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生于1929年4月,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8月晋升为教授,198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诸子及楚辞。现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
罗根泽先生是我的老师。1959年时我由副博士研究生改为助教,编入古典文学教研组,罗先生时任教研组组长,我又成了他属下的一员。罗先生常告诫我们年轻助教:“你们年轻人要多写东西。要趁着年轻写。年轻人顾虑少,年纪大了,顾虑多了,也就不太好动笔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含有对学生一辈的期望与督促。
我是在1956年底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跟胡小石先生读副博士研究生的。不到一年,反右运动即起,交心、大批判、大跃进……接踵而来。书也读不下去了,索性改为助教。小石师本来叫我做有关《山海经》的学位论文,为此还曾力所能及地读了一些书,这时学业突告中止,此事只能中途停下来。
但我在读本科时听过胡小石师的楚辞课。小石师讲得很深,我学得也还认真。1959年时,小石师为应同门谭优学君之请,又讲了一次楚辞。我在重听此课时勾起了很多回忆,想到马上要去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今后不可能再回过头来搞什么先秦文学,前时积累的一些心得如不及时记下,也就可能迅速遗忘,于是提起笔来一一写下,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九歌新考》一书。
这是我第一部完成的学术专著。后来我虽东涂西抹写了一二十种著作,但对《九歌新考》总是怀有特殊的感情。我体会到,根泽师的一番告诫确有道理。
现在常有人说,搞自然科学的人要趁年轻,老了就越来越跟不上新的发展了。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重积累,老了书读得多,学问也就越发成熟。这话未必正确。搞人文科学的人也要趁年轻。这时思想活跃,感觉敏锐,更有可能发现新问题;况且年少气盛,初生犊儿不畏虎,更有可能闯出一条新路来。我就觉得自己眼下写文章时有些老气横秋,不像当年写《九歌新考》时那么浮想联翩,新见迭出。
《九歌新考》中共讨论了八个问题,我对其中“秦汉宗教一般”、“东皇太一考”、“楚辞河伯辨”三章最为满意。因为里面提出的一些观点,前人均未说过,资料也是自己发掘的。文中时与前贤商榷,突破了种种陈说,内有不少新的探索,这就得益于理论上的突破。
理论方面,我喜欢从神话、传说、民俗、宗教等多种角度观察问题。小石师认为,楚人不能祭祀河伯,因为古代人们祭祀时有地域限制。他举了几个例子,北方祀泰山女神碧霞元君,江淮之间不祀;海边的人祀海神天妃,中原地区的人不祭。依此推论,楚人就不能祭祀河伯。这是很有道理的。为此我多方探讨,检核各种资料,确信此说可以成立,于是依据此说而作了很多新的论证。
先秦之时楚国究竟属于什么社会,至今我仍说不清楚。但不管怎样,彼时各国的社会结构有其相同之处。统治者对人们的活动有种种限制,例如居室的高度,按照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都得遵守高低不等的规定,这种很早制订出来的准则,也就是所谓礼制。古代的礼书中多有记载。《礼记·祭法》上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曰:“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礼记·王制》上也说:“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现在的人读古代礼书时,总觉得枯燥乏味,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实则礼书中包含的一些原理,可作学者研究地域文化的依据,也切合古今的人情物理,例如江苏人从来没有祭祀过陕西的华山和渭水,陕西人也从来不祭江苏的茅山和秦淮河,因为这些“山林、川谷、丘陵”非“民所取财用也”,故“不在祀典”。
这项原则,楚人一直遵循。《国语·楚语下》记昭王问礼,观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韦昭注:“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谓二王之后,非二王之后,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可知楚人也认为各式人等在祭祀的范围上有严格的规定。
根据上述原理,可知楚国就不能祀河伯,这与古史上的记载也相符。按天子诸侯祭其境内的名山大川,不亲临其地而遥祭,古代有一专门名词,叫“望”。《史记·楚世家》载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裴马因《集解》引服虔曰:“谓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为望。”由此可知,“望”字已经成为名山大川的代称,并寓疆界之义。它的得名,乃由祭法而来。
楚国“望不过江、汉”,河非楚望,故楚人不可能去祭河伯。
这给近代楚辞研究者带来很大的麻烦。既然楚人不能祭河伯,那屈原的《九歌》中为什么会有“河伯”一章呢?于是大家勤翻典籍,可以说是不约而同,找出了一条特例,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的邲之战。楚人大破晋人,于是楚庄王“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这样似乎可以说明楚国确曾将河列入祀典。
但在邲之战的百年之后,楚人又与河打起了交道。《左传》哀公六年记曰:“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可见楚国的不祭河伯,史载明白,绝无异义。颇怪坚持楚祀河伯的人为什么对这些记载不作任何解释?
楚庄王于邲之战后祀河,乃因战争中河神不左袒晋人,有德于楚,所以这次祀河纯属临时性质。这种战争中的临时措施,古时中外均见,我在《楚祀河伯辨》中曾举出很多例子:周武王伐纣之明日,即“除道修社”;郑师入陈,“祝祓社”;晋荀吴伐陆浑之戎,“使祭史先用牲于雒”;蔡昭公谋伐楚,乃“用事于汉”;罗马的狄克推多卡密拉斯攻打维爱城时,为了求得当地大神的协助,乃隆重祭祀朱诺。这一情况,越境犯人者每祀当地神祇,属于民俗学上的通例,但不能将此视作该国的常祀。
有的学者,如游国恩、刘永济、孙作云、马茂元等,知道楚与黄河无涉,无望祀之可能,于是从考史着手,以为战国之时楚国北部的边境已经接近黄河,故有祭河的可能。郭沫若更落实此说,云是楚惠王十年灭陈以后,疆土才达到黄河流域,故自这年起,“楚国才有可能祭河伯,才能有河伯的文章”。
针对这种论点,我除提出“楚人信守‘祭不越望’的原则”外,还在“战国时人对楚国疆域的描述”、“河伯传说的区域性”等方面详加论列,且按历史发展,证明楚国疆域从未扩展到黄河边上;陈国位于淮水流域,与河无涉。应该说,我的论证还是比较细密的,掌握的材料也很充分。我可以自信地说,至今还未见到他人作出过如此有力的论证。
在此我还应该补充一点意见,年轻时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但提出新说时,还得实事求是,论证时要细致踏实,说理要充分,这样才能把楚辞研究推进一步。
应该说,楚人可祭河伯之说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是闻一多提出的楚郊祀歌说。为此他把《九歌》中的神一一配位,还写下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一文加以发挥。这种学说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有的学者虽未明言,但把河伯作为伴祭队伍中的一员出现于楚国神坛,实际上仍暗袭闻说。
我很喜欢读闻一多的书。在楚辞的众多研究者中,我最欣赏他的才华。他的同类著作,如《伏羲考》、《神话考》等都能显示出一股特有的聪明劲。我读有关魏晋南北朝唐代的文章,爱读陈寅恪的书。他们的文章,精思妙解,益人神智,但其结论不一定可信。我总觉得,读文章时也不能太功利,定要去读那些句句是真理的著作。闻一多等人的文章,考虑问题时想落天外,得出的结论迥异于人,可以启发思维。有些人的文章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读后兴致索然,了无馀味。所以我在教学生时,总是鼓励他们多读一些闻一多、陈寅恪的著作,特别是在年轻时,更应于此培育灵感。
我还觉得,现在有的楚辞学者其有关河伯的文章与前人路子相同,但论证时可还没有前人那么周密。有的学者还说河是总名,任何有水的地方都可以称河,并举《汉书》颜师古注、《诗经·关雎》孔颖达疏为证,云是“北人谓水曰河,不必黄河”。殊不知这是唐人的误说,后人已经纠正。清代著名的地理学者胡渭在《禹贡锥指》的《略例》中说:“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近人屈万里撰《河字意义的演变》,遍查群经、诸子、史籍与出土文献,证明先秦之时“河”指黄河,绝无歧意。我们作考证文章时如不注意他人的有力论证,有意避开一些违碍的材料,援用材料时不注意其产生的年代,举例证时不详辨其内容的性质,这样的文章其科学性也就很成问题。
近年来在楚国境内发掘出了很多楚简,上有“大水”一名,有的学者也就认为这就是指黄河。但他们没有作出解释,“大水”为什么一定是黄河,而不是长江或汉水呢?是否先入为主,意欲比附《九歌》,因而只能把它说成是“黄河”。这种论证方式,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有的学者上征夏代,宛转关说,企图证明楚国王室与沅湘之间可以祭祀河伯。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今人想在文献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证成此说,怕是难之又难。何况此说仍然难以逾越“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的障碍。
《九歌新考》是我的旧作,距今为时已久。那时年轻,思想上没有包袱,想清一点之后,勇往直前,不屈服于权威的震慑,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为此我也想随罗根泽先生之后,告诉一些年轻的同好:读前人书时,不必持崇拜的心情,因为世上少见十全十美之事,前人的成果中也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因此,大家在作研究时,应该致力于发现问题,看准前人的不足之处,不必心存维护而帮着修修补补,应该另辟蹊径,大胆开拓。论证时则应严密周详,注意搜集反证,一一作出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走上正路。后人自可在将学问推进一步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学识,锻练自己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