宣武帝延昌三年（513）崔鸿以“父忧”而解任，赋闲在家。也就是这一年，有“甘露降其庭前树”（见《北史·崔鸿传》）降“甘露”（甘美的雨露）古人认为是祥瑞的象征。是年，宣武帝又以原官职起用崔鸿。“四年（514）复有甘露降其京兆宅之庭树”，于是升为中散大夫。史书中说的“降甘露”之事，虽系迷信，但崔鸿以其超人的才华，使得朝廷对其念念不忘，这倒是事实。

孝明帝正光元年（520），崔鸿又加前将军衔。同时朝廷又命他担任孝文、宣武两朝《起居注》（官名。亦指载录皇帝起居言行之文。）的主笔，这也说明崔鸿的才干是非常受人推重的。他的伯父崔光于宣武帝即位之初，便与李彪共撰《魏书》，崔光为主要史官，也就是《魏书》的总纂。可是，崔光在史任，只是拟定了《魏书》的“编目”，书中的内容资料多不翔实，而且又很匮乏。“徒有卷目，初未考证，阙略尤多”（见《北史》）。对于《魏书》的修撰，其伯父崔光感到力不从心，他常说：“此史会非我世所成，但须记录时事，以待后人！”按其伯父的意思说，《魏书》当代人是修不成的，当代人只能是记录时事，进而写成资料长编，以留待后人去撰写。崔鸿担任《起居注》的主笔后，崔光认为机会来了，他便力举侄子崔鸿担任《魏书》总纂。崔光对侄子的能力和毅力是非常信任和赏识的。在这一点上，已是胜过亲生儿子崔励和崔劼。所以崔光临终前把修撰《魏书》的重任交给了侄子崔鸿。对于崔鸿任史官，孝明帝元诩也是十分信任的。“于孝明五年（520）诏崔鸿以本官修辑国史”（见《北史·崔鸿传》）孝昌初年，崔鸿官拜给事黄门侍郎，不久又加官为散骑常侍，并授齐州大中正。给事黄门侍郎在晋以后是一个重要的文官职，掌管机密文件，备皇帝顾问，与侍中同为门下省的主要官员。散骑朝侍又是时常跟随皇帝左右，规谏皇帝过失的官职。这两个官职，只有皇帝最信任的人才可担任。可知崔鸿当时已是一个与皇帝接触多、关系近，权力很重的人。散骑常侍与黄门侍郎又是文人最企慕的官职，可见，崔鸿获得这个官职是与其超人的才学和崇高的声望分不开的。

崔鸿纂修《魏书》是一项兼职工作，是在其担任给事黄门侍郎、散骑常侍等政务工作的同时而兼职，当然是以前者为主。但他秉承了伯父崔光的遗愿，又受皇帝重托，所以他做这项兼职工作也是不遗余力，非常勤奋的。但可惜的是他没有完成这一浩繁的文字工程。据《北史·崔鸿传》载：“鸿在史甫尔，未有所就，寻卒。”看来，这们伟大的史学家在接受修撰《魏书》的使命不久便与世长辞了。这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这也给后世人留下了更多地惋惜和追念。

四、卓越的业绩

崔鸿是一个以史事为家事，事业心极强的史学家。当时他看到各国兴替频仍，更叠纷繁，各国虽有史书，但体例各异，条贯不一，便决心厘定条贯，将十六国史汇综成书，让这一段历史给后人留一个清晰的脉络和轮廓，这也就是崔鸿编写《十六国春秋》的真实目的。据《北史·崔鸿传》载：“以刘元海、石勒、慕容俊、苻健、慕容垂、姚苌、慕容德、赫连屈子、张轨、李雄、吕光、乞伏国仁、秃发乌孤、李暠、沮渠蒙逊、冯跋等并因故跨僭一方，各有国书，未有统一，鸿乃撰为《十六国春秋》。”（《北史·崔鸿传》）

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着手搜集材料是在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之前的太和年间，后因迁都洛阳的奔波扰攘而将材料大多散失，因而在迁都之后又重新搜集，这使撰写工作受到了很大影响。重新搜集资料期间，崔鸿是无拘道路远近，也不论官方私人，只要有所需资料，便立刻前去索求。据《北史》卷44载：“始自景明之初，搜集诸国史属，迁京甫尔率多分散，求诸公孙，驱驰数岁”。可知，崔鸿因史料的散佚，其撰写工作一度陷于停顿。后来各国史料又基本收集齐全，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北史·崔鸿传》）在各国之史料已撰写成稿后，因缺少《蜀书》而使《十六国春秋》未能完全脱稿。崔鸿为找到《蜀书》又费了七、八年的时间，“辍笔搜求七载于今”。（《北史·崔鸿传》）

崔鸿撰写《十六国春秋》是利用公余时间私下进行的。“谨于吏案之暇草搆此书。”（《北史》卷44）在书稿基本纂成之后，惟恐书中有不符合当朝典章和朝廷意图之处，未敢宣行于世。后来这件事被宣武帝得知，感到很新奇，便派散骑常待赵邕前去索要。并下诏书说：“闻卿撰定诸史甚有条贯，便可随成者送至，朕当于机事之暇览之”（《北史》卷44》）。崔鸿不敢抗旨，便将自己认为“不悖“当朝的部分呈献宣武帝御览。

朝廷的重视，也给崔鸿的撰写工作提供了方便条件。他趁机给皇帝上表，要求朝廷协助他搜寻《蜀书》。他在表中说：“此书（《蜀书》）本江南撰录，恐中国（指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所无，非臣私力所能终得。……久思陈奏，乞敕缘边求采。但愚贱无因，不敢动辄。”（《北史》卷44）崔鸿上表之后，搜寻《蜀书》可能得到了朝廷的协助，到孝明帝正光三年（522），终将这本稀有的《蜀书》找到。至此《十六国春秋》的全部史料已收齐，崔鸿又于公务之余埋头案牍撰写。

崔鸿是一个为官清廉，蓄资无多的清官。平时生活十分艰朴，所以撰写《十六国春秋》的资费很拮据，就连笔墨纸张、灯烛膏火之资也时常接济不上。他在给宣武帝的表中也说到了这一点，“臣家贫禄微，唯任孤力（个人），至于书写之资每不周接。”上表之后，其撰写经费，可能也得到了朝廷的资助。这也从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十六国春秋》的编写质量和速度。

编写过程中，崔鸿在所搜集到的各国史书的基础上，再将“时事”（所搜集的各国史书之外的资料）与各国史书相核对，“删正差误”，把虚妄不实，舛错谬误的部分进行删除订正，使之翔实准确，逐步“定为实录”。尔后，再将核考后的史实资料归录于各国史料“条贯”中。经过细致艰苦的考稽、编撰工作，迄于正光四、五年（523－524），《十六国春秋》全部纂修成书。这部浩繁的史学巨著，从孝文帝太和年间（480年左右）着手，到正光四、五年（523－524）全部竣稿，共用了40余年的时间。可惜这部书当时未有付梓，书稿只是藏在崔鸿的家中。

到孝庄帝永安年间，大约在崔鸿逝世5－6年后其子崔子元“乃奏其父之书于朝廷。他在给皇帝上的表中说：“臣亡考……任属记言，撰辑余暇，乃刊著赵、燕、秦、夏、西凉、乞伏、西蜀等遗载，为之赞序，褒贬评论，先朝之日草搆悉了。唯有李雄《蜀书》搜索未获，阙兹一国，迟留未成。去正光三年购访始得，讨论适讫，而先臣弃世”，由上述可知，在得到《蜀书》将《十六国春秋》全部书稿编成不久，这位伟大的史学家便去世了。其子还在奏表中说道：“凡十六国名为《春秋》，一百二卷，近代之事最为备悉。未曾奏上，弗敢宣流。今缮写一本，敢以仰呈，乞藏秘阁，以广异家。”崔子元呈献给朝廷的书稿是他的手抄本，其父的手稿本仍藏于家中。

年湮日久，世事沧桑。令人惋惜的是，无论藏在家中，还是藏在“秘阁”——国家图书馆中的春秋书稿全都散佚。现在只有清人汤球的《十六国春秋辑补》行世。

史稿散佚，丰功永存。千百年来这位伟大史学家以其卓越的业绩及对中国史学的卓越贡献，一直为人们所追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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