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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经》是怎样一部书

时间:2009-8-8 16:55:25  来源:不详
下的沟溪。甘愿做天下的沟溪,永恒的道德就不会离失,即可回复到像婴儿一样单纯的状态。)雌雄原本只是表示动物性别的词,道家却常常用来指称刚强和柔弱两种态度。老子理想的圣人该是知雄守雌的,他知道自己有坚强的实力,但却抱守着柔弱的态度。这种“雌雄同体”的人是难以战胜的,因为在对手有可能战胜自己之前,他们先战胜了自己。从根本上来说,柔弱乃是自我控制的艺术。五十六章说:“挫其锐,解其纷;和其光,同其尘。是谓玄同。”这里所挫的并不是别人的锐气,而是自己的锋芒;所和的也不是别人的光耀,而是自己的精彩。根据老子的理解,锐气和锋芒正是造成冲突导致灭亡的原因,因此和光同尘也许是不错的选择。这就意味着自我的控制,控制自己的欲望、权力等等。三十三章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胜人者有力,自胜者强。知足者富。”

  在苏格拉底那里,哲学的任务被看作是认识你自己。老子同样把自知视为比知人更要紧的智慧。但是自知是不能够脱离开知人的,知人才能够知道自我是有界限的,并给了解自己提供一面镜子。自知的本质在于给自己确实地划下一个界限,它的结果也就是知足或者知止。这实际上是一种自我战胜。重要的不在于战胜别人,而是战胜自己。战胜别人只代表你是一个有力量的人,战胜自己才是当之无愧的强者。因此,强者和逞强完全是两个世界,真正的强者恰恰是通过示弱才得以呈现和实现。

  我自己阅读《道德经》,最喜欢的四个字是“光而不耀”。光代表着光芒、成功、权力、才干、美丽等等,相当于前面提到过的“知其雄”的雄。有光的人总是有些耀眼,但要注意别太耀眼。过于耀眼,刺的别人挣不开眼睛,就容易引起反弹,反过来伤害自己。这是一个矛盾,但能够处理好矛盾才是智慧的标志。这个标志在老子这里就体现为自我节制,《道德经》一定可以接受这样的说法:一个人自我节制程度和其智慧程度是成正比的。有才的人不必炫耀他的才,他应知道,有才本身已经是罪恶,因为他显得别人不是那么的有才。如果他还恃才傲物的话,就是罪上加罪了。前一种罪是天作孽,后一种罪却是自作孽。天作孽,犹可活;自作孽,不可活。权力、财富等的拥有者都应有如此的认识。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老子提出了以节制权力为核心的无为和自然的理论。这是“柔道”在统治术中的明确体现。

 清冷的智慧

  《道德经》整体的感觉是清冷。你会震撼于它的冷静。无为和自然可以互相定义,但他们的主语刚好相反。无为是对君主的要求,自然则是在君主无为的前提之下百姓所获得的生存状态。君主无为,百姓才能自然。“道法自然”这句话,其实说的是道并不主宰万物,而是效法其自然。

  阅读道家的著作,会有和阅读儒家著作非常不同的感觉。如果拿温度来做一个比喻的话,读儒家书的感觉,套用一句歌词,就是“读你的感觉像春天”,有时候甚至像夏天,很温暖或者热烈。儒家确实也很喜欢“温”这个字,《论语》中就出现很多次,譬如“温文尔雅”、“温良恭俭让”、“色思温”等。这种气质上的温当然是其仁民爱物之心的体现。但读道家的书如《道德经》,整体的感觉却是清冷,有时候甚至怀疑自己掉进了冰窖。你会震撼于它的冷静,有些人看来可能是阴险和狡诈。譬如我们熟悉的三十六章:

《道德经》明刊本

  “将欲歙之,必固张之;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将欲取之,必固与之。是谓微明。柔弱胜刚强,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这个世界有不以人的意志而转移的法则,它不会因为你的心情或者别人的愿望而改变。老子发现的法则是物极必反,即“反者道之动”。因此,无中可以生有,处后反而可以居先,无私可以成就私。这个法则的运用,于自己是示弱,用来对付别人,则是助其逞强。强到极处,走下坡路甚至崩溃就是无法避免的。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发现这个法则,即便偶然发现了也并不能够有效应用。这需要孤独和虚静的经验。十六章的话是这样说的:

  “致虚极,守静笃。万物并作,吾以观复。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归根曰静,静曰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译文:极力使心灵做到虚静澄明,努力使心灵坚持清净无为。万物蓬勃生长,我就可以凭借虚静的本性看出万物循环往复的道理。万物纷纷纭纭,但最终各自都要返回到它的本根。返回本根就叫做虚静,虚静就叫做复归本性。复归本性就是万物变化运动的规律,懂得了万物变化的规律就是明智。不懂得万物变化的规律而轻举妄动就会出乱子。)致虚守静,即让自己的心灵达到虚静的状态,这乃是知常及了解客观法则的前提。不知道这是不是得自于老子曾经作为史官的工作经验,但一定是很符合老子的形象的。如果我们要给老子画一个像的话,那该是一个躲在角落的孤独的智者,而不是一个被鲜花簇拥着的仁者。《道德经》二十章说:

  “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累累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且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 

  我们从中看到的是和世界的隔离,以及孤独和清醒。他不喜欢熙熙攘攘的热闹,在热闹中,人是容易迷失自己的。十二章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驰骋畋猎令人心发狂,难得之货令人行妨。”也许我们都有类似的经验,当你置身于一个琳琅满目的市场,有时候你真的感到无所适从。当全部的生命一直都向外追逐的时候,情形比这好不了许多。所以需要隔离,隔离产生智慧。当老子选择放弃王官的身份,成为一个隐士的时候,他选择的正是这样一种隔离。这种隔离可以让你安静下来,如诸葛亮所说,产生致远的效果。以上所说都还只是个清冷的形象,我们更关注的该是清冷的思想。儒家的核心是仁爱,而道家对此一直抱着深刻的怀疑。《论语》《孟子》一直在呼唤着“仁义”的君子和推己及人的“德政”与“仁政”,但《道德经》却展开着另外一个思想空间。初看之下,“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译文:天地无所谓偏爱,对万物一视同仁,把万物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圣人无所谓偏爱,对百姓一视同仁,把百姓看成是用刍草扎的狗一样。)是大逆不道的,更不要说什么“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译文:社会政治秩序荒废了,就有了对仁义的提倡;聪明智巧出现了,就有了严重的伪诈行为。亲人间出现了纠纷,就有了对孝慈的提倡;国家陷于混乱不堪,才出现忠臣的品格。),或者“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等惊世骇俗的字眼了。值得我们思考的是:老子为什么要否定和拒绝看起来很美好和神圣的仁和义?爱和教化到底意味着什么?不妨重点分析一下三十八章,这也是《老子》下篇的开始: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无为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译文:上德的人不表示为形式上的德,所以是实在有德的;下德的人自以为不离失德,所以实际上是没有达到德的。上德的人顺应自然而无所作为;下德的人表面上顺应自然而实际上是有心作为。上仁的人有所作为而实际上是无意而为;上义的人有所作为且纯出有意而为。上礼的人有所作为而得不到回应,于是就伸出胳膊强拽人们服从。所以失去了道而后才有德,失去了德而后才有仁,失去了仁而后才有义,失去了义而后才有礼。礼是忠信不足的产物,是祸乱开始的源头。)

  德有上下,其间根本的区别在于无为还是为之(有为)。上德是无为的,下德则是有为的,虽然其中有着层次的区分,如仁、义和礼。在老子看来,为之总是有心的作为,因此也就成为祸乱的根源,成为下德。道理很简单,这个心原本只是私人的,却要变成公共的。在这个由私人的心向公共的心推行的过程中,做法可以有软硬之分,刚柔之别,如孟子强调的王道(儒家)是属于柔性的,霸道(法家)则是刚性的,但其实质并无不同,都是要大家接受某个人的主张。可以想象,对很多人来说,这种接受的过程就是放弃自我的过程。冲突是在所难免的,这正是老子说“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的理由。原本创作来安排秩序的礼倒很可能成为制造社会混乱的罪魁祸首,因为它的依据不是天理自然,而是人为的造作。

  与此相比,仁义也好不了许多。在儒家那里,仁义是作为秩序的礼的基础。仁的最基本规定是爱人,其内在基础是一个恻隐之心。义的最基本规定是正直,其内在基础是羞恶之心。在一般人看来,这是想当然的美德。但老子有另一番思索。无论仁义看起来有多么美好,总是有心的。有心的行为就难免独断的色彩,于对象而言会有强加的味道。譬如《论语》上面说的忠恕之道,忠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是“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这里面都包含着一个推己及人的意思,其背后的假设是人类的普遍性。人是作为类而存在的,既然如此,他们应该是共同的,有共同的心,共同的爱和恨。对儒家来说,这是一个被作为前提接受下来的东西。对生活来说,这只是一个假设。更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人和人之间的不同,你想要的我不想要,你不想要的我却想要。这就是人类个体之间的差异。如果要追求一个普遍的东西,一个要大家都接受的秩序,对一部分人来说也许是适当的,但对另一部分人而言,却是痛苦的。

  所以,爱并不意味着一切都是美好的。爱的结果也许是伤害甚至谋杀。在爱中,强加于人的行为被正当化了,改变对象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这种改变被定义为提升或者向善。譬如儒家一直强调的礼乐教化,其实就是按照一个固定的模式来改变和安排生命。这个模式当然被认为是善的,即对人而言是好的东西。但这也许只是一相情愿。“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君父也许是好的,臣子只是无奈而痛苦的接受。更不要说,那些所谓善的东西在实施的过程中一定会被打的折扣。所以我们对爱对善等不该过于自信和盲目,重要的不在于善良意愿或者甜言蜜语,而在于它所产生的实际效果。大跃进、超英赶美、文化革命的意愿都是善良的,但其结果却恰恰相反。“信言不美,美言不信”,不仅仅是一个普通的生活格言,更是深刻的政治和人生智慧。

  这些思考无疑是清冷的。正是在诸如此类的思考之下,《道德经》才坚决地拒绝了仁义。但我们还要了解的,这种拒绝并不是说你可以不仁不义,为所欲为。天地不仁不是说天地每天干坏事,绝仁弃义也不是给作恶打开方便之门。好的事不能做,坏的事更不能做。这是对一切“为”的拒绝,不管是为善还是为恶。一说“为”字就是恶的,根本不必谈“为”的是什么。从这种拒绝,老子走向了无为之路。在《道德经》中,这是一个大字眼,也是容易引起误解的字眼,有些人经常把它和无所作为甚至无所事事混为一谈。也许表面上它们确实有某些类似之处,后来很多无为学说的信奉者如魏晋时期的某些名士们也许加剧了这种印象。但无为是基于冷静思考之上的自觉选择,其目的是为了实现“无不为”的结果,而后者只是浑浑噩噩毫无成就的光阴虚度,显然不能混为一谈。根据老子,我们该如何描述无为呢?

  它首先是一种节制的态度,尤其是对权力的节制。有权力的人总是有一种使用权力征服他人的冲动,以一种高高在上的姿态,任意地支使着在下的人们。这显然不是无为,无为的体现是“生而不有,为而不恃,长而不宰”,创造而不拥有,成功而不骄傲,领导而不主宰。这种态度被认为是“玄德”。无为的圣人是“自知不自见,自爱不自贵”的,自见和自贵很类似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自恋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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