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就是萧衍这位谙于乐律并精于佛曲之人，却不仅不好，且完全不懂文字音韵上所谓“四声”。《梁书·沈约传》载:

……（约）又撰《四声谱》，以为在昔词人，累千载而不寤，而独得胸矜，穷其妙旨，自谓入神之作。高祖（萧衍）雅不好焉，帝问周舍曰:“何谓四声?”舍曰:“天子圣哲是也。”然帝竟不遵用。

类似的记载又见于《太平御览》卷六百五十五引《谈薮》，此不赘引。此处只想指出，由释僧旻和萧衍这两位颇具代表性人物对佛教梵呗、转读与“四声”音韵之学的睽违，似可以进一步说明佛教梵呗转读与文字上“四声”的发明之间，确实没有必然的、直接的联系，而由佛教梵呗、转读以直接说明“四声”发明之原因，也是无益的。

那么，在中国音韵学史上“四声”的发明到底与佛教有何关系?我们认为这种关系不应从佛教梵呗音乐上探源，而主要地应从随佛教而传入中国的天竺声明之学、特别是悉昙章法中寻求原因。《大唐西域记》卷二记印度的教育内容有声明、工巧明、医方明、因明、内明等“五明之学”。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卷四记“西方之学”曰:

夫声明者，梵云摄拖苾驮，摄拖是声，苾驮是明，即五明论之一也。五天俗书，总名毗何羯喇拏。大数有五，同神州之五经也。一则创学《悉昙章》，亦云《悉地罗窣堵》。斯乃小学标章之称，但以成就吉祥为目，本有四十九字，共相乘转，成一十八章，总有一万余字，合三百余颂。……二曰《苏呾啰》，即是一切声明之根本经也，译为略诠意明……三曰《驮睹章》，有一千颂，专明字元，功如上经矣。四谓《三弃攞章》，是荒梗之义，意比田夫创开畴畎，应云《三荒章》……五谓《苾栗底苏呾啰》，即是前《苏呾啰》释也。乃上古作释，其类实多，于中妙者，有十八千颂。演其经本，详谈众义。尽寰中之规矩，极人天之轨则。十五童子，五岁方解。神州之人，若向西方求学问者，要须知此，方可习余，如其不然，空自劳矣。 ⑦

据此，天竺声明之学乃其“释诂训字，诠目流别”之学 （《大唐西域记》卷二） 。而因梵文乃拼音文字，故此种“小学”科目又必须从拼音字母及拼音法知识学起，这就形成了“声明”中的《悉昙章》。

《悉昙章》作为梵天“声明之学”的基础部分何时传入中国，今固难言其详，但至迟魏晋之时中国已有此学，则是可以肯定的。理由如下:其一，中国古代的反切注音法，乃“在学习梵文中受到梵文字母悉昙的启发，懂得体文（辅音）和摩多（元音）的原理”后创造的 ⑧ ，而反切的创始人不论为服虔、应劭，还是孙炎，均为魏晋或其以前人。其二，梁代释僧祐《出三藏记集》卷三《新集安公失译经录》内已有《悉昙慕》二卷，注云:“先在《安公注经录》，或是晚集所得。”则至迟西晋末释道安所见梵籍中已录有《悉昙》之书 ⑨。其三，东晋末年释法显赴天竺取经，求得《大般泥洹经》六卷，其中有《悉昙》“十四音”、“半字”、“满字”之名，在当时佛学界引起了讨论“十四音”及学习、研究梵文的热潮。谢灵运是竺道生“顿悟义”的信奉者，又曾参与《大般涅槃经》之翻译。《高僧传·释慧睿传》曰:

陈郡谢灵运笃好佛理，殊俗之音，多所达解，乃咨睿以经中诸字并众音异旨，于是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昭然可了，使文字有据焉。

释慧睿曾“游诸国，乃至南天竺界，音译诂训，殊方异义，无不必晓”。谢灵运或以译经时于经中之“十四音”、“半字”、“满字”诸义不解，乃咨慧睿讲解，谢氏已习得“悉昙章法”，故得以著《十四音训叙》，条例梵汉。谢书今已失传，日僧安然《悉昙藏》卷五引“宋国谢灵运云”，学者以为即谢氏《十四音训叙》遗文，其言有曰:

《大涅槃经》中有五十字，以为一切字本。牵彼就此，反语成字。其十二字，两两声中相近，就相近之中复有别义。前六字中，前声短后声长;后六字中无有短长之异，但六字之中，最后二字是取前二字中余声。又四字非世俗所常用，故别列在众字之后。其三十四字中，二十五字声从内转至唇外，九字声从外还内。凡五字之中，第四与第三字同而轻重微异。凡小字皆曰半字。其十二字，譬如此间之言，三十四字譬如此间之音 （按:此处“音”当为“者”之误——引者） ，者以就言，便为诸字。譬如诸字，两字合成名满字。声体借字，以传胡音。复别书胡字。⑩

《悉昙藏》接下便转引了谢氏所罗列之梵文“五十字”。梵文“悉昙五十字”，即其五十个拼音字母。谢氏认为，这五十字中前十二字，除第十一、十二两字庵（am）、痾（ah）为噁（a）、阿（а- ）之余势，不计在内外，加上鲁（r）、流（r）、卢（ī）楼（ī），共为十四音，即《大般涅槃经》所谓“十四音名曰字本”的“十四音”。《悉昙藏》卷二曰:“谢灵运解（前十二字）以后鲁流卢楼四字足之，若尔则成十六，何谓十四?”云:“前庵、痾二字非是正音，止是余势，故所不取，若尔前止有十，足后四为十四也。” 11 即此义也。谢氏又说，梵文五十字，单个皆为半字，拼合则为满字。但半字之中又有区别:前十二字“譬如此间之言”，后三十四字“譬如此间之者”，“者以就言，便为诸字”。这个“诸”字便是“满”字。而拼成一个“诸”字的“言”、“者”两个“半字”又有“体文”与“声势”的不同名称:“言”字相当于今天汉语拼音中的“声母”，是辅音，当时称为“体文”;“者”字相当于今天汉语拼音中的韵母，当时称为“声势”。所谓“声体借字，以传胡音”，是说梵文乃声母、韵母两相拼合而成的拼音文字。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曰:“慧琳《一切经音义》称梵文阿等十二字为声势，迦等三十五字为体文。声势者，韵;体文者，纽也。”亦是此义。

《悉昙藏》所引谢灵运《十四音训叙》之文虽非全篇，但对于我们今天认识晋宋之际中国文字音韵学的发展状况，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首先，此时学者已认定汉语中每个字的字音由声母、韵母拼合而成，且以反语（反切）标注一个汉字字音的方法已普遍运用。所谓“半字”、“满字”、“声势”、“体文”，“牵此就彼，反语成字”，“声体借字，以传胡音”，正是对这一规律的认识。

其次，此时学界不仅已认识到汉语声母、韵母的拼合成字（反切）规律，而且对声母、韵母间（特别是不同韵母之间）发音方法上的差异也已有相当的了解。就梵文而言，“其十二字，两两声中相近，就相近之中复有别义:前六字中，前声短后声长;后六字中无有短长之异，但六字之中最后二字取前二字中余声”。这是说韵母间既有发音长短之别，还有以辅音收尾与以元音收尾者之分。而这种对梵文韵母发音规律的认识，在汉语中亦很容易导致对同一个韵母声调高下曲折及“入声”的发现。谢灵运之时已称韵母为“声势”，应隐含着这种区别在内。章太炎《国故论衡·小学略》又曰:“所谓声势者，谓韵所收之余势，若水之走闾尾也。”虽未明言是声调上之变化，但中国古代文献中的“势”，从来都是表明由人物所处地位而形成的力量，故此处的“声势”，必含有韵母声调由高至低的演变之义。换言之，汉字韵母声调上的平、上、去、入“四声”的变化，虽尚未被明确提出，或者说尚未正式发现，但离发现的时间已经不远了。因为据汤用彤先生考证，北凉昙元谶译北本《涅槃经》在玄始十年，即刘宋武帝永初二年（421），后至宋文帝元嘉中，此本乃传至建业。释僧祐《出三藏记集》与隋朝硕法师《三论游意义》皆谓在元嘉七年（430）始至南朝 12 。谢灵运与慧严、慧观共依南“北本”改治《涅槃》，时间当在元嘉七年之后。唐颜真卿《抚州宝应寺翻经台记》云:“抚州城东南四里有翻经台，宋康乐侯谢公元嘉初于此翻译《涅槃经》，因以为号。” （《颜鲁公文集》卷十四） 即记其事。谢灵运于元嘉八年（431）任临川内史 （《宋书·谢灵运传》） ，若依颜氏之记，则谢客改治《涅槃经》当在元嘉八年到十年（431—433）上半年之间，此时谢氏在临川内史任上，他才有可能在抚州翻经。元嘉十年（433）谢灵运即在广州被杀，这已使他没有可能再深究汉语音韵上声调的演变规律，并发明“四声之目”。但谢灵运的音韵学成就，确已表明“四声”的发明为期不远了。另外，据佛史记载，南朝“建康经呗之盛，实始自宋之中世” 13 ，即是说，如果把佛教的梵呗、转读不作为导致四声发明的直接原因，而只做为当时学术界研究文字声韵的学术背景的话，这种背景在谢灵运活着的时候也尚未形成——“宋末以来，始有四声之目”是必然的。

三 四声的创始者应为王斌

“四声”创始于刘宋之末，具体的创始人自然不能为齐梁之际著《四声谱》一类著作的沈约、周颙、王融之辈，必当早于此数人无疑。而根据现有文献，此人应是很多相关史籍皆提到的王斌。刘善经《四声指归》在叙沈约《四声谱》的内容时，提及另两位探讨“四声”的人，一位是王斌，另一位是甄琛，其言曰:

洛阳王斌撰《五格四声论》，文辞郑重，体例繁多，剖析推研，忽不能别矣。魏定州刺史甄思伯，一代伟人，以为沈氏《四声谱》不依古典，妄自穿凿，乃取沈君少时文咏犯声处以诘难之。又云:“若计四声为纽，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也。”

这里的“四声”，即平、上、去、入四声，自不待言。“五格”，唐皎然《诗式》卷一“诗有五格”条曰:“不用事第一，作用事第二，直用事第三，有事无事第四，有事无事、情格俱下第五。”此处“格”字当指“用事”而言。饶宗颐先生认为“五格，当指五音之宫商”，可备一说 14 。关于甄琛，史载其人字思伯，是北魏人，晚年官任定州刺史。《魏书》、《北史》二书皆有《甄琛传》，且称“其所著文章，鄙碎无大体，时有理诣。《磔四声》、《姓族兴废》、《会通缁素》三论及《家诲》二十篇、《笃学文》一卷，颇行于世”。其与沈约论四声之文，或即《磔四声》之一篇。磔，《字汇·石部》:“磔，裂也。”本指古代分裂肢体的酷刑，此处殆为分析之义。其文今虽不见，但从刘善经《四声指归》引甄琛与沈约关于四声的辩论来看，甄琛的论点似主要为:“若计四声为纽，则天下众声无不入纽，万声万纽，不可止为四也。”似未解沈氏“四声说”中以“四声为纽”或“四字一纽”之义。甄琛《磔四声》所论或即其与沈氏讨论四声之内容。

王斌，刘善经《四声指归》言其洛阳人，著有《五格四声论》，似亦为齐梁时以音韵学名家者。此且不论其所著《五格四声论》，请先言王斌其人。《南史·陆厥传》云:

时有王斌者，不知何许人，著《四声论》行于时。斌初为道人，博涉经籍，雅有才辩，善属文，能唱导，不修容仪。尝弊衣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无复坐处，唯僧正慧超尚空席，斌直坐其侧。超不能平，乃骂曰:“哪得此道人，禄蔌似队父唐突人?”因命趋之。斌笑曰:“既有叙勋僧正，何为无队父道人?”不为动。而抚机问难，辞理清举，四座属目，后还俗，以诗乐自乐。人莫能名之。

与刘善经所言之王斌相比较，《南史》所记至少有两点差异:一、刘善经言王斌为洛阳人，《南史》则云“不知何许人”;二、刘善经言王斌著《五格四声论》，《南史》则云其“著《四声论》行于时”。古书传人特重郡望，王氏郡望之隆莫过于琅邪或太原，今《南史》作者见有“洛阳王斌”之说故而生疑，云其“不知何许人”，亦属情理之中。又，古人著作诸史记载异名亦为常见，无足为怪，故后世多以刘善经所言王斌，与《南史》之载为同一人。由此，王斌应为与沈约、周颙同时之人。因为据《南史》所载，此王斌虽“不知何许人”，但却尝于瓦官寺听云法师讲《成实论》，且与僧正慧超为坐席发生争执。

梁初为《成实论》极盛之时，当时以《成实论》名家者有释道宠、释法云、释僧旻、释智藏等 15 ，一般认为《南史·陆厥传》所载:讲《成实论》之“云法师”，即释法云也。释法云，《续高僧传》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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