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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与中华文艺复兴

时间:2009-8-8 16:44:03  来源:不详


[编者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取得空前的发展,中国人民充满乐观地面对未来,一个民族振兴的宏伟蓝图越来越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但中外几千年的历史进程证明,任何一个民族的振兴与壮大,都离不开文化的强盛。缺乏文化精神的支撑,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发达局面就不可能持久。而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必将为一个民族开启一个新的时代。进入新世纪,党中央带领全国人民开始了中华民族全面复兴的伟大征程,正是在这一历史性的背景下,我们亮出中华文艺复兴的大旗,萧君和等学者的文章只是一个开头,我们今后将继续为中华文艺复兴摇旗呐喊。

             ——编者

   江泽民总书记在第七次文代会和第六次作代会上的讲话中强调我们要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继续奋斗”,而实现中华民族的的伟大复兴是全方位的,不仅有政治的、经济的复兴,也要有文化的文艺的复兴,所以实现中华文艺复兴势在必行。

    推动和促进中华文艺复兴有现实的要求,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

    (一)中华文艺复兴是以发展为主题之一的当今时代的要求。当今的时代是以和平和发展为主题的时代,发展是时代的主题之一。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国家民族都在努力发展自己,我们国家我们中华民族也不例外。怎么发展自己?江泽民明确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我们必须把增强民族创新能力提到关系中华民族兴衰存亡的高度来认识。”显然,只有大力提倡创新,才能更好地顺应时代主题,发展自己。

    那么,怎样才能达到创新的目的?因素很多,但是,文化氛围、文化环境是一个潜在的、深层次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创新要有成果,出成果要有人才,出人才要有适合创新人才成长的氛围、土壤和环境。优秀人才只有在创新的文化氛围、文化环境中,才能发挥潜能,完成重大成果,开创卓越的事业(参见徐冠华《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3期)。哥白尼、哥伦布、伽利略、马丁·路德、托马斯·莫尔、薄伽丘、拉伯雷、莎士比亚、乔托、达·芬奇、米开朗基罗、拉斐尔等创新人才的创新成果就是在文艺复兴的科技文化艺术高涨的文化氛围、环境中产生出来的。没有文艺复兴的文化氛围、环境,就不可能出现那么多的创新人才、创新成果。

    这么一来,为了适应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为了在创新中发展我们的科技文化艺术,发展我们的国家民族,理应营造出一个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有利于创新的文化氛围、环境。这个文化氛围、环境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正是我们马上就要详细论述到的崇尚科学技术,崇尚文化艺术,崇尚创新突破,以科技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为主要特征、表现的中华文艺复兴。这就意味着,当今的时代主题,要求出现中华文艺复兴。

    (二)中华文艺复兴是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的要求。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个复兴是全面的复兴,是政治、经济、文化都要得到复兴的复兴。反观已经走过半个世纪的复兴路程,我们看到:(1)中华民族的政治复兴正在顺利实现中,标志是:人民共和国建立,人民当了家作了主;政治体制改革正在稳步推进,“依法治国”、“以德治国”的主张正在逐步实现。(2)中华民族的经济复兴正在高歌猛进,标志是: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条能使我国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康庄大道;我国综合国力大大增强,国民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六,人民生活进入小康。(3)文化复兴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但与政治复兴、经济复兴一比较,就显得逊色,显得滞后。以至于从50年代的“文化大跃进”到90年代的“文化大制作、大策划”,从向苏联的“文化一边倒”到走马灯式地演练西方学说,都可以看到文化发展中的依附性品格;以至于在市场经济负面因素冲击下,以价值迷失、道德迷失、行为规范迷失,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纵欲主义成风,贪污腐败屡禁不止为表现的“社会理性缺位”严重;以至于忧国忧民的费孝通先生要说,“现在中国的大问题是知识落后于时代要求”,“没有重视精神的方面”,“物质讲得多,精神讲得少了”(《“三级两跳”中的文化思考》)。

    因此,文化建设、文化复兴至关重要。第一,世界主要国家文明的历史和现实表明,一个国家的强大实质上就是包括科技在内的文化的强大,现代社会的发展在根本上是文化的发展,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强盛,必须重视文化、重视人才,除此别无它路。第二,思想道德素质低下、科学文化素质低下,缺乏理性的人不可能担承现代化建设,特别是全球化、高科技时代的现代化建设的重任。显然,如果不重视这个问题,不扭转文化建设、复兴的“逊色”、“滞后’,不培养出高素质的建设人才来,经济发展就会失去后劲,政治经济的复兴就会被拖住后腿,甚至功亏一篑。

    那么,怎样才能收到文化建设、复兴的实效?按部就班,平平常常地进行建设行吗?不行,一定要推动和促进以科学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为主要特征的中华文艺复兴才行。道理很简单,有了中华文艺复兴,科学文化艺术工作者才能在科技文化艺术普遍持久高涨的文化氛围、环境中,不受与科学文化艺术发展无关的形形色色因素的干扰、影响,潜心钻研,多方交流,大搞创新突破,创造出高水平的丰硕成果;有了中华文艺复兴,人们,特别是青少年才能在因为科技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而形成的浓重理性氛围中受到熏陶,迅速提高自己的进行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一言以蔽之,有了中华文艺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复兴,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才能更好更快地实现。就因为如此,走向复兴的中华民族要求出现中华文艺复兴。

    (三)中华文艺复兴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格局的要求。经济全球化潮流,及至文化全球化潮流已经成了国际格局中的现实,并且正在深入发展中。这种全球化是“双刃剑”,既给我们中华文化带来了向各国各民族文化学习以发展、提高自己的机遇,又带来了西方文化霸权主义企图欺凌、扼杀自己的挑战。必须强调指出,在全球化的潮流下,在各种思想文化的相互激荡中,以美国为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有综合优势,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长期的、严峻的。而且,这种挑战的严峻性已经显露出来,因为在现代西方中心主义的语境中,中华文化不断地走向边缘,以至在文化的许多层面上都受到了西方强势文化的影响。例如,一些学者以追逐重复西方理论思潮,卖弄新鲜的洋术语洋概念而沾沾自喜;在西方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现代主义文化的冲击下,我国人民原本追求的人与人、人与社会和谐的思想境界日渐消失,因而一些人面对真情,变得漠然;面对罪恶,变得置若罔闻。

    显然,选择一种有效形式来回应全球化潮流是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极其重要的事情,而基于下列原因,中华文艺复兴是回应全球化潮流的最佳选择和最好形式:第一,要使作为中华文艺复兴主要特征的科技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成为现实,我们就必须正视全球化潮流,抓住全球化的机遇而努力学习能发展和提高自己的来自各国各民族的先进文化成果;第二,只有通过中华文艺复兴所特有的中华科技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中华文化才能最终摆脱弱势地位,结出能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所认同和喜好的,并且足以回答西方强势文化、文化霸权挑战的丰硕成果;第三,中华文艺复兴是一种历史潮流,以中华文艺复兴潮流回应全球化潮流,“潮流”对“潮流”,是“同质相对”,恰到好处。总而言之,中华文艺复兴是回应全球化潮流的最佳选择和最好形式,而这也说明它的出现是中华民族面对全球化条件下的国际格局的要求。

    历史的启示很多。囿于篇幅,我们在这里只谈欧洲文艺复兴、我国康乾盛世、“五四”运动给予人们的启示。

    (一)欧洲文艺复兴的启示。欧洲文艺复兴是彪炳世界史册的从14至16世纪的新兴资产阶级思想文化活动,是欧洲文化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历史时期,而在当时则是一种汹涌澎湃的历史潮流。“文艺复兴”中“文艺”不是狭义的文学艺术,而是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在内的“文化艺术”,因而欧洲文艺复兴的特征是科学文化艺术的普遍持久高涨。说它“普遍”,是因为它始于意大利,却发展遍及德、法、英、荷等许多欧洲国家。说它“持久”,是因为它持续了从14到16世纪的三百年时间。说它“高涨”,是因为从它那里走出了许多自然科学、人文社会科学、文学、艺术方面的大师、巨人,以及与他们名字联系在一起的放光芒于青史的成果。然而,最可贵的还在于它“复兴”了“以人为中心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点燃了“近代西方人的理性热情”,“理性的力量推动人们不断探索人的潜在能力与创造能力,即‘发现世界和发现人’(伯克哈特语),在这一潮流的推动下,科学文化与艺术文化都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并且奇妙地以哲学理性的共同支点紧密结合在一起”(张光芒《中国文化:是否需要“第四次觉醒”》,《文艺争鸣》1993.3)。欧洲文艺复兴复兴对于欧洲,对于世界的意义是伟大而深远的:因为有了长达三百年的人文主义理性精神的熏陶,欧洲各民族清除了千年中世纪的神学迷雾而拥有了人文主义理性精神传统;因为有了人文主义理性精神传统,所以在欧洲、西方出现了近代科学技术、近代文化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的大发展。这个大发展的历史进程是如此的强劲,一直持续了从17世纪到现在的四百多年时间,连两次世界大战都未能把它阻断。

    如此伟大进步的欧洲文艺复兴给我们的启示当然很多,然集中到一点就是:如果要彻底清除在中国大地上积存了两三千年的封建思想垃圾,如果要让人文精神、理性主义永远扎牢在中华民族的心灵深处,如果要让中华民族今后有持续几百年,甚至永久的大发展,就必须积极推进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那样的中华文艺复兴。

    (二)康乾盛世的启示。自康熙(1661-1721),经雍正(1722-1734)至乾隆(1735-1796)的130多年,是有名的“康乾盛世”。这个盛世堪称辉煌:第一,它的经济搞得好。农作物的总产量一直居世界的第一位。手工业有了相当程度的提高。乾隆末年,中国经济总量也居世界第一位。第二,对外贸易也搞得好,表现为长期出超。乾隆末期,每年关税收入盈余(即超额部分)己达85万两白银。第三,城市发展快,到19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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