徒以短偈形式赞唱佛、菩萨之颂歌，应入管弦，类似中国“合乐”之歌曲。《高僧传》卷十三《经师论》云:“东方之歌也，则结韵以成咏;西方之赞也，则作偈以和声。虽复歌赞为殊，而并以协谐钟律，符靡宫商，方乃为妙。故奏歌于金石，则谓之以为乐;赞法于管弦，则称之以为呗。”赞宁《宋高僧传》卷二十五《诵读论》亦云:“……则知言与音别，所言呗匿者，是梵音，如此方歌讴之调欤?”显然，天竺这种文辞与弦乐合一的佛教艺术形式，在中土虽亦有与之相对应的音乐歌曲，但要同时将其乐曲与歌词译为汉音汉语，则是非常困难的，故《高僧传·经师传》又云:“自大教东流，乃译文者众，而传声者盖寡。良由梵音重复，汉语单奇，若用梵音以咏汉语，则声繁而偈迫;若用汉曲以咏梵文，则韵短而辞长。是故金言有译，梵响无授。”

当然，中土也有小部分僧侣或文人梵汉双解，兼善呗匿，如支谦、康僧会、昙迁、道慧以及齐竟陵王萧子良所招致的“造经呗新声”的名僧等，至于大多数中国僧侣文士，对此则与鸠摩罗什有同感:“天竺国俗，甚重文制，其宫商体韵，以入弦为善，凡觐国王，必有赞德，见佛之仪，以歌叹为贵……但改梵为秦，失其藻蔚，虽得大意，殊隔文体，有似嚼饭与人，非徒失味，乃令人呕秽也。” （《高僧传·鸠摩罗什传》） 歌咏与偈颂既难兼善，于是在中国的佛教界就采取了一种变通的方式:通晓梵音歌咏者可咏歌呗匿，但知汉语汉音者则以一种转读形式诵经。故《高僧传·经师论》又曰:

然天竺方俗，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音。昔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五众既与俗违，故宜以声曲为妙。

通俗地讲，“转读”乃是以一种类似后世私塾教师的唱读方法诵读佛教偈颂，此时的经文听起来虽有“曲折声之妙也” （《宋高僧传·诵读论》） ，但已属于“徒诗”的性质，是诵读者对诵经的一种音乐效果的追求;梵呗则必须与佛曲相配合演奏，它在整体属于音乐的范围、属于佛教音乐的性质。《高僧传·诵经论》云:“若乃凝寒靖夜，朗月长霄，独处闲房，吟讽经典，音吐遒亮，文字分明，足使幽显忻踊，精神畅悦，所谓歌诵法言，以此为音乐者也。”

值得注意的是，佛教的“转读”虽严格地讲不再属于佛教音乐的范围，但“转读”者追求的仍旧是诵读时的音乐效果。而由于汉地佛教僧侣对这种“转读”之特别爱好，业精于勤，遂在佛教僧侣中出现了一批以擅长此道而著名者，而佛教寺院在宣讲佛理之先亦常以此类僧人为先导，故形成了“唱导”职业和“唱导师”。《高僧传》卷十三《唱导论》云:“唱导者，盖以宣唱法理，开导众心也。……至若响韵钟鼓，则四众警心，声之为用也。辞吐俊发，适会无差，辩之为用也。”这说明，如果就“转读”或“唱导”与梵呗或呗匿的关系而言，只是发音器具的差别，即唇吻的“自然的旋律”与管弦的“器乐的旋律”的差别;若就其与语言文字上的平仄顿挫的差别而言，则存在二者之目的和对象上的根本区别，即是单个文字上声调的变化与连续音乐旋律起伏的不同。显然，无论是佛教的呗匿、“转读”还是“唱导”，虽可能为人们认识文字声调上的四声提供某种背景或机遇，但毕竟难以有直接的帮助。有人认为四声的发明，“首先肇自于对中国本土的音律的体会，然后参照了佛教转读的所谓‘缓、切、侧、飞’以及‘起掷荡举、平折放杀’的声调……进而将汉语声调定为平、上、去、入四声的” ⑤ 。这种观点如果作为对四声发明与佛教关系的宏观把握未始不可，如果要进一步落实，则持论者可能会语塞。故唐释皎然《诗式》卷一“明四声”条云:“乐章有宫商五音之说，不闻四声。”饶宗颐先生亦曰:“顾转读重在声，诸天赞呗，皆以韵入弦管，此音乐之事也。” ⑥ 固执音乐上之旋律而求文字声调抑扬之原委，无异于胶柱鼓瑟，其不可必也。

不仅如此，我们从现有文献中还不难发现佛教梵呗、转读与文字音韵之学、特别是四声无关的例证。我们前文曾提及梁代名僧释僧旻著有《四声指归》一书，饶宗颐先生疑刘善经《四声指归》是采用僧旻之成果而成。释僧旻既著《四声指归》，其善声韵及四声自不待言，但如此之人却不解或至少是无意于佛经之转读、唱导。《续高僧传·释僧旻传》云:

释僧旻姓孙氏，家于吴郡之富春。有吴开国大皇帝其先也……七岁出家，住虎丘西山寺，为僧回弟子……年十三，随回出都，住白马寺。寺僧多以转读、唱导为止， 旻风韵清远，了不厝意。

这是深究“四声”不问转读、唱导的例子。同时，又有谙熟乐律，精通梵呗却不解“四声”者，如梁武帝萧衍。萧衍多才多艺，《梁书·武帝纪》记其“六艺备闲，棋登逸品，阴阳、纬候、卜筮、占决并悉称善”。《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梁纪》“天监元年”又载:

上素善钟律，欲厘正雅乐，乃自制四器，名之为“通”。……于是被以八音，施以七声，莫不和韵。

萧衍不仅懂一般的音乐，对佛教音乐与梵呗亦极精通。《隋书·音乐志》记其事云:  

帝既笃敬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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