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之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裴子野只是一個史學之才，文學上沒有任何價值。比照《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述“今之文章”三體，其二曰：“次則輯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睹事例，頓失清采。此則傅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在天監初年，這是任昉影響下文章用典的一派；裴子野的文章，《梁書》卷三○本傳曰：“自是凡諸符檄，皆令草創。子野爲文典而速，不尚靡麗之詞，其製作多法古，與今文體異。當時或有詆訶者，及其末，皆翕然重之。”可知，裴子野文章法古，與任昉的多用古典，雖不完全相同，但在傾向古典方面，可稱爲“同路人”[⑰]。《南齊書·文學傳論》所述“今之文章”三體，其三曰：“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天監初年，這是沈約影響下的一派；誠然，蕭綱所倡導的文學與鮑照的文體是顯然有差別的，但是，“宮體詩”當時就被稱爲鄭、衛之音，所以，若就與蕭子顯所述三體的關係親疏而言，蕭綱的文學趨向略微接近鮑照一派。更應再加上並強調蕭子顯所述的“三體”之外的理想的文學的構想：“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唇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謝體、裴體在當時的流行，在蕭綱看來，都是危害文學的發展的，所以，他呼籲湘東王蕭繹與他一起力挽狂瀾。參照《南齊書·文學傳論》的論述，蕭綱《與湘東王書》所全力闡發的新文學觀念，其基本立場非常清晰：反對“闡緩”（謝體），主張新修辭主義；反對復古（裴體），主張新自然主義；反對質樸（裴體），主張美文學。
中大通三年（531），在梁朝歷史上是個敏感的年頭。那一年皇太子蕭統去世，因爲太子弟蕭綱擢升非次[⑱]，蕭統、蕭綱兩任皇太子兄弟又都是有文學熱情的，所以，論者容易傾向於將蕭綱對當代文學的嚴厲批評直接或間接地與已故皇太子蕭統的文學立場聯繫起來作對立較量的考察。如果尋求對《與湘東王書》的歷史的解釋，這種聯想能得到的支援並不多。首先，蕭綱於普通二年（521）出爲外藩之後，至中大通二年（530）入爲揚州刺史，已九年在藩，尤其後期在雍州七年，遠離京師；初回京師，對京師文體看不順眼，大加鞭撻，可以從文學觀念與趣味的差異上得到理解。其次，若就《與湘東王書》所猛烈抨擊的謝體[⑲]、裴體而論，今可考知爲謝體作者的王籍[⑳]、伏挺[21]，均與蕭統東宮無關。王籍、謝靈運曾孫謝幾卿、庾仲容三人失意任誕，一時相互追隨於京師，《與湘東王書》所譏京師謝靈運體風行，此三人或爲其中一支力量。王籍之外，謝、庾二人雖曾任職於蕭統東宮，但爲時短暫，亦非蕭統文學侍從之臣的主要人物。裴子野雖與蕭統有來往，但是，他的影響力主要是普通、大通年間擔任中書通事舍人期間，因爲爲皇帝撰寫詔令受到讚賞而發生影響的。所以，很難說謝體、裴體與已故皇太子蕭統有什麽重要關係。有趣的是，王籍等三人及裴子野，與湘東王蕭繹的聯繫似乎更多[22]。還可以作爲對照的例子，蕭統東宮文學集團中的代表人物劉孝綽、王筠，當時在文壇也享有很高的聲譽，但是，《與湘東王書》沒有對他們作任何批評。事實上，劉、王都是永明體的傳人，論文學理想的派別，與蕭綱應該大致相同。再次，蕭統名下所編撰的《文選》與蕭綱影響下所編撰的《玉臺新詠》的差異，某種程度上或許也會給論者一些誤導，仿佛兄弟二人的文學觀念有多麽的不一致。事實上是二書的體例不同，《玉臺新詠》本來就是爲倡導豔情詩而編的。如果通選歷代各類別文章，即使由蕭綱授意來選，從《與湘東王書》推崇揚、馬、曹、王、潘、陸、顔、謝、謝朓、沈約的文學史觀來看，結果大概不會與《文選》有多大差距，畢竟《文選》所選的絕大多數文章皆爲當時傳誦已久的名篇。
《玉臺新詠》十卷是蕭綱正位東宮之初開始倡導宮體詩時的一個配合的作品。該書由徐陵於中大通六年（534）編撰成功[23]。
大同元年（535），蕭綱又有“文章且須放蕩”一說提出。《誡當陽公書》：“汝年時尚幼，所闕者學。可久可大，其唯學歟？所以孔丘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若使牆面而立，沐猴而冠，吾所不取。立身之道與文章異，立身先須謹重，文章且須放蕩。”[24]《南史》卷五四《梁簡文帝諸子·尋陽王大心傳》：“（大心）幼而聰明，善屬文。中大通四年，以皇孫封當陽縣公。大同元年，爲都督、郢州刺史，時年十三。簡文以其幼，戒之曰：‘事無大小，悉委行事。’”從《南史》這段史文來看，前揭《誡當陽公書》與“事無大小，悉委行事”一句應同出一書，爲大同元年蕭大心出爲郢州刺史時皇太子蕭綱的誡子書，當時，大心年十三歲，是初次出爲遠藩。梁朝歷史上，年幼的王侯初次出遠藩，父親對王侯本人都要叮嚀鑒誡，對隨行長官亦作仔細吩咐。梁史對此的記載較多，讓人多少感受到隱藏在封建政治背後的親情。比如，天監十三年，年僅十二歲的晉安王蕭綱出爲荊州刺史，以孔休源爲長史，《梁書》卷三六《孔休源傳》：“高祖（按：梁武帝）謂之曰：‘荊州總上流沖要，義高分陝，今以十歲兒委卿，善匡翼之，勿憚周昌之舉也。’……乃敕晉安王曰：‘孔休源人倫儀表，汝年尚幼，當每事師之。’”天監十八年，湘東王蕭繹年十二歲，爲會稽太守，以到溉爲長史，《梁書》卷四○《到溉傳》：“高祖敕（湘東）王曰：‘到溉非直爲汝行事，足爲汝師，間有進止，每須詢訪。’”在這樣的歷史氛圍裏，解釋蕭綱在對十三歲初出遠門的幼兒的誡子書中提出“文章且須放蕩”的見解，確實應當謹慎。
蕭大心自幼愛好文學，《三國典略》曰：“蕭大心，字仁恕，小名英童，與大器同年。十歲並能屬文。嘗雪朝入見，梁武帝詠雪，令二童各和。並援筆立成。”[25]所以，蕭綱所謂“文章且須放蕩”提出的是一個文學寫作方面的意見。關鍵的問題是，這個“放蕩”到底是什麽意思。《三國志·魏書·王粲傳》：“（阮）籍才藻豔逸，而倜儻放蕩，行己寡欲，以莊周爲模則。”《高僧傳》卷四《竺道潛傳》引孫綽曰：“潛公道素淵重，有遠大之量；劉伶肆意放蕩，以宇宙爲小。”《世說新語·任誕篇》注引《竹林七賢論》曰：“是時竹林諸賢之風雖高，而禮教尚峻，迨元康中，遂至放蕩越禮。”《晉書》卷七一《熊遠傳》：“今當官者以理事爲俗吏，奉法爲苛刻，盡禮爲諂諛，從容爲高妙，放蕩爲達士，驕蹇爲簡雅。”《南齊書》卷三五《高祖十二王·武陵昭王傳》：“（武陵王蕭）曄作短句，詩學謝靈運體，以呈上，報曰：‘見汝二十字，諸兒作中最爲優者。但康樂放蕩，作體不辨有首尾，安仁、士衡，深可宗尚，顔延之抑其次也。’”綜合這些用例，可見，“放蕩”原本是就行事而言的，莊子是個放蕩的原型和模範，其實就是行爲不按禮教檢束的典型。竹林名士都是莊子的追隨者。引申到文章方面，齊高祖蕭道成認爲謝靈運的詩歌“放蕩”，是說他作詩“不辨有首尾”，也就是結構不太嚴謹的意思。蕭綱對《莊子》精熟，他用“放蕩”論文章，是指寫文章不要象禮教約束行事那樣拘束。蕭綱對謝靈運詩歌“放蕩”不辨有首尾也是不贊成的，所以他論文章要“放蕩”，用法與前揭蕭道成的不一樣。總而言之，只是說寫文章不要象立身行事那樣拘謹、拘束而已，試圖將“文章且須放蕩”往豔情詩、宮體詩方面理解，可能與原意相左。蕭綱表達文學觀點的資料還有不少，因其難以準確繫年，此處不再贅述。
綜上所述，蕭綱自幼受徐摛、庾肩吾、張率、劉遵、陸罩等幕僚的文學趣味的熏陶。天監十六至普通元年間（517—520），年輕的蕭綱（十五至十八歲）正處於形成文學觀念的關鍵時期，又受到蕭子顯《南齊書·文學傳論》、鍾嶸《詩品》等的影響。晉安王府的文學風氣的特色也許早已有之，但是，晉安王蕭綱成爲文學活動的真正的核心，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因此可以稱爲名符其實的蕭綱文學集團，大約開始於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出爲南徐州刺史之時。普通四年至中大通二年（523—530）蕭綱在雍州刺史任上的時期，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逐步達到高潮。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去世，蕭綱入主東宮，將雍府以來的文學活動推到一個最高層次，蕭綱成爲京城也即梁朝文壇的中心人物。令人矚目的宮體詩風是在這時得到正名的，所謂宮體即“東宮體”。蕭綱文學集團從這時開始以湘東王蕭繹爲副領袖，又得著名文人蕭子顯的加盟。雖然徐摛、庾肩吾這兩位早期健將在東宮初期曾先後離開過東宮，但是，宮體詩風愈演愈烈，終梁之世，又不斷有新人加入。
寫作宮體詩的主張除了與“新變”的文學觀念有關之外，與當時整個的歷史氛圍、與永明體以來文學史發展的趨勢也並不矛盾。宮體詩的倡導、宮體新文學觀念，與當時文學史實際是可以銜接得上的。宮體詩的基本觀念也大致是清晰的：主張“新變”，所以反對復古；主張修辭，所以反對“闡緩”冗長；主張文娛審美的傾向，所以主張“放蕩”，主張美文學。
以蕭綱爲中心的文學群體的活動，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在文學史上有其地位。它推動了文學事業的發展，對於律體的建設及唐詩的繁榮作出了重要貢獻。從雍府時期成長起來的蕭綱文學集團的後起之秀徐陵、庾信，甚至成爲梁朝之後二百多年間文學的偶像。直至九世紀初葉，唐元和年間“元和詩變”的推動者們樹立杜甫的典範地位時，才逐步被取而代之。
二
梁元帝蕭繹，字世誠，小字七符，梁武帝第七子。初封湘東王，梁末大亂，寇沒京師，受密詔爲司徒承制，後即皇帝位。諡曰孝元皇帝，廟號世祖。所生母阮修容諱令嬴。
如前節所述，中大通三年蕭綱正位東宮之初準備倡導新文學之際，蕭繹受邀出任副領袖。蕭綱《與湘東王書》曰：“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這一波宮體詩的浪潮，在文學史上掀起了巨大的波濤。蕭繹的文學生涯，以宮體詩爲標誌來劃分段落，大致也可以分成四節。
第一，文、學並重的早期教育。
自天監十三年（514）受封出閣起，至普通三年（522）入爲丹陽尹止。七歲至十五歲的階段，湘東王蕭繹所受的早期教育，與蕭綱比較，大同小異。蕭繹亦文才早著，六歲能爲詩，《金樓子·自序》：“余六歲解爲詩，奉敕爲詩曰：‘池萍生已合，林花發稍稠。風入花枝動，日映水光浮。’因爾稍學爲文也。”蕭綱、蕭繹文才早慧相似，出閣之後所受的引導略有不同。蕭綱的早期核心幕僚多數是文學之才，比較而言，蕭繹的早期核心府僚在文、學兩方面，似乎“學”更有專長；同時，蕭繹還受到母親的教誨。
蕭繹兩位侍讀賀革、臧嚴，前者出自經學世家，通《三禮》，後者精於班《漢》史學，都不以文學著名。賀革爲梁初名儒賀瑒之子，《梁書·儒林·賀瑒傳》附子革傳：“起家晉安王國侍郎、兼太學博士，侍湘東王讀。敕於永福省爲邵陵、湘東、武陵三王講禮。” 此後，革多數時期隨湘東王出鎮，以至卒官。湘東王在荊州立學，以賀革爲儒林祭酒，講《三禮》，荊楚士夫聽者甚衆。臧嚴自初爲湘東王侍讀，在王府也幾十年之久，直至卒官。《梁書·文學·臧嚴傳》：“嚴於學多所諳記，尤精《漢書》，諷誦略皆上口。王嘗自執四部書目以試之，嚴自甲至丁卷中，各對一事，並作者姓名，遂無遺失，其博洽如此。” 蕭繹年十二勤讀史書的掌故，經《金樓子》、《顔氏家訓》的一再敍述，是廣爲人知的。《金樓子·自序篇》：“吾小時，夏日夕中，下降紗蚊綯，中有銀甌一枚，貯山陰甜酒。臥讀有時至曉，率以爲常。又經病瘡，肘膝爛盡。比以來三十餘載。泛玩衆書萬餘矣。”《顔氏家訓·勉學篇》：“梁元帝嘗爲吾說：‘昔在會稽，年始十二，便已好學。時又患疥，手不得拳，膝不得屈。閑齋張葛幃避蠅獨坐，銀甌貯山陰甜酒，時復進之，以自寬痛。率意自讀史書，一日二十卷，既未師受，或不識一字，或不解一語，要自重之，不知厭倦。’帝子之尊，童稚之逸，尚能如此。”蕭繹愛讀書聚書，重視經、史之學，特別是史學，這一趨向與他的早期教育頗有關係。他的文學趨向，也總是不廢“學”的方面，這是他的特色。
梁武帝沒有立皇后，蕭綱的母親育有包括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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