凝聚着丰富的人生经验，耐人久久地涵咏，不少语录可以作为格言来读。特别是语气词的运用，疏宕有致，读之回肠荡气。某些语录通过如诗如画般的意境，传达出某种深刻的哲理，如“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子罕》） 。《礼记》之《坊记》、《表记》、《中庸》、《缁衣》四篇据说是辑自子思之手，这些语录的篇幅较《论语》要长一些，感性成分大为减少，精警程度不及《论语》，编辑者子思虽曾亲聆乃祖音旨，但这毕竟是幼年的事情，他所收集的都是经过儒家后学辗转相传的孔子语录。郭店简三篇《语丛》没有“子曰”字眼，可能是孔子某几位后学的学术短札。《论语》、《礼记》、《语丛》片断语录的文学价值，不在于它们代表了说理文起步时期的风貌——它们其实并不能真实反映春秋战国之交说理文的水平，而在于它们确立了中国哲理散文的一种体裁——语录体，从战国的《孟子》到汉代的《法言》，从隋代的《文中子》到宋代的《朱子语类》，再到明代的《传习录》，各个时代的思想家们都乐于采用先哲曾经运用过的凝炼含蓄、睿智圆通的语录体形式。推而广之，中国古代汗牛充栋的诗话、词话、赋话，在形式上也未必没有受到《论语》、《礼记》语录体的影响。
七十子后学散文中问答记事体的最大艺术价值，就在于它们体现了先秦历史散文与诸子散文之间的密切联系，展示了先秦历史散文向诸子散文嬗变的轨迹。它告诉人们，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而是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转变而来的。理解此类文章的关键，在于了解七十子对史官记言的模仿。在七十子之前，史官记载了很多王侯卿士大夫的治国言论，它们被保存在《尚书》和《国语》之中。这些记言文的常见结构是在叙事框架之下记载人物言论，大学中文系讲堂上必讲的《国语·周语上》“邵公谏弭谤”一文，就是此类记言文结构的典型代表。如果将这些文章的叙事框架去掉，那么剩下的就是一篇说理文。从《尚书》、《国语》可以看出，早在商周时代，人们就表现了相当高的说理才能。如《尚书·洪范》载殷朝遗老箕子向武王陈述“洪范九畴”:“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极，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先综括全文大意，以下各段具体论述九畴内容，这种结构方式对七十子后学阐发师说具有启示意义。又如《国语·周语上》载祭公谏穆王征犬戎，开头提出“先王耀德不耀兵”的大纲，以下谏辞全从这七个字生发开去:先征引《诗经·周颂·时迈》，说明先王治民重在修德厚性;继而历述后稷、不、武王等周民族先王修文德安民的事例，微讽周穆王无端征伐犬戎不合先王旧章;最后说犬戎按时向周王朝履行荒服纳贡之责，并无失职之处，周穆王此举实在师出无名。全篇谏辞一气呵成，环环相扣，层层生发，既观点鲜明又有理有据，层次井然，极有文法。有些文章是以君臣对答形式出现的，如《尚书》之《西伯戡黎》、《微子》、《洛诰》等篇就有简单的人物对话。《国语》中记载人物对话尤多，像《周语上》“内史过论神”，《齐语》“管仲对桓公以霸术”、“管仲教桓公亲邻国”、“管仲教桓公足甲兵”，《郑语》“史伯为桓公论兴衰”，《楚语下》“观射父论祀牲”等，都是以君臣问答形式结构全篇，问者多为君主，而对答者为卿士大夫，重点落在答语之上。尤其是《国语·鲁语下》所载“孔丘论大骨”、“孔子论楛矢”、“孔丘非难季康子以田赋”几篇，与《论语》、大小戴《礼记》以及上博简《鲁邦大旱》等记载孔子答时人问的文章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孔子师徒虽然是一个“民间学术团体”，但孔子曾经担任鲁国大夫，卸职后仍自称“从大夫之后” （《论语·宪问》） ，孔门不少弟子也都在各诸侯国或大夫门下出任宰臣等要职 ⑤ ，孔子师徒都以从政作为人生第一目标，因此孔门之下官场作派很浓。史官是“君举必书” （《汉书·艺文志》） ，七十子就来一个“师举必书”。当然，七十子在继承中有新变:史官记言文大都是针对现实政治问题，一事一议，而从七十子开始，务虚性的学术探讨增多了，学理意味增强了。
问答记事体兼有记事、说理因素而以说理为主。从说理文发展角度看，记事描写的感性因素越少，论述逻辑性越强，文章价值就越高。因此像《论语·乡党》对孔子形象的素描，像《先进》“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章”、《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章”等，虽然将人物事件写得具体可感，但对推动说理文写作意义不大。《礼记·檀弓》上下篇记载了几十个礼学故事，这是七十子后学以具体事例宣传礼学的尝试，它对寓言文体的产生可能有直接的启示，尤其是对战国后期韩非子《说林》上下、内外《储说》、《喻老》、《解老》诸文影响甚深，但对说理文的发展同样没有多少借鉴价值。问答记事体的一些文章是多主题的漫谈。如上博简《子羔》有十四支残简，一至八简讨论尧、舜禅让，孔子告诉子羔，上古时代“善与善相受”（第一简），“尧见舜之德贤，故让之”（第六简）;九至十四简主题变为“三王者之乍（作）”。又如上博简《中弓》现存二十八支简，主题变换了三次:一至十简是孔子回答仲弓“为政何先”问题，孔子提出“老老慈幼，先有司，举贤才，赦过与罪”的为政四纲领;十一至十九简是孔子解答仲弓关于如何“导民兴德”问题，其核心观点是“刑政不缓，德教不倦”;后九支简内容是孔子告诉仲弓如何与季桓子相处，关键在于“以忠与敬”。《礼记》之《曾子问》、《哀公问》以及被称为“孔子三朝记”的七篇文章，文中的论题也经常转换。说理文应该主题集中，像这种多主题的漫谈，还不能说是上乘的说理文。《礼记》之《孔子闲居》在统一主题方面有所进展，文章以子夏问“何如斯可谓民之父母”提出论题，而以孔子回答“必达于礼乐之原，以致五至，而行三无”总领全篇，接下去分别讨论“五至”、“三无”、“五起”和“三无私”，层层递进，极有章法。《大戴礼记·哀公问五义》以论士开题，然后逐一论述“庸人”、“士”、“贤人”、“君子”和“圣人”，文脉清楚，而论士主题一以贯之。文中虽然还有宾主问答的叙事框架，但这些问答的叙事功能已经弱化，它是通过提问而将论述引向深入。同类文章还有《礼记》之《礼运》、《经解》、《仲尼燕居》、《儒行》，《孝经》，《大戴礼记》之《主言》、《五帝德》、《子张问入官》等等，出现篇名是问答记事体的又一进展。上博简《子羔》第六简背书有“子羔”，《中弓》第十六简背书有“中弓”，整理者认为这两个字就是文章篇题。这种命名方式虽然不能点出文章宗旨，只有标识意义，相当于今天的代码，但它毕竟是给文章设立篇名的开始，标志着说理文的新进展。有些文章在表现手法上积极创新，如《礼记·儒行》载孔子纵论儒行，“其自立有如此者”，“其容貌有如此者”，“其备豫有如此者”，“其近人有如此者”，“其特立有如此者”，“其刚毅有如此者”，“其自立有如此者”，“其仕有如此者”，“其忧思有如此者”，“其宽裕有如此者”，“其举贤援能有如此者”，“其任举有如此者”，“其独立特行有如此者”，“其规为有如此者”，“其交友有如此者”，“其尊让有如此者”，一共十六个“其……有如此者”排比而下，壮浪纵恣，气势浩然，开后来战国策士铺张扬厉之风，只不过此类文章在七十子后学散文中尚不多见。从总体上看，这些问答记事散文还脱离不了史官记言文的格局，它们还处于由历史记言文向典范的诸子说理散文过渡的形态 ⑥ 。从说理散文角度来看，七十子后学的专题论文意义最大，因为这些文章不再有叙述、描写的因素，而纯粹是说理文字。在前文列举的七十子后学四类专题论文中，郭店简中的儒家文献被专家视为子思学派之作，写作时代可能偏晚，而《乐记》受到后学增益的可能性较大，成书年代一直存在争议，具有研究价值的是前两类文章。《大戴礼记》收录的曾参一系十一篇文章，可以视为七十子后学之“作”的代表。以《曾子本孝》为例，文章一开头就揭示中心论点:“忠者，其孝之本与!”以下从五个层次来进行论证:首先要全身远祸，既要远离自然的祸患，又要避免人事的是非;其次要居于平安容易之地，不以危险行为谋求非望之福;再次是以内敛的方式与人相处，无论是在父母生前身后，都要以恭敬态度待人;第四是要求卿大夫、士、庶人各个阶层都要履行自己的伦理义务;最后要求孝子应该从父母的生、死、祭三个方面来实践“敬”的伦理。全文以“忠”开篇，以“敬”作结，层层铺开，首尾呼应，已是一篇比较完整的专题论文。《礼记·大学》开头以极有逻辑性的语言概括了大学之道: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这一段文字，被宋儒概括为三纲领八条目。作者论述的方法是，先设定一个逻辑起点，由此生发，从小到大，由浅入深，前一项是后一项的必要条件，后一项是前一项的逻辑提升。以下几段，重点论证诚意、正心、齐家、治国，最后说明仁义道德是治国的根本。朱熹在《四书集注》中将第一章定为孔子所论的经，而以下几章为曾子所述的传。此说是否属实，还可以讨论，但《大学》第一章确实是全文的论纲，它的艺术结构明显受到《尚书·洪范》的影响，而在逻辑严谨方面超过了《洪范》。我们可以说，中国典型的专题说理散文，是在曾参时代出现的。
《礼记》中专释礼仪意义的论文共有七篇，它们应该是七十子后学为宣传礼学而专门写作的。这些文章是按照“总——分——总”的思路结构全文，前有概述，后有呼应，中间层层展开，义脉文理俱可圈点。以《冠义》为例，全文分为四层:首论冠礼之大义就在于它是成人之礼的开始;次论冠礼各项细则所包含的意义:“故冠于阼，以著代也;醮于客位，三加弥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见于母，母拜之，见于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与为礼也;玄冠玄端奠挚于君，遂以挚见于乡大夫、乡先生，以成人见也。”三论举行冠礼意味着成人要肩负起为人子、为人弟、为人臣、为人少者的伦理责任;最后呼应前文，并从成人而升华到“治人”高度，由此深化了“冠义”的主题。其他几篇文章大体上都能围绕一个礼义主题展开论述，说理充分，结构严谨，已是规范的说理散文。
一部先秦散文的发展史，从历史散文到诸子散文，就如同一条长河，其间虽有曲折，有改道变迁，但却从来没有中断过。先秦历史散文与先秦诸子散文决不是互不关联的两大河流，它们属于同一水系，在内脉上是互相打通的。七十子后学散文是先秦散文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一个转折点，它处于上承历史记言散文、下启诸子百家说理文的枢纽地位。事实表明，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在七十子及其第二代后学手中就已基本成型，此后诸子百家散文只不过是在篇幅、风格、技巧、手法、逻辑结构上有所发展而已。因此，不仅对此前关于先秦诸子散文三段论发展模式（《论语》、《老子》、《墨子》为第一阶段，《孟子》、《庄子》为第二阶段，《荀子》、《韩非子》代表第三阶段）应该重新审视，而且对《尚书》、《国语》的艺术成就也要进行再认识，要充分关注《尚书》、《国语》记言文的说理成就，因为这些记言文积累了丰富的说理经验，它们是七十子后学散文和诸子说理散文的先驱。由于七十子后学散文尚处于先秦散文发展的历史转折点上，他们所写的差不多都是礼学文章，而他们所生活的春秋战国之交尚未进入激情燃烧的岁月，这些因素使七十子后学散文显得有些沉闷枯燥，在情感气势上无法与战国中后期散文相比。这是时代所造成的局限。
本文的结论是:第一，郭店简、上博简出土文献表明，大小戴《礼记》、《孝经》等大部分礼学文章作于春秋战国之际七十子后学之手，而不是写于秦汉，“七十子后学散文”概念完全能够成立。第二，七十子中的“先进”仿照史官记言记事传统，首开记述孔子言行之风，由此实现了从先秦历史记言散文向诸子说理散文的过渡。先秦诸子说理散文并非从零开始，此前史官的历史记言文是它的直接源头。第三，七十子中的“后进”突破了言必“称其师”的惯例和对史官记言的形式依傍，以个人名义独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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