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然，蕭繹府中也有王籍這樣的文學名流，名句“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即寫於蕭繹的會稽太守任。《梁書·文學·王籍傳》：“除輕車湘東王諮議參軍，隨府會稽。郡境有雲門、天柱山，籍嘗遊之，或累月不返。至若邪溪賦詩，其略云：‘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爲文外獨絕。”著名詩人王筠也做過蕭繹的長史，少年蕭繹的文學才華事實上也沒有被耽誤，但是，總地來說，與蕭綱相比，蕭繹的早期教育更有文、學並重的特色。這也可以從他後來學術事業的發展中看出來。

第二，聲名卓著的丹陽尹。

普通三年至七年（526），十五至十九歲的蕭繹任丹陽尹，這是他成長的一個關鍵時期。當年，十五歲的蕭綱回到京城時，讀到的是《南齊書·文學傳論》、《詩品》這樣的新出的新穎的文學評論著作。事隔五年之後，湘東王在京的這五年，文壇的風氣大致趨於多元。昭明太子的東宮文學侍臣扮演着文壇領導者的角色，從文學史演變的角度看，劉孝綽、王筠是“永明體”的繼承者。而文學復古的派別，從湘東王的朋友裴子野的漸趨活躍來看，已經逐步發生影響。另一撥學習“謝靈運體”的作者，以隨湘東王府再回京師的王籍[26]爲例，也有所行動。

年輕的蕭繹優遊於各種風格之間，他與劉孝綽唱和[27]，與裴子野結交，也寫作豔體詩。據本譜考證，蕭繹、何思澄、孔翁歸《班婕妤》詩唱和，應成於湘東王任丹陽尹時期。此一時期，蕭繹受邀撰寫許多碑銘，可以證明他的文章之名已經顯著。

蕭繹在丹陽尹任時，廣泛交結朝士與名流。《梁書》卷四一《王規傳》：“湘東王時爲京尹，與朝士宴集，屬規爲酒令。規從容對曰：‘自江左以來，未有此舉。’特進蕭琛、金紫傅昭在坐，並謂爲知言。”特別是他結交了一批博學的碩儒級的人物，爲他日後的著述事業打下了重要基礎。這裏以《金樓子·序》所稱的四知己及阮孝緒爲例。《金樓子·序》：“裴幾原（子野）、劉嗣芳（顯）、蕭光侯（子雲）、張簡憲（纘），余之知己也。” 裴子野出自南朝著名的史學世家，齊末已著有史學名著《宋略》。子野博學，爲衆所推服。據《梁書》本傳，普通七年，子野經理梁朝國家大手筆，“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麗靡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裴子野文體於普通末、大通、中大通初影響京師文壇甚大，激起蕭綱《與湘東王書》的強烈反撥。已見前節所述。湘東王蕭繹與裴子野交好，又於中大通二年子野去世後爲作《墓誌銘》，對子野的學術、文章成就均致褒美。但是，這未必表示蕭繹一定是文章上的“裴子野體”的信徒。劉顯博學聞名於時，尤精於《漢書》，有“《漢》聖”之名[28]。蕭子雲書法蓋代，又勤學有文，年二十六便撰成奏上《晉書》一百一十卷[29]。《南史》卷五六《張弘策傳》附張纘傳：“元帝少時，纘便推誠委結。” 纘博學，受裴子野推重[30]。《南史·隱逸·阮孝緒傳》：“湘東王著《忠臣傳》，集釋氏碑銘，《丹陽尹錄》，《研神記》，並先檢孝緒而後施行。”亦見蕭繹與阮孝緒的交誼。此節文字又表明，蕭繹當時已撰成《忠臣傳》、《丹陽尹傳》、《研神記》、《內典碑銘集林》諸書。

湘東王任丹陽尹，有良政之名，吏民作“善政碑”，裴子野撰文[31]。在任的最後一年，他還一度代理揚州刺史。

第三， “前在荊州”前半段。

蕭繹於普通七年至大同五年（526—539）、太清元年至承聖元年（548—552）兩度出任荊州刺史。他在《金樓子·聚書篇》中將前一段十四年駐荊時期稱爲“前在荊州”。中大通三年宮體詩興起之前的五年時間之內，蕭繹十九至二十四歲，他的詩賦著述，可考的事迹不多[32]。總體上大致繼續丹陽尹任上的方式，禮賢、立學、結交、養士、著述。衡山侯蕭恪的譏諷，可以從旁證明當時湘東王蕭繹勤心著述，一心想傳名後世。《梁書》卷二二《太祖五王·南平王傳》附子衡山侯恭傳：“恭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尤好賓友，酣宴終辰，座客滿筵，言談不倦。”又曰：“時世祖居藩，頗事聲譽，勤心著述，卮酒未嘗妄進。恭每從容謂人曰：‘下官歷觀世人，多有不好歡樂，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泛水，肆意酣歌也。’”

第四，宮體詩副領袖。

中大通三年以後，自二十四歲開始，蕭繹在文學史上扮演的是“宮體詩副領袖”的角色。蕭綱正位東宮之後不久，即邀請蕭繹與他一起倡導一種新文風。詳情已見前文所述。蕭綱所以這樣做，有兩個原因，一者，蕭綱、蕭繹自幼兄弟情誼特別好[33]。二者，湘東王蕭繹在文章、學術兩方面已經具有出衆的才能與名聲。所以蕭綱要推他作領袖。

對於蕭綱邀請他加入推動新體詩的寫作，蕭繹的回應非常積極。中大通四年，兄弟倆先後作詩和蕭子顯《春別》。中大通六年東宮學士徐陵所編《玉臺新詠》，其中作者有湘東王府的徐君蒨、鮑泉、劉緩等人。大同初年湘東王府僚蕭淑受命編《西府新文》詩集，《顔氏家訓·文章篇》以之爲“鄭衛之音”，顯然是一部類似《玉臺新詠》的著作。可能就是爲了配合《玉臺新詠》而編。今傳《玉臺新詠》收有蕭綱《和湘東王橫吹曲三首》、《和湘東王三韻二首》、《和湘東王名士悅傾城》，武陵王蕭紀《和湘東王夜夢應令》，庾肩吾《和湘東王春宵應令》，劉孝威《奉和湘東王冬曉應令》，鮑泉《雜詠湘東王三首》。僅從這些詩題，就可以看出，在大肆寫作宮體詩的活動中，湘東王蕭繹非常活躍與積極。此外，蕭綱東宮的文學勁將如庾肩吾、徐陵、庾信，都有往來東宮與西府之間的記錄。

    也許論者可以從蕭繹的理論論述中發現他的文學觀念有與蕭綱不一致之處，但是，事實上，梁中大通、大同之後的新文風，是由蕭綱、蕭繹兄弟聯袂領導的。

三

蕭梁皇室儒雅重文，蕭綱、蕭繹在文學之外的其他學術與藝術方面也頗有成就，其中又以綱繹兄弟的玄學、蕭繹的史學、蕭繹的繪畫、綱繹兄弟的五行之學比較重要。

第一，玄學。

文、義之學並稱南朝的顯學，義學即玄學。與對待詩歌類似，蕭氏兄弟在玄學上投注的熱情也非常大。歷史上的梁大同年間，宮體詩風與玄談講學之風之盛，大致並駕齊驅。蕭綱、蕭繹兄弟與其父梁武帝蕭衍一起，充當了大同玄風的重大推手。《梁書·武帝紀》曰：“大同中，於台西立士林館，領軍朱异、太府卿賀琛、舍人孔子袪等遞相講述。皇太子、宣城王亦於東宮宣猷堂及揚州廨開講，於是四方郡國，趨學向風，雲集於京師矣。”《顔氏家訓·勉學篇》回憶說：“洎於梁世，茲風（引按：玄風）複闡，《莊》、《老》、《周易》，總謂‘三玄’。武皇、簡文，躬自講論。……元帝在江、荊間，複所愛習，召置學生，親爲教授，廢寢忘食，以夜繼朝，至乃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吾時頗預末筵，親承音旨，性既頑魯，亦所不好云。” 《金樓子·雜記上》記載大同五年蕭繹自荊州還京師，“其日賦詩”,“其晚道義”。正是一時風氣的寫照。京師、郡國其他講學玄辯的事迹，可以參看本譜的相關內容。這種風氣，至太清、承聖國難之中仍在延續，蕭綱的太子蕭大器臨刑之前仍在講《老子》；西魏大兵壓境、江陵勢如危卵之際，蕭繹亦頻講《老子》，百官戎服以聽。真正到了令人難以置信的地步。或許如前揭《顔氏家訓》所說，“倦劇愁憤，輒以講自釋”，玄談也有消除緊張恐懼的功能。

梁武帝崇佛聞名於史，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梁朝的佛教主要是佛學，佛學的理論，而非實踐的佛教修行，所以，梁朝空前繁榮的佛學，梁武帝一再開講所推動的佛教講經的風氣，某種意義上，亦可以與玄學的發展聯結起來。以本譜所述天監十八年昭明太子蕭統講真俗二諦義，以及蕭綱等人的諮問爲例，其實就是一場玄學辯論。

歷史上西晉亡國，一直有一種說法認爲是玄學清談導致的結果。清談廢事，對於梁朝的滅亡，也有史籍記載直接與玄談的風氣聯繫起來。《梁書》卷三七《何敬容傳》載，太清元年，何敬容遷太子詹事，“是年，太宗頻於玄圃自講《老》、《莊》二書，學士吳孜時寄詹事府，每日入聽。敬容謂孜曰：‘昔晉代喪亂，頗由祖尚玄虛，胡賊殄覆中夏。今東宮複襲此，殆非人事，其將爲戎乎？’俄而侯景難作，其言有徵也。”又有託名陶弘景的詩歌預言玄風再盛終將導致侯景之亂、斷送梁朝：“夷甫任散誕，平叔坐論空。豈悟昭陽殿，遂作單于宮。”[34]

與文學藉文字以傳不同，玄學重在談論，多是口頭之學，保存不多。蕭氏兄弟的玄學著述與成就，今大略可考者如下。《梁書·簡文帝紀》記載蕭綱《老子義》、《莊子義》各二十卷，《隋志》、《唐志》也有著錄，書名、卷數稍異。蕭繹有《周易義疏》三十卷，《老子義疏》十卷，《金樓子·著書篇》自述，主要奉述制義，即演述其父梁武帝對《周易》的見解。唐陸德明《經典釋文·敘錄》：“《老子》，近代有梁武帝父子及周弘正《講疏》，……世頗行之。”證明隋唐之際蕭氏《老子》義仍流行。唐人著述也有引用梁元帝蕭繹有關老、莊的論述。參見本譜附錄《蕭繹著述考》相關部分。

第二，蕭繹的史學。

蕭繹自幼愛讀史書，《金樓子·戒子篇》叮嚀子嗣讀正史：“正史既見得失成敗，此經國之所急。五經之外，宜以正史爲先。”蕭繹注《前漢書》一百一十五卷，是一部精心與費力的著作，可惜不傳。蕭繹可考的著述中，史書的比例也較大。有《孝德傳》、《忠臣傳》、《丹陽尹傳》、《懷舊志》、《全德志》、《繁華傳》、《古今同姓名錄》、《研神記》、《晉仙傳》、《貢職圖》、《荊南志》、《江州志》等。《古今同姓名錄》全書今存。

第三，其他學術。

蕭綱的著述事業，除了前述文學、玄學的成就之外，體現出對雜藝、陰陽五行兩方面的較多興趣。雜藝有《馬槊譜》、《投壺經》、《棋品》、《彈棋譜》之作，五行有《光明符》、《易林》、《沐浴經》、《竈經》、《新增白澤圖》之作。兩部大書《長春義記》、《法寶聯璧》都是集合他人共同編著。顧野王《玉篇》係受蕭綱之命而作。

蕭繹的著述事業，除上述文學、玄學、史學之外，《金樓子》爲傳世名著，已佚兵書《玉韜》蕭繹自我評價較高，其他亦以陰陽五行之書居多，有《洞林》、《連山》、《筮經》、《式贊》、《夢書》等。與蕭綱文學才能比較特出的特徵比較，在學術上蕭繹著述領域廣泛，幾乎是個全能的作者（唯不好雜藝）。

蕭綱、蕭繹較多的陰陽五行著作，大多今屬道教領域。反映了一時風氣。唐初貞觀年間，鑒於陰陽五行雜書太多，唐太宗就曾經下令太常集合諸術士一起進行大肆刊定[35]。

第四，書法與繪畫。

蕭綱、蕭繹二人的書法，雖然唐人都有好評[36]，但是，蕭氏諸兄弟中，書法之名以邵陵王蕭綸最高。蕭繹是梁朝最有成就的畫家之一，尤以人物畫最出色。陳姚最《續畫品》評湘東王曰：“天挺命世，幼稟生知，學窮性表，心師造化，非複景行所能希涉。畫有六法，真仙爲難，王於象人，特盡神妙，心敏手運，不加點治。斯乃聽訟部領之隙，文談衆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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