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通二年至中大通二年共十年的時間內，蕭綱先後出任南徐州刺史、雍州刺史、揚州刺史。其中，雍州七年，爲時最久，對於蕭綱及其文學集團的活動來說，也最重要。雖然蕭綱自幼即是晉安王府的文學集團的中心人物，但是，他成爲一個真正的核心和領袖人物，大概是從普通二年（521）十九歲的蕭綱再度自京城揚州出爲外藩時期開始的。普通二至四年共二年多南徐州刺史任內，蕭綱與陶弘景、何胤這樣的在野的重要人物均有交往；他與幕僚之間則有過一次較大規模的集體遊覽唱和的詩歌活動可考。蕭綱《往虎窟山寺詩》，治中王冏、記室參軍陸罩、前臣刑獄參軍孔燾、州民前吏刑獄參軍王臺卿、西曹書佐鮑至有應和之作。據鮑至和詩“年還節已仲，野綠氣方韶”句，可知時令在仲春。則爲普通三年或四年二月。

自普通四年（523）至中大通二年（530）約七年多的雍州刺史任期，對於蕭綱的政治軍事文學生涯來說，都是最爲重要的歷練。《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敍述蕭綱文學集團的活動及其歷史地位，大約即就雍府至東宮時期而言：“初，太宗在藩，雅好文章士，時肩吾與東海徐摛，吳郡陸杲，彭城劉遵、劉孝儀，儀弟孝威，同被賞接。及居東宮，又開文德省，置學士，肩吾子信、（徐）摛子陵、吳郡張長公、北地傅弘、東海鮑至等充其選。齊永明中，文士王融、謝朓、沈約文章始用四聲，以爲新變，至是轉拘聲韻，彌尚麗靡，複逾於往時。”按：《梁書》此節所述諸人名，“陸杲”應爲陸罩。陸罩在雍藩，頗得晉安王器重。足與徐、庾、三劉並駕齊驅。《南史》卷四八《陸杲傳》附子罩傳：“罩字洞元，少篤學，多所該覽，善屬文。簡文居藩，爲記室參軍，撰帝集序。稍遷太子中庶子，掌管記，禮遇甚厚。大同七年，以母老求去。”《南史》卷五○《庾肩吾傳》：“（肩吾）在雍州，被（晉安王）命與劉孝威、江伯搖、孔敬通、申子悅、徐防、徐摛、王囿、孔鑠、鮑至等十人抄撰衆籍，豐其果饌，號高齋學士。” 蕭綱在雍州，有下令幕府賦詩的記載可考。《三日賦詩教》：“二府州綱紀：今氣序韶明，風雲調謐，豈直洛格嘉宴，金谷可遊，景落興遒，舞雩斯在，咸可賦詩。”[⑧]教稱“二府州綱紀”云云，“二府”指將軍府、寧蠻府，自是在雍州時的稱呼。因此可知該命令作於雍州。

蕭綱的文集，如前揭《南史·陸杲傳》所述，由陸罩編撰。該文集八十五卷，編成於大通元年（527）的雍州府。《隋書·經籍志》集部別集類：“《梁簡文帝集》八十五卷，陸罩撰，並錄。”文集編成之際，蕭綱將文集示張纘，張纘有書謝示集，蕭綱遂又有《答張纘謝示集書》之作。這篇文章的寫作原由與行文方式，都有點依仿歷史上曹植將所作文章示楊修並作《與楊德祖書》故事。二書分別都是作於曹植、蕭綱二十五歲之年[⑨]。所以，如同曹植的《與楊德祖書》一樣，蕭綱的這篇《答張纘謝示集書》其實是對生平創作的一篇總結性論述。書曰：

綱少好文章，於今二十五載矣。竊嘗論之：日月參辰，火龍黼黻，尚且著於玄象，章乎人事，而況文辭可止、詠歌可輟乎？不爲壯夫，揚雄實小言破道；非謂君子，曹植亦小辯破言。論之科刑，罪在不赦。至如春庭落景，轉蕙承風，秋雨旦睛，簷梧初下。浮雲生野，明月入樓。時命親賓，乍動嚴駕，車渠屢酌，鸚鵡驟傾。伊昔三邊，久留四戰。胡霧連天，征旗拂日。時聞塢笛，遙聽塞笳。或鄉思淒然，或雄心憤薄。是以沈吟短翰，補綴庸音。寓目寫心，因事而作。[⑩]

這篇文章“罪在不赦”之前的部分，認爲文章的地位天經地義，批評揚雄、曹植鄙薄文學的觀點。“至如春庭落景”以下的一節，自述自己的寫作，春風秋雨、浮雲明月，是自然季節與物色的感激；賓駕宴集、邊塞征戍，則因事抒情。如果要將這段論述所反映的文學觀念作一立場的定位，從積極的方面可以看到，高度重視文學的價值；從消極的方面看，蕭綱的寫作與風景、遊宴、心情直接相關，所謂“寓目寫心，因事而作”，顯然反對爲文造情，與文學的“古典主義”最不相干。

雍府時期，徐陵、庾信先後加入晉安王幕，對於蕭綱文學集團來說，堪稱一項重大事件。徐陵入晉安王幕，時在普通四年（523），徐陵年十七歲。時陵父摛爲晉安王諮議參軍。大通元年（527），庾信年十五，隨父肩吾入晉安王幕府，釋褐爲國常侍。徐摛、徐陵，庾肩吾、庾信，均父子共事晉安王蕭綱。作爲蕭綱文學集團的後進，徐陵、庾信以卓越的文學成就，將宮體文學的理想發揚光大，後來成爲彪炳文學史的巨擘。直至唐天寶十二載（753），論者舉文詞華麗，仍以“徐庾”爲首。《通鑒》記載，唐前進士劉迺上書中書舍人，批評當時以文詞取士的制度，曰：“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元胡三省曰：“徐陵、庾信，唐正元（按：貞元）、大曆以前，皆尚其文。”[⑪]得其實也。

第四，劃時代的宮體文學。

對於宮體，這裏作一些辨析。所謂宮體，其實可以有狹義、廣義兩種使用與理解。狹義的宮體是“《玉臺新詠》體”，即寫美人與豔情的那種詩，這也是中大通三年宮體開始出名時的本義。鑒於狹義的宮體並不能概括以蕭綱爲中心的文學群體的全部成就，所以，可以推而廣之，用廣義的宮體文學的概念，來作蕭綱文學集團所倡導的詩歌風格體貌特徵的總稱名。蕭綱時代的廣義的宮體文學，是對永明體的整合與發展，形成爲律體建構史上的關鍵階段。蕭綱文學集團的成就，以及蕭綱的文學論述所反映的文學理想，總地說屬於廣義的宮體。並不限於狹義的“《玉臺新詠》體”的範圍。

中大通三年（531），昭明太子蕭統去世，蕭綱正位東宮，從此成爲梁朝中央文壇的領袖人物。晉安王文學集團成爲東宮文學集團，這時，湘東王蕭繹雖然遠在荊州，大略具有蕭綱文學集團副領袖的地位。蕭綱與蕭統同父同母，情義甚篤。蕭綱與蕭繹不同母，但是，兄弟情好亦甚至。蕭綱入爲太子之後，當時賦詩作文，常以“曹丕”比蕭綱、“曹植”比蕭繹。蕭綱、蕭繹真地象曹丕、曹植主導建安文壇那樣攜手領導着當代文壇，中大通後期至大同年間，新文學的風氣有聲有色，流行一時。所以，隋唐之際的論者論宮體詩風的流行，必歸罪於“簡文、湘東”。魏徵《隋書·文學傳序》曰：“梁自大同之後，雅道淪缺，漸乖典則，爭馳新巧。簡文、湘東，啓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揚鑣。其意淺而繁，其文匿而彩，詞尚輕險，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聽，蓋亦亡國之音乎！”

對於蕭綱東宮文學集團來說，蕭子顯（487—535）的加入，是一件不能忽視的事件。蕭子顯爲齊高帝之孫、齊豫章王蕭嶷之子，與蕭梁皇族同族，輩分與蕭綱同，但年長十六歲[⑫]。子顯已於天監年間撰成《南齊書》[⑬]，《南齊書·文學傳論》表明當時子顯對文學已經具有非常成熟的見解。將《南齊書·文學傳論》與蕭綱《與湘東王書》對讀，不難發現蕭子顯、蕭綱是一對文學知音。所以，蕭子顯特別受蕭綱賞識，就不足爲奇了。子顯與蕭綱的交往，目前可考者，多在蕭綱爲太子之後。中大通四年，子顯作《春別詩》四首，太子綱作《和蕭侍中子顯春別詩》，湘東王繹更和太子，作《春別應令詩》。這組詩都見於《玉臺新詠》，是典型的宮體詩。子顯於當世有才名，頗自負。中大通五年，蕭綱曾經讚歎子顯爲“異人間出”。《梁書》卷三五《蕭子顯傳》：“太宗素重其爲人，在東宮時，每引與促宴。子顯嘗起更衣，太宗謂坐客曰：‘嘗聞異人間出，今日始知是蕭尚書。’”蕭綱與子顯交好，亦見張纘《中書令蕭子顯墓誌》：“儲君毓德少陽，情協陳阮。”[⑭]中大通六年，蕭綱主撰的《法寶聯璧》成書，湘東王蕭繹爲作《序》，與修者，《序》作者湘東王繹以下，蕭子顯等共三十七人列名。蕭子顯於大同元年去世，與蕭綱的密切交往雖然可能只有三年多，但是，這一交往值得重視，不應該被文學史論者忽略。

蕭綱入東宮之初，有著名的《與湘東王書》之作。該文爲《梁書·文學·庾肩吾傳》所大段摘錄，是宮體文學的綱領性文件。文中“比見京師文體”云云，說的就是返回京師不久時對京師文體的感想。蕭綱此書作於中大通三年（531）冬季十、十一月間[⑮]，“玄冬修夜”，文中說得也是清楚的。文曰：

  吾輩亦無所遊賞，止事披閱。性既好文，時複短詠。雖是庸音，不能閣筆，有慚伎癢，更同故態。比見京師文體，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玄冬修夜，思所不得，既殊比興，正背《風》、《騷》。若夫六典三禮，所施則有地，吉凶嘉賓，用之則有所。未聞吟詠情性，反擬《內則》之篇；操筆寫志，更摹《酒誥》之作；遲遲春日，翻學《歸藏》；湛湛江水，遂同《大傳》。

吾既拙於爲文，不敢輕有掎摭。但以當世之作，歷方古之才人，遠則揚、馬、曹、王，近則潘、陸、顔、謝。而觀其遣辭用心，了不相似。若以今文爲是，則古文爲非；若昔賢可稱，則今體宜棄。俱爲盍各，則未之敢許。又時有效謝康樂、裴鴻臚文者，亦頗有惑焉。何者？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裴氏乃是良史之才，了無篇什之美。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師裴則蔑絕其所長，惟得其所短。謝故巧不可階，裴亦質不宜慕。故胸馳臆斷之侶，好名忘實之類，方六駮於仁獸[⑯]，逞卻克於邯鄲。入鮑忘臭，效尤致禍。決羽謝生，豈三千之可及；伏膺裴氏，懼兩唐之不傳。故玉徽金銑，反爲拙目所嗤；巴人下里，更合郢中之聽。陽春高而不和，妙聲絕而不尋，竟不精討錙銖，核量文質，有異巧心，終愧妍手。是以握瑜懷玉之士，瞻鄭邦而知退；章甫翠履之人，望閩鄉而歎息。詩既若此，筆又如之。徒以煙墨不言，受其驅染；紙劄無情，任其搖襞。甚矣哉，文之橫流，一至於此！

至如近世謝朓、沈約之詩，任昉、陸倕之筆，斯實文章之冠冕，述作之楷模。張士簡之賦，周升逸之辯，亦成佳手，難可複遇。文章未墜，必有英絕，領袖之者，非弟而誰？每欲論之，無可與語，思吾子建，一共商榷。辨茲清濁，使如涇渭；論茲月旦，類彼汝南。朱丹既定，雌黃有別，使夫懷鼠知慚，濫竽自恥。譬斯袁紹，畏見子將；同彼盜牛，遙羞王烈。相思不見，我勞如何。

全文可以分爲三節來理解。第一節（“吾輩……大傳”）論京師文體儒鈍復古，遠離文學常規。文學應以《風》（《詩經·國風》）、《騷》（《離騷》、《楚辭》）比興爲典範，但是，京師的文體卻學《內則》、《酒誥》、《歸藏》、《大傳》等殷、周的古典。搞得文章“儒鈍殊常，競學浮疏，爭爲闡緩”，蕭綱爲此憤然難平。第二節（“吾既……於此”）續論京師文體，着重批判謝靈運、裴子野二派，並以之與歷代文學典範作家作比較。漢魏晉宋以來歷代的文學正宗，與京師文體的趨向毫無相通之處，但是，謝靈運體的末流、以及裴子野體，竟然在京師文壇流行，簡直是一塌糊塗，作踐紙墨。第三節表達心中的希望。盼望兄弟攜手，繼承沈約、謝朓以來的好傳統，領導文壇走上正確的道路。這篇文章比較透徹地反映了蕭綱的文學理想，對京師文體的批評，也到了鋒芒畢露的地步。文學的本原，在蕭綱看來，是《國風》與《楚辭》及其所代表的比興傳統；歷代文學的典範作者司馬相如、揚雄、曹植、王粲、陸機、潘岳、謝靈運、顔延之，以及近代的沈約、謝朓的成就，蕭綱都是表示尊重的。既然以儒鈍、浮疏、闡緩爲敵對，則所追求的文學風格大致是簡明、鋒利、創新的。對於謝靈運的成就，如前文所述，齊梁作者都充分認識到其地位。但是，謝靈運體的末流，最大的毛病就是“闡緩”，作體不辨首尾。鍾嶸《詩品》論謝靈運“頗以繁蕪爲累”（評語）。《南齊書·文學傳論》論“今之文章”三體，其一曰：“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曠，雖存巧綺，終致迂回。宜等公宴，本非准的。而疏慢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運而成也。”這是天監十一年前後文壇的一體，時至今日，中大通三年，京師文壇仍然有此一體，因此蕭綱評論說：“謝客吐言天拔，出於自然，時有不拘，是其糟粕。……是爲學謝則不屆其精華，但得其冗長。”京師文體的另外一體，看來似乎是當時勢力更大的一體即裴子野體，蕭綱認爲，從文學的角度看，裴子野的文體毫無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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