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文章指出，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魏晋南北朝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药因此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东晋，尤其是在晋宋之交，服药与采药的活动极为频繁且更加地普遍化，中国士人山水审美情趣亦于此时得以确立，而山水审美情趣的形成，是山水诗发展的基础。 药在六朝文学中的地位和作用，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及王瑶《文人与药》中均有论述。鲁迅论药及服药对魏晋文士及文学的影响；王瑶承袭鲁迅的观点，在材料和观点上进行更为详尽的补充说明。至于文人服药如何具体影响到文学及何种类型的文学，两位先生均没有涉及，更没有认为药和山水诗之间会有什么关系。而中国山水诗的发生、发展及成熟的原因，前人论述洋洋大观，但与药及采药似乎都没有联系。该文的看点在于：作者从历史文献出发，兼之以文本论证，发现六朝的药与山水诗之间的特殊关系：其一，魏晋南北朝服药的文人，如王羲之、谢安、鲍照、谢灵运等，他们多入名山涉大泽泛沧海亲自采药；其二，文士采药活动不为采药而采药，而伴之以山水之游，即所谓“采三芝之秀”兼从“千仞之游”。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的早期形态作品——采药诗，正是两者的共同推动，山水诗才发生并最终走向成熟。提出并证明药为中国山水诗的催生剂，文章很有创见。

【关键词】 服药/采药/山水审美情趣/山水诗

    关于山水诗产生的原因，前人论述已颇详备，概言之，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社会政治、经济及地理环境的影响；2. 朝隐之风的影响；3. 论道谈玄学讲佛风气的影响①。但在林林总总的论述中，有一个重要的原因被众多研究者忽视了，即药与魏晋南北朝时期山水诗的兴起与日渐成熟有密切关系。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于养生和消疾的需要，服药之举与采药之行成为时人追奉的风尚，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为满足服药之需，人们“不远千里”，“穷诸名山，泛沧海”[1] 以采药石，山水在满足时人药石之需的同时亦培养和提高了他们的山水之趣，因此，采药与服药就与山水及山水诗有了直接的联系。

    一

    晋末宋初是中国山水诗发展至为关键的一个时期。刘勰说：“宋初文咏，体有因革。庄老告退，而山水方滋；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字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此近世之所竞也。”[2] (P208)晋末宋初，玄言诗从诗坛告退，山水之作声势大兴，成为人所竞作的新诗体。在当时众多竞作新体的诗人之中，殷仲文、谢混为关键性人物。殷诗《南州桓公九井作》，诗中多有山水景句，曹旭注《诗品下》“晋东阳太守殷仲文”条说此诗“见由玄言向山水诗过渡的倾向”，又阐释了包括山水诗在内的诗歌发生的原因[3]。我们看谢混的《游西池诗》，山水景句几占全诗一半。如果说殷诗对于山水之景的描写还嫌粗略的话，那么，此诗山水景物的描写则具体细腻多了，读起来清新朗丽。殷、谢的创作给玄风弥漫的东晋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山水之风，沈约于《宋书》卷六七《谢灵运传论》中以“始革”和“大变”来评价两人在改变当时诗风时起的作用：“(晋)(殷)仲文始革孙(绰)、许(询)之风；叔源(谢混)大变太元之气。”
    那么，山水诗大兴的晋末宋初是怎样一个时代呢？钩史索籍，我们发现，这是一个士人服药之风大盛的时期，当时人好服一种叫五石散也称寒食散的药。据余嘉锡《论学杂著·寒食散考·魏晋南北朝人服散故事》所考及本文撰者补考，魏晋南北朝服药有事迹可寻考者，两晋约31例，相当于魏及南北朝所有人数的总和，其中魏约7例，宋约9例，齐约3例，梁约4例，陈1例，后魏、北周约4例、隋约2例，晋宋之交为服药高峰期。魏晋南北朝人何以服药成风？王瑶《中古文学史论·文人与药》一章从三个方面进行说明：(1)当时文人对生死问题的忧虑及其消解；(2)从时人重视仪容的现象加以说明；(3)从五石散具有刺激作用，有助于房中术的角度进行解释。其实，这三个方面说的是一个原因即养生。但魏晋南北朝人服药非惟养生，亦为消疾。张仲景寒食散方本为治五劳七伤等杂症而制，在时人的服药故事中，服食以治杂症、顽疾者不乏其人，如王羲之患“癫病”②，王徽之有“背疾”[1]，王献之常年病痛缠身③，王氏父子服药，除了好养生之外，主要还是为了治病；谢灵运患肺结核④，疗疾消病为其服药之主因，养生倒在其次；鲍照患脚上气[4] (P1264-1265)，服食亦是不得已而为之。
    此外，服药之风的盛行，与当时的一种婚制——身份内婚制不无关系。魏晋南北朝时期门阀制度极盛，大族间为保障自己的政治社会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彼此联姻，即大族联姻的对象基本上属于门第相等的几家士族或皇室，身份内婚制使得婚姻圈极端狭窄，重亲婚、血缘婚、异辈婚现象十分突出：如袁耽大妹适殷浩，小妹适谢尚，尚女又适浩从弟歆；谢安(尚从弟)女适耽子质，质子湛娶谢玄(安兄奕子)女，质女适玄从子子重。又如，晋明帝娶庾冰之妹，明帝之孙废帝(海西公奕)娶庾冰之女；晋哀帝为孝武帝之侄，哀帝王皇后为孝武帝王皇后之姑；简文帝王皇后为王述之从妹，其子会稽王司马道子妃为王述之孙王国宝之从妹；刘宋之时，徐湛之为宋文帝姊会稽公主之子，宋文帝之女南阳公主嫁徐湛之之子，徐湛之之女又嫁宋文帝子随王刘诞，等等。这种“亲上加亲”的婚制造成了血缘关系的混乱，对后代的繁衍极为不利，世胄贵胜弟子体弱多疾，须以药物调理。如陈郡阳夏谢氏、琅琊王氏等家族长期受病患困扰，其家族弟子多好服药，当与他们体羸气弱多病，体质严重衰败有关。
    养生的要吃，养病的也要吃；贵胜之家服药为风雅，贫寒之家服药为附庸；仙家道隐服药，凡夫俗民服药，桑门僧侣亦服药；男子服药，女子也服药；名士药动行散为风流，常人吃饭米中遇石亦称石发，于是服药成风。时人在这种追求感官的刺激中得到一种暂时的满足，成为他们重要的生活内容、生活方式。
    魏晋南北朝时期，服药的人很多，有的人服药也就是服药而已，并未对当时的文学产生什么直接的影响，正如晚清，吃鸦片并未给当时文学的发展带来新的文学样式，表明服药与文学并无直接关系。而晚清之药与魏晋之药的不同在于：晚清之人服药多钱买，魏晋之人服药多亲采。晋宋齐梁约47例服药者当中，有采药事迹可考者约为24人，故采药在当时已成为大多数人生活的重要内容。采药者可分为三个层次：
    其一，仙道之人。他们既是服药风口上的标向者，亦是采药领头人。因为仙药不是现成的，也没有一个固定的配方，要服药先得“登危涉险”，“劬劳山泽中”，“掘采草木之药”，然后根据仙书或《本草》进行配方，“煎饵治作”。[5] 也非每一药必亲采，亦可以钱制办，但要服用大药，就不是钱可以办到的事情了，非得走山问水，访于耕牧贩夫，累年积月，等待时机亲采不可了。于是，崇山峻岭、深沟野壑到处留下仙家道隐寻药采药的身影和足迹：孙登于苏门山采药服食；许迈采药于桐庐桓山、临安西山；刘驎之、刘凝之均曾往衡山采药；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
    其二，贵胄名流。这些人要服食，花一笔钱，吃现成的也不是没有，但相当一部分人还是愿意亲采的。因为当时的旺族世家、清流子弟，仅凭其门荫，便可平途进取，坐致公卿，所以他们往往摒绝庶务，退隐山林，交游道隐仙家，逍遥采药去，言“卒当以(此)乐死”[1]。且东晋南朝的士族多精擅医学，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自序》中就提到当时的门阀医学事迹：“其贵胜阮德如、张茂先、裴逸民、皇甫士安，及江左葛稚川、蔡谟、殷渊源诸名人等，亦并研精药术；宋有羊欣、王微、胡洽、秦承祖；齐有尚书褚澄、徐文伯、嗣伯群从兄弟，治病亦十愈其九。凡此诸人，各有所撰用方。”精晓医术，这就为采药之举提供了一定的医学常识及作为必要的前提而存在了。这部分世家弟子、名士要服食自然是“欲其必行，是以躬亲，意在取精”[6] 了。有些名士虽不谙医学，但他们的交游不是精晓医术的世家子就是道士，而道士也是通医术的，如王、谢圈子中就集结了殷浩、殷仲堪叔侄、裴逸民、蔡谟、羊欣、许迈、支遁诸人；谢灵运隐居会稽，“艺菜当肴，采药救颓”的时候，与他从游的就有王弘之、孔淳之等人。
    其三，贫寒弟子。五石散药物很贵，服者多为皇室贵宦世家子，贫寒弟子中服食者史籍见载不多，但也有服食的，有些人是追尚世风，有些人确实是身罹重患，不得已而为之，而贫家服食者非要亲采不可了。如鲍照，常年受脚上气困扰，亦是贫家子患富贵病，火药间阙，故成为采药队伍中一员；江淹，少孤贫，且本素宦之人，不求富贵，又要服食，常往越地稽山一带采药。
    但魏晋南北朝人士的采药活动非为采药而采药，他们的采药活动往往伴随着游山玩水，即隋僧释慧净《英才言聚赋得升天行诗》中所云“欲采三芝秀，先从千仞游。”

    二

    采药活动不仅直接培养和提高了时人的山水审美情趣，而且还带来了山水诗发展的早期形态之作——采药诗，两者共同推动山水诗走向成熟，这样看来，山水诗并非仅是文人纯粹游山玩水的结果了。
    1. 采药活动直接培养和提高了魏晋南北朝士人的山水审美情趣
    药多生山泽，名山大泽多出好药、上药，且山泽“清寂”、“高洁”，是养性之佳所，便于行炁、合药，所以修道之人必入山泽。蝮蛇聚居、虎狼出没，瘴气环绕的山泽在他们的改造下日渐成为一可居住、可养性、避乱世、远腥膻的乐地，为后来士人进入山泽开辟了道路。而将“登山采药”与“集严水之欢”(支遁《八关斋诗序》)进行有机结合的是晋宋以降的道士：
    许迈，好山水，与王羲之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游遍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1]
    刘驎之，好游山泽，尝采药至衡山，深入忘返。[1]
    刘凝之，性好山水，隐居衡山之阳。登高岭，绝人迹，为小屋居之，采药服食。[6]
    陶弘景，遍历名山，寻访仙药。性爱山水，每经涧谷，必坐卧其间，吟咏盘桓，不能已已。[7]
    且晋宋以降的很多道士非仅以游山泽掘药石为怀而已，他们多博学能文，对于世外的风云际会亦了然胸中，故吸引了山外大批的名流文士向山泽聚集，或一起登山涉水以采药石，或诗文往来，谈玄论道、切磋艺文，许迈、支遁与王羲之、谢安等人寓居会稽，“出则渔弋山水，入则言咏属文”[1]；陶弘景交好谢朓，以丘迟、江淹、任昉、沈约等为徒。在凡道交往之中，道士们的山情水趣往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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