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十批判书》的研究方法:凡文中涉及到某一孔门弟子的，就视该文为某弟子的作品）。“先进”中的一些著名人物如子路、冉有、闵子骞、冉伯牛、原宪、公西华、曾点都没有长篇文章传世，尤其是孔子最得意的高足颜回，竟无一篇独立的长篇文章留下来。“先进”是中国第一批私学弟子，他们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功绩，就是模仿史官记言记事，首开记述其师言行之风——这一风气直接影响到“后进”和战国诸子百家。孔子本人述而不作，他仅在口头发表言论，弟子将老师言行载于简帛。“先进”可能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一模仿不亚于一场文学革命，因为那支笔伴随着官学下移而从史官转移到诸子手上，这是从先秦历史散文向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嬗变的枢机所在。如果说孔子开门办学是中国文化发展的一个转折点，标志着史官文化向士文化的嬗变，那么七十子记述孔子言行就意味着散文写作在作家、内容、形式各方面都在产生深刻的变革。《论语·卫灵公》载子张问行，孔子告以“言忠信，行笃敬”，“子张书诸绅”。这条语录是孔门弟子记述其师言论的一个缩影，只不过子张属于“后进”，而记录孔子言行肇端于“先进”。七十子记录孔子言论，这种情形与苏格拉底在雅典市中心广场与游人讨论哲学、弟子柏拉图将其思想载于《对话录》一样，东西方的哲人在大体相同的时间，以相同的形式从事学术活动，这是不是一种偶然的巧合?由记载孔子言行，而派生出孔门另一个“弟子规”，这就是七十子应该在孔子名义下发表学术见解。《礼记·檀弓上》载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往吊，子夏哭诉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批评子夏说:“退而老于西河之上，使西河之民，疑女于夫子，尔罪一也。”孔颖达疏:“云‘疑女于夫子’者，既不称其师，自为谈说，辨彗聪睿，绝异于人，使西河之民疑女道德与夫子相似。” （《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03页） 子夏居西河教授时“不称其师，自为谈说”，以至于西河之民误认为子夏的道德修养达到了孔子的水平，这被曾子指为子夏的一大罪过。这表明，七十子在著述时要“称其师”，而不能“自为谈说”。“称其师”就是“述”，“述”包含记述和阐述两层涵义，前者是指记载孔子言行，后者则指以老师的名义对某些重要观点进行解释和发挥。所以，七十子笔下的“子曰”，有时是记载孔子的真言论，有时则是七十子借乃师名义表达思想观点。只是由于弟子以孔子名义发表见解，这给后人辨析先秦文献中哪些是孔子真言论、哪些是孔子后学思想带来了难度。“先进”具有极高的从政热情，他们渴望从孔子那里学会从政之道，对传说中的“五帝”“三王”充满向往之情，这一点可从宰予、子羔、仲弓之文见出。“先进”文章大都是“述”，在记事问答框架之下安排说理内容，与《尚书》、《国语》记言文形式相近，这是战国诸子散文的最早形态。
“后进”的著述热情要远远高出于“先进”，仅曾子这一系可辨识的文章就有十四篇:《礼记》之《曾子问》、《大学》，《大戴礼记》之《主言》、《曾子立事》、《曾子本孝》、《曾子立孝》、《曾子大孝》、《曾子事父母》、《曾子制言上》、《曾子制言中》、《曾子制言下》、《曾子疾病》、《曾子天圆》，《孝经》。此外有子夏一篇:《礼记·孔子闲居》（上博简《民之父母》与此内容略同）;子张一篇:《大戴礼记·子张问入官》;子游一篇:《礼记·礼运》。“后进”中的宓子贱与漆雕开都有专著传到汉代，可惜均已亡佚。大小戴《礼记》和上博简中有十几篇专记孔子答鲁哀公问的文章，孔子应对鲁哀公，应在哀公十一年至十六年（公元前484—前479年）之间，即在孔子返鲁之后去世之前，此时孔子的身份是前朝元老，处于既不复求仕但又不能忘情政治的心态，而在思想学术上则臻于老更成境界，爱作理论思考的鲁哀公因此经常向孔子请益，而此时孔子的应对更具学术含量，这样高水平的学术谈话，自然是弟子们争相记录的内容，而记录者是“后进”的可能性更大一些。《檀弓》上下篇涉及到的人物颇多，其中时间最晚的是曾参弟子乐正子春、子思，以此推测，这两篇文章的素材是七十子提供，编者似是曾参一系弟子。为什么“后进”中文章最多的并不是以文学著称的子游、子夏而是曾参?曾参并不在孔门“十哲”之内，他何以成为七十子中最大的作家?须知“十哲”只是孔子或时人在某一时期对孔门高足的评价，其时曾参尚未崭露头角。《论语·先进》有“参也鲁”之说，“鲁”意为迟钝，这表明曾参反应慢，在孔门一开始并不出众。他成功的奥秘在于情商高，寿命长，弟子多且能，所以最终他超轶游、夏而成为七十子中的巨擘。与“先进”相比，“后进”著述呈现出一些新的动向，他们的文章从形式上看都是“述”孔子之言，似乎与“先进”文章没有什么区别，其实不然。他们尝试在孔子名义之下提出自己的新思想，如《礼运》记载孔子对子游讲述“大同”和“小康”，前者的特点是“天下为公”，而后者的特点是“天下为家”。文中的“孔子”尊“大同”而贬“小康”，这一情感态度与《论语》中矢志“从周”的孔子相距甚大，可以说是把《论语》中孔子毕生追求的价值都贬低了，难道孔子倾注一生心血为之奋斗的目标全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吗?我个人的看法，《礼运》可能是子游氏之儒借孔子之名来发表自己的社会理想，即寓“作”于“述”，用庄子的话说，就是“重言”。曾参创新倾向更为明显，他的十四篇文章分为两种情形:《礼记·曾子问》、《大戴礼记·主言》、《孝经》三篇是以问学孔子的形式出现;另外十一篇则是曾参自己的演讲，这些文章间或偶尔提及孔子，如《曾子天圆》中有“参尝闻之夫子曰”的字眼，但从总体上说都是以“曾子曰”形式发表见解。这些文章的记录者当为曾子门生，门人之称述曾子，就像曾参称述孔子一样。极有意味的是，曾参曾经指责子夏不称其师，他自己却有过之而无不及。这其中的原因是在曾参弟子身上，弟子们客观地记下曾参的演讲词，结果就成了曾参的独立作品。“作”的出现可能还与孔子师徒讲学形式变化有关:从《论语》和其他七十子文献来看，孔子的教学方式，一是随机应答弟子问，这相当于今天的个别辅导，二是有意识地组织小范围座谈（即所谓“侍坐”），那种以一个“孔子曰”领起一篇大演讲词的情况尚未发现。而曾子之“作”则是以一个“曾子曰”领起全文，这表明曾参是在向全体弟子发表专题演讲，是“大班授课”，这样师徒对话的机会就少了，记录稿就是一篇独立的演讲词。如果说“称其师”是“述”，那么不称其师就是“作”。曾参是“述”与“作”兼而有之，而“作”多于“述”，他是七十子中第一个可考的“作”者。从说理散文写作角度看，“作”的意义比“述”要大得多，因为“作”不仅抛弃了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而且要摆脱“称其师”的形式束缚，独立地发表自己的思想见解，体现在文章上就是去掉了叙事框架，剩下的完全是说理内容，这就是中国最早的专题说理论文，它是诸子说理散文走向独立发展的最为关键的一步。
无论是七十子的“述”还是“作”，似乎一切都是雁过无痕出于无意，其实不然。第一个执笔记述孔子言行的弟子，就是一位具有原始创新精神的作家;第一个改变孔子教学方式的弟子，更是一位勇于开拓的先行者。就是在他们手中，先秦散文完成了意义深远的巨变。没有人发薪金，没有人付稿费，甚至连著作权都没有，他们所凭的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七十子从“述”到“作”，历时不过三四十年，这就是一往无前、锐意创新的七十子!
“先进”与“后进”的文章都有一个共同主题——阐述礼学。七十子后学散文被后人视为礼学传记，郭店简、上博简中的儒家文献，如能传到汉代，或有可能收入大小戴《礼记》之中。为什么七十子后学散文都是礼学文献?这是因为，如何对待周礼，是从平王东迁到战国初年这几百年间意识形态的焦点。孔子代表了那个时代一部分人对西周礼制秩序社会的强烈怀旧情绪，他一生的政治目标就是恢复周礼。七十子所继承的就是孔子毕生为之奋斗的礼学事业 ③ ，他们以空前的紧迫感和巨大的热情从事礼学著述，记载礼仪，阐述礼义，借此深入探讨宗教、哲学、伦理、政治、教育、艺术乃至历法等一系列问题，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学说 ④，就是在他们手中，先秦礼学完成了由重视礼仪到崇尚礼义的重大转变。他们的著作为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奠定了坚实的根基。
三 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学成就
在讨论七十子后学散文文学成就之前，首先要确立一个评价尺度。这是因为，此前对先秦诸子散文的评价标准有些混乱:有人以形象化作为评价标准，这样他们就较多地关注诸子散文中的取象譬喻和人物事件的描写;有人则以文章的情感气势作为批评尺度;也有的人是两者兼而有之。本文认为，说理，是诸子散文质的规定性，所以不能拿形象是否生动之类的记叙文尺度评价诸子散文，否则，最优秀的诸子散文中的艺术形象也无法与最差的历史散文相比。评价先秦诸子散文的尺度，就是这些文章所体现的情感气势之美，这种情感气势一方面来自于战国士文化所激发的作者人格力量和情感意志，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论证过程中的严密逻辑安排和各种表现手法的成功运用而产生出来的。对于七十子后学这些早期说理文章，我们还应该更多地关注论说文逐步成型的过程。
让我们从片断语录体、问答记事体和专题论文几类，讨论七十子后学散文的文学成就。
《论语》和《礼记》中的孔子片断语录，是孔门弟子从记录的诸多孔子言论中精选出来的。此前论者或以为先秦说理散文是从零开始，《论语》的片断语录正代表了说理散文刚起步时的幼稚形态，其实这是一种误解。我们从《尚书》、《国语》、《左传》的记言文看到，早在七十子之前，人们就已经具备了相当高的理性思维水平和书面表达能力。《论语》语录体制的短小，绝不意味着当时说理散文只能达到这样的水平，而是语录编纂者刻意从原始记述材料中节选出来的。对此，上博简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论语·子路》载:“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这一章语录在刚刚面世的上博简《中弓》中有所体现，分别见于第一简:“季桓子使仲弓为宰，仲弓以告孔子，孔子曰:‘季氏……’”第七简:“……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第九简:“‘……有成，是故有司不可不先也。’仲弓曰:‘雍也不敏，虽有贤才，弗知举也。敢问举贤才……’”第十简:“‘……如之何?’仲尼曰:‘夫贤才不可弇也。举尔所知，而所不知，人其舍之者?’仲弓曰:‘赦过与罪，则民可要?’”虽然两者在文字和孔子称谓上存在某些差异，但主要内容是相同的。以此推测，《论语》“仲弓为季氏宰章”与《中弓》所记应为同一件事，前者是仲弓一系的弟子从当年仲弓原始笔录材料中节取的。七十子后学之所以要节选孔子语录，可能是受到此前社会上流传的哲人格言、警句、民谚的启示。从《国语》、《左传》可以看到，春秋时期政治文化界习惯于征引仲虺、史佚、周任等古代哲人的格言警句，作为说辞的论据和行为的准则。如《国语·周语上》载晋大夫叔向引史佚之言:“动莫若敬，居莫若俭，德莫若让，事莫若咨。”《左传·襄公三十年》载子皮引《仲虺之志》:“乱者取之，亡者侮之。”这些格言警句于片言只语之中，凝聚了丰富的政治、军事、历史、社会、人生经验，有些甚至蕴含了深刻的哲理，给后人以无穷的警示和启迪。七十子认为孔子的智慧可以与上古哲人媲美甚至超轶古人，所以他们才将笔录的孔子言论进行提炼和节选。经过七十子选择提炼后的《论语》片断语录，言约意丰，高度凝炼，于深沉含蓄之中见出隽永的意味，透发出一种理趣美，体现出口述者的深刻睿智和执著信念。像“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 （《学而》）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 （《子罕》） 等等，片语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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