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曾借《招隐诗》、《幽人赋》之类的作品发过归隐之思、超脱之想，期以自慰；但更多的是抒发对家国的怀念，对人生的伤感，宣泄内心的痛苦。如《思归赋序》云“惧兵革未息，宿愿有违，怀归之思，愤而成篇”，赋中以岁暮之景的肃杀状写他羁宦京洛戚戚无欢的孤苦，“悲缘情以自诱，忧触物而生端”。在《叹逝赋》中，“悼堂构之颓瘁，愍城阙之丘荒”，国亡家破的余痛至不惑之年仍撞击着他的心扉，而旧亲凋落又使他产生迟暮之感，不禁“哀缘情而来宅”，想到功名未就，终老为客，深深发出“嗟人生之短期”的悲叹。陆机的作品就这样载着他整个真实、独特的内心世界：失去家国的悲哀，自投世网的痛苦，奔走功名的坎坷，思归故土的忧伤。这些互相交织的感情充实了人的主题，加强了悲的旋律。

    陆机是背着沉重的悲哀走完短暂人生的，悲哀构成他情感的底色，作品的基音。其诗赋中频频描写的岁暮可以说是悲哀投射最集中的意象，如《感时赋》极度渲染出岁暮的空间阴森感和时间飞逝感，前者在《园葵》诗中又成为时局险恶的象征，“曾云无温液，严霜有凝威”，道出“孤生寄北蕃”的他对京洛政治黑暗的感受；后者在《思亲赋》中则兴起“感瑰姿之晚就”的迟暮之悲，“人道短矣”的慨叹吐出他的人生悲感。

    陆机的慷慨悲歌由于时代、环境等综合因素固然不如建安文学风骨遒劲，激昂气盛，却唱出自己有血有肉的感情，回响着内心震荡的颤音，是他“缘情”理论的自觉实践，体现了自曹丕的时代以来为人生创作、为自己创作、高扬个体情感的文学发展态势。曹植自云“雅好慷慨”，后期作品又大都“愤而成篇”[11]；阮籍诗歌篇篇抒写自己“忧思独伤心”[12]的情怀。西晋文学更重视开掘个人生活和情感的体验，如左思对门阀社会的愤懑，潘岳对亡妻的深痛悼念，都富有浓厚的个性色彩。陆机因能站在理论自觉的高度，这方面表现更为充分。在以他为代表的太康文学的推动下，人们益将文学当作人生苦闷的宣寄，在作品中缘一己之情。如谢灵运的山水诗大都与魏晋咏怀性的行旅诗相类，所谓“玄言尾巴”往往是作者受到景物的触发、“慷慨促命管”[13]而唱出的胸中块垒。陆机抒写身世之悲的行旅诗在南朝自然很受重视，如江淹《杂体诗》拟陆机一首题为“羁宦”，即拟其《赴洛》诸诗，由此可以想见这类诗对大谢的影响。他的影响至南北朝文学的殿军庾信犹清晰可见，庾信的代表作《哀江南赋》倾泻自己的身世故国之痛，序中多次提到陆机，不惟他俩身世经历相仿佛，更在于创作宗旨及其所体现的文学观念的传承，如序云“追为此赋，聊以记言，不无危苦之辞，惟以悲哀为主”，将陆机“悲缘情”“哀缘情”的创作推向极致。

    文学又是美的创造。从古诗“文温以丽”到曹植诗的“词采华茂”，表明创作主体为了增强抒情效果，开始自觉追求作品的美感力量。陆机创作更是力求达到自己倡言的“绮靡”，现代阐释已廊清了前人对“绮靡”的曲解，认为它是比喻作品总体风貌的精妙美好[14]。陆机在创作中总是调动各种表现技巧和修辞手段来强化自己的感情，取得总体审美效果。如《赠尚书郎顾彦先》就运用描摹、对偶、借代、顶真等手法及赡丽的词采，形象生动地铺写淫雨为患之状，蓄足声势后有力地跌出末句“眷言怀桑梓，无乃将为鱼”，关怀家乡的深厚之情与一组组感觉形象融合为诗的意境，从而给人以总体的美感。钟嵘《诗品》谓陆机五言诗“举体华美”，其它诸体作品也大体如此。

    陆机还很重视语言的音响效果，在理论上首次明确提出“音声迭代”的审美要求。由于缺乏有关当时声律的参照资料，我们无从把握他在实践中的追求，但是在《泰山吟》“迢迢造天庭”、“曾云郁冥冥”，《苦寒行》“玄猿临岸叹”之类的诗句中，似可看到有意展示同声同韵字复叠连用之意趣的痕迹。

    陆机的艺术追求是多方面的，对艺术的进步起到了导向和推动的作用，如体物的巧丽，音声的迭代，直启山水诗语言的造型化和永明体对声律的讲究。但过去有些批评家因未能把握到这种追求中内在的文学自觉的脉动，对此颇多指责，如沈德潜就批评陆机“开出排偶一家”，梁、陈诗歌“专工队仗”是其“为之滥觞”[15]。其实曹丕提倡“诗赋欲丽”，丽与偶在古人看来关系很密切[16]，《文心雕龙·丽辞》讨论的就是对偶，而偶句的铺排确能给人以整丽丰赡的美感，用于描摹、宣染有一定的厚度。陆机在《文赋》中要求作品避免“偏弦独张”的短小单调，其体物缘情的创作也就自觉运用排偶进行多层次多侧面的铺叙抒写，力求使作品如繁音会奏那样具有内容充实饱满、形式弘丽华赡的美。以他为代表的西晋文学的“缛旨稠星，繁文绮合”[17]乃是实践“诗赋欲丽”的必然结果，反映了文学自觉在实践形态中的演进。当然，排偶有时也失之呆板，理想的“迭用奇偶”要到刘勰时才因实践的发展而得到理论上的认识，但它促进了后人对诗歌整齐匀称美的追求，这种追求最终导致近体律诗对仗句的定型。

    再如摹拟，前人谓陆机“束身奉古，亦步亦趋”[18]，对此有必要稍作辨析。陆机的摹拟以拟古诗为最，实际上它包含着对古诗文学价值的认识及对其所体现的审美意识的接受。由于时代相距太近，建安诗人身处古诗现实意义的激荡中，还无法对它进行超现实的冷静观照。至西晋，它经过半个世纪的考验，初步显现出永恒的艺术魅力，陆机以理论家的敏锐眼光首先捕捉到了它的文学美而著力摹拟。这意味着古诗开始作为五言诗这一新的抒情文类的典范而受到景仰、研习，陆机试图通过摹拟探索五言诗情感表现与审美创造的律则，折射出对创作的自觉重视，与其理论精神相通。另外，摹拟本身在魏晋间主要是作为一种学习前代范作的方式，严格说来不属于创作，有别于《文赋》批评的创作上“暗合于曩篇”的雷同，因此和作为雷同的对立面而提出的创新的审美要求不构成矛盾。陆机的创作多有独创的构思，新颖的形容，就是在拟作中也不乏推陈出新的奇词妙句，这倒与《文赋》中“袭故而弥新”的主张是一致的。

    以上我们把陆机的文学理论和创作实践放到文学自觉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考察，看到两者并不象有的论者认为的那样是互相矛盾的[19]，而是完全可以沟通的。两者之间尽管存在着陆机自己也意识到的“知”与“能”的差距，但它们的趋同性展示了文学自觉的历史走向。有意思的是，陆机本人“服膺儒术”[20]，在文学上却能跳出儒家思想的樊篱，紧跟文学发展的潮流，表现出一种遵循客观规律的自觉性，为文学自觉的演进作出他的时代所需要的贡献。尽管他的贡献早已被历史所超越，但其推动文学发展的功绩仍彪炳在中国文学史上。

注释

    [1]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2]章学诚《文史通义·史德》。

    [3]扬雄《法言·吾子》。

    [4]萧绎《金楼子·立言》。

    [5]王筠《昭明太子哀册文》，《全梁文》卷六十五。

    [6]刘勰《文心雕龙·总术》。

    [7][17]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

    [8]方廷《昭明文选大成·文赋》，引自张少康《文赋集释》。

    [9]分别见《宋书·谢灵运传论》，《诗品》卷上，及《文心雕龙·诠赋》。

    [10]分别见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卷十，沈德潜《古诗源》卷七。

    [11]见曹植《前录序》与《赠白马王彪诗序》。

    [12]阮籍《咏怀诗》之一。

    [13]谢灵运《道路忆山中》，《文选》卷二十六。

    [14]见周汝昌《陆机〈文赋〉“缘情绮靡”说的意义》，《文史哲》1963年第2期。

    [15]《古诗源》卷七。

    [16]如《周礼·夏官·校人》注曰：“丽，偶也”。

    [18]《采菽堂古诗选》卷十。

    [19]见《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所载《陆机的创作理论和创作实践》、《陆机〈文赋〉二例》。　　

    [20]《晋书·陆机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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