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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綱蕭繹年譜•前言》

时间:2009-8-8 16:54:53  来源:不详

梁簡文帝蕭綱(503—551)、梁元帝蕭繹(508—554)兄弟,從後代看來,成就主要留在文學史上。而以宮體詩爲代表的蕭氏兄弟留在文學史上的成就,歷來所受到的評價貶大於褒,相關的研究尚不充分。在人類道德的陽光下,如何無需找一塊陰影地帶,就能夠坦然面對倡導寫作豔情的宮體詩思潮,對於研究者來說,是一個挑戰。《蕭綱蕭繹年譜》的編撰,是筆者應對前述挑戰的一個步驟。

按照筆者的文學史理論,歷史上的文學現象首先應該、也完全可以與其他歷史現象作切割從而獨立出來研究。獨立的文學史自下而上由深層而表面呈現爲長時段的文學觀念史、中時段的文學風尚史、短時段的作家作品史三個層次[①]。筆者過去所做的有關宮體詩的研究工作,大致按這一思路進行。然而,不可否認,生命之樹常青,而理論總是灰色的。生動的文學與理論形態的文學研究之間即存在着類似關係。我們通過抽象與理論的方式刻劃出文學史的真相,同時多多少少也使文學從它原本生存的那個豐富多彩的現實世界有所剝離。《蕭綱蕭繹年譜》編撰的初衷,試圖換一種探討宮體詩的方式,將這一文學現象放回到它本來所處的歷史狀態和位置上,然後我們盡可以再作觀察。以這一方式處理研究對象,可以對一般理論性較強的研究方式容易産生的獨斷傾向有所補償。也希望可以激發更多的想象力。

將宮體詩放回到它原生的世界秩序裏面來觀察,馬上就有類似於“條條大路通羅馬”的感覺出現,論者原來所信奉的教條就不一定那麽強有力了。比如,“宮體”在中大通三年(531)自東宮著名於世時,蕭綱的父親梁武帝的第一反應也是憤怒[②]。可是,爲什麽很快釋然了呢?“鄭衛之音”的宮體詩流行一時,難道是養德東宮的皇太子準備傷風敗俗嗎?不僅悠遠的時間距離可以導致歷史的隔膜,有時,觀察問題的不同立場就可以導致性質完全不一樣的判斷。《蕭綱蕭繹年譜》通過對宮體詩的兩個領袖人物的行事及其環境作深入觀察,以之爲一個客觀對象,讓宮體詩在它的原生的條件下進行自我解釋。總之,以一種“文學史考古”的態度來對待宮體詩這一文學遺産,目的是盡量超越以研究者爲中心的“評價”的研究,達到以研究對象爲中心的“解釋”的研究。

雖說《蕭綱蕭繹年譜》最初是爲了研究宮體詩而編撰,但是,鑒於“年譜”這一著作形式的體例、以及二譜主的特殊身份,他們的一生行事及交遊,廣泛涉及梁朝、特別是梁中後期五十年間政治、軍事、社會、風俗、宗教文化、文學等各方面內容,所以,本譜的範圍事實上超出宮體詩這一單一對象不知幾多倍,頭緒繁多。以下試按蕭綱的文學生涯、蕭繹的文學生涯、蕭氏兄弟的其他學術藝術成就、蕭氏兄弟與梁朝政治的順序敍述其大概。另外,由於本譜取“詳譜”(按:非“廣譜”)的方式,不搞“去粗存精”,力求將所有與蕭綱、蕭繹相關的材料,包括軍國大事、日常瑣事等[③],都網羅進來,所以,既難免枝枝蔓蔓、也一定還有遺漏,盼讀者多指正。

梁簡文帝蕭綱,字世讚,梁武帝蕭衍第三子,昭明太子蕭統同母弟。初封晉安王,昭明太子卒,立爲皇太子,後嗣位。諡曰簡文帝,廟號太宗。蕭綱自幼愛好文學,因爲特殊的身份,以他的幕僚爲主,圍繞在他的周圍,形成了一個主張鮮明的文學集團。隨着蕭綱於中大通三年被立爲皇太子,這一集團的文學影響逐步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公開宣佈並倡導文學史上著名的宮體文學,形成風尚,影響於文學史不止一個時代。

作爲宮體詩的主要倡導者,蕭綱的文學觀念,是在他的文學生涯中逐步建構完成的。追蹤蕭綱的文學生涯,最容易見出宮體詩挺然於世的次第。

第一、在幕僚的熏陶下成長。

蕭綱六歲能屬文,七歲有“詩癖”,是一位早慧的文學少年。但是,蕭綱不同於普通的貴族少年,因爲是皇帝之子,他的文學趣味和他的生活一樣,從年幼出閣時期開始,就與衆多的幕僚聯繫在一起。七歲的這一年,晉安王蕭綱正式出宮,爲雲麾將軍,領石頭戍軍事,開王府,選幕僚。晉安王侍讀徐摛堪稱蕭綱詩歌與文學的啓蒙老師。《梁書》卷三○《徐摛傳》曰:“晉安王綱出戍石頭,高祖謂周捨曰:‘爲我求一人,文學俱長兼有行者,欲令與晉安遊處。’捨曰:‘臣外弟徐摛,形質陋小,若不勝衣,而堪此選。’高祖曰:‘必有仲宣之才,亦不簡其容貌。’以摛爲侍讀。”徐摛與宮體文學的關係,亦見於本傳:“(徐)摛文體既別,春坊盡學之,‘宮體’之號,自斯而起。”這段故事發生在蕭綱初入東宮時。蕭綱從七歲開始,文學上接受的就是徐摛的培養;到蕭綱二十九歲宮體詩出名時,徐摛仍被認爲是宮體詩的老師。由此可見徐摛對蕭綱及蕭綱文學集團的影響。

與徐摛齊名被後代論者稱爲“大徐庾”的庾肩吾,按照《梁書》的觀點,是蕭綱文學集團的代表人物。《梁書》對蕭綱文學集團文學成就與地位的論述,集中論述於《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梁書·文學傳》本傳記載庾肩吾,“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仍遷王宣惠府行參軍。自是每王徙鎮,肩吾常隨府。”晉安王蕭綱初爲宣惠將軍在天監十二年(513),庾肩吾於這年遷宣惠府行參軍,可知他入蕭綱幕府還在天監十二年之前。按照筆者對蕭綱、蕭繹及其幕府的研究,府僚父子、兄弟同入一幕的現象特別多。庾肩吾兄庾於陵於天監九年出任晉安王長史,疑肩吾隨兄同入王府,“初爲晉安王國常侍”亦在天監九年,蕭綱時年八歲。從此,庾肩吾亦跟隨蕭綱幾十年。對蕭綱文學趣味的影響可想而知。

蕭綱早年的文學侍從之臣當中,張率也是值得注意的一位。據《梁書》卷三三本傳記載,張率天監八年初入幕府,此後隨府遷轉,“在府十年,恩禮甚篤。”張率在府實際上是九年,天監八年至十六年,從蕭綱七歲至十五歲,對於一個文學少年的成長來說,應該是非常重要的時期。張率工於詩賦創作,有名於史,天監初年,頗受梁武帝賞識。曾經受敕撰集婦人事百餘卷,令人繕寫,以供給後宮閱讀。張率的這一經驗,究竟是否對蕭綱後來倡導寫作宮體詩的行爲有影響,也是一個有趣的論題。按照蕭綱後來在《與湘東王書》中的評價,他認爲張率(按:張率字士簡)的賦是第一流的。

彭城安上里劉氏是當時一個顯赫的文學家族,劉孺、劉遵兄弟,劉孝儀、劉孝威兄弟都曾入蕭綱晉安王幕府。《梁書》卷四一本傳曰:“(劉)遵自隨藩及在東宮,以舊恩,偏蒙寵遇,同時莫及。”劉遵至晚在天監十三年(514)即蕭綱十二歲這年入幕,至大同元年(535)卒官爲止,在府二十多年。無疑也是見證過宮體文學理想孕育成長過程的重要人物。此外,陸罩的事迹別詳本文下文。其他出入晉安王幕府的文學侍從之臣,還有幾十甚至上百人。總而言之,七歲至十四歲期間,圍繞在文學少年蕭綱周圍的是他的晉安王府的衆府僚,蕭綱在他們的熏陶與培育下成長;文學史上的一代領袖人物,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被他們塑造出來的。晉安王府的文學侍從之臣的代表人物是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

第二,在文壇反思風氣中形成獨立的文學意識。

蕭綱七歲出宮,七至十一歲在京城及其附近做官,十二至十四歲出遠藩,先後擔任荊州刺史、江州刺史。此前只是個兒童少年,若說他已經具備系統的文學理想,不免誇大其詞,最多只能說具有一定的趣味傾向。經排比蕭綱生平事迹,筆者認爲,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四年間,蕭綱返回京城的這段時間,對於蕭綱文學理想的形成可能具有決定性意義。十五至十八歲,通常是一個人的自我意識形成的關鍵階段。這段時間內揚州文壇的風氣以及一系列事件,對蕭綱的影響值得仔細分析。

衆所周知,蕭梁政權是自蕭齊政權禪讓而來的,梁初的文學也與齊代文學一脈相承。對齊梁時代的文人而言,宋代詩人謝靈運名氣極大,是所有人都要面對的近代文學的第一座大山。有趣的是,謝靈運詩歌的缺點明顯,亦人人看在眼裏。已故齊代詩人謝朓的成就,當時已得到普遍認可。活到梁初的著名詩人當中,江淹(444—505)於天監四年去世,但是,“江郎才盡”,江淹的文學成就在他生前已經是昨日黃花,影響力有限。沈約(441—513)穩坐文壇的第一把交椅,早在齊永明年間,沈約已經在所撰《宋書·謝靈運傳論》中將發明詩歌聲律的功勞攬到自己的名下[④],沈約的詩風屬於永明體。若就在梁初文壇的影響力而言,任昉或許比沈約還要大。任昉(460—508)文名盛於齊梁間,與沈約齊名,當時號“任筆沈詩”。但是,當時文、筆有所區分,詩賦是文學世界的“上等公民”,任昉對自己沒有詩名引以爲恨,晚年傾力作詩。昉因博學,詩歌用事成癖,後進受此影響,文章殆同書抄,竟成一時風氣[⑤]。天監年間劉孝標編《類苑》、梁武帝敕編《華林遍略》,編撰類事之書的競爭,雖然未必是任昉詩風的直接影響使然,但是,屬文煊博的需要,一時風會確實是客觀存在的。對於梁初十來年間的文壇風氣,任昉是影響力最大的人物,沈約次之。當時京城士子寫作詩歌,用典的風氣、講究聲律的風氣,都比較盛。

任昉於天監七年、沈約於天監十二年相繼去世之後,天監十六年至普通元年(517—520),十五至十八歲的蕭綱返回並留在京城任職,正趕上文壇對天監初年詩風進行總結與回顧的時期。真正是個歷史的巧合。

天監十一年表上的蕭子顯所著《南齊書》的《文學傳論》,可以想見蕭綱必然是看到的。該論綜述“今之文章”分爲三體,一則出於謝靈運;二則出於傅咸、應璩;三則出於鮑照。這三派文風,在梁初詩壇均有相應者,一則謝靈運體,二則受任昉影響者,三則受沈約影響者[⑥]。子顯對文章三派都有所批評,並提出三派之外的理想的文學。從時隔十年之後蕭綱對蕭子顯的激賞,以及《與湘東王書》與《南齊書·文學傳論》類似的立論傾向來看,蕭子顯對梁初詩壇的分析批判,必然曾經打動青年蕭綱的心。並且蕭綱後來明目張膽倡導宮體詩,與《南齊書·文學傳論》所揭發的“在乎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的文學史邏輯的啓示可能也有關係。

成書在天監十三至十六年前後的論詩名著鍾嶸《詩品》對詩歌用事及聲律說的猛烈抨擊,也是衆所周知。天監十七年蕭綱爲西中郎將、領石頭戍軍事,鍾嶸曾經任西中郎晉安王記室[⑦],是蕭綱的幕僚。這時,新撰成的《詩品》以及鍾嶸對齊梁文學的分析、品評,蕭綱更加不可能不瞭解。這裏錄《詩品》中品任昉、沈約二則評語:“彥昇(按:任昉字彥昇)少年爲詩不工,故世稱‘沈詩任筆’,昉深恨之。晚節愛好既篤,文亦遒變。善銓事理,拓體淵雅,得國士之風,故擢居中品。但昉既博學,動輒用事,所以詩不得奇。少年士子,效其如此,弊矣。”“觀休文(按:沈約字休文)衆制,五言最優。詳其文體,察其餘論,固知憲章鮑明遠也。所以不閑於經綸,而長於清怨。永明相王愛文,王元長(王融)等,皆宗附之。約于時,謝朓未遒,江淹才盡,范雲名級故微,故約稱獨步。雖文不至,其工麗亦一時之選也。見重閭里,誦詠成音。嶸謂:約所著既多,今翦除淫雜,收其精要,允爲中品之第矣。故當詞密於范(雲),意淺於江(淹)也。”這裏,一代文宗都成了任人評說的對象,任昉博學用典,文體淵雅,但是,動輒用事,詩不得奇,末流則文章殆同書抄了。沈約的成就雖爲一代之選,但是,效法鮑照,長於清怨,雖爲閭里少年所重,然於雅麗有所不足。蕭綱在《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之類對近代文學分析與批判的風氣中,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文學趨向與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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