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勋初,生于1929年4月,1954年毕业于南京大学中文系,1984年8月晋升为教授,1986年担任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先秦诸子及楚辞。现为南京大学古典文献研究所所长，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长，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中国唐代文学学会顾问，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学会顾问，中国《文选》学会顾问，《全唐五代诗》第一主编，《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副主编。
罗根泽先生是我的老师。1959年时我由副博士研究生改为助教，编入古典文学教研组，罗先生时任教研组组长，我又成了他属下的一员。罗先生常告诫我们年轻助教：“你们年轻人要多写东西。要趁着年轻写。年轻人顾虑少，年纪大了，顾虑多了，也就不太好动笔了。”这是他的经验之谈，也含有对学生一辈的期望与督促。
我是在1956年底考回南京大学中文系跟胡小石先生读副博士研究生的。不到一年，反右运动即起，交心、大批判、大跃进……接踵而来。书也读不下去了，索性改为助教。小石师本来叫我做有关《山海经》的学位论文，为此还曾力所能及地读了一些书，这时学业突告中止，此事只能中途停下来。
但我在读本科时听过胡小石师的楚辞课。小石师讲得很深，我学得也还认真。1959年时，小石师为应同门谭优学君之请，又讲了一次楚辞。我在重听此课时勾起了很多回忆，想到马上要去接替重病在身的罗根泽师上中国文学批评史课，今后不可能再回过头来搞什么先秦文学，前时积累的一些心得如不及时记下，也就可能迅速遗忘，于是提起笔来一一写下，这就是后来出版的《九歌新考》一书。
这是我第一部完成的学术专著。后来我虽东涂西抹写了一二十种著作，但对《九歌新考》总是怀有特殊的感情。我体会到，根泽师的一番告诫确有道理。
现在常有人说，搞自然科学的人要趁年轻，老了就越来越跟不上新的发展了。从事人文科学研究的人，重积累，老了书读得多，学问也就越发成熟。这话未必正确。搞人文科学的人也要趁年轻。这时思想活跃，感觉敏锐，更有可能发现新问题；况且年少气盛，初生犊儿不畏虎，更有可能闯出一条新路来。我就觉得自己眼下写文章时有些老气横秋，不像当年写《九歌新考》时那么浮想联翩，新见迭出。
《九歌新考》中共讨论了八个问题，我对其中“秦汉宗教一般”、“东皇太一考”、“楚辞河伯辨”三章最为满意。因为里面提出的一些观点，前人均未说过，资料也是自己发掘的。文中时与前贤商榷，突破了种种陈说，内有不少新的探索，这就得益于理论上的突破。
理论方面，我喜欢从神话、传说、民俗、宗教等多种角度观察问题。小石师认为，楚人不能祭祀河伯，因为古代人们祭祀时有地域限制。他举了几个例子，北方祀泰山女神碧霞元君，江淮之间不祀；海边的人祀海神天妃，中原地区的人不祭。依此推论，楚人就不能祭祀河伯。这是很有道理的。为此我多方探讨，检核各种资料，确信此说可以成立，于是依据此说而作了很多新的论证。
先秦之时楚国究竟属于什么社会，至今我仍说不清楚。但不管怎样，彼时各国的社会结构有其相同之处。统治者对人们的活动有种种限制，例如居室的高度，按照人们社会地位的不同，都得遵守高低不等的规定，这种很早制订出来的准则，也就是所谓礼制。古代的礼书中多有记载。《礼记·祭法》上说：“有天下者祭百神，诸侯在其地则祭之，亡其地则不祭。……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非此族也，不在祀典。”《公羊传》僖公三十一年曰：“诸侯山川有不在其封内者，则不祭也。”《礼记·王制》上也说：“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地者。”
现在的人读古代礼书时，总觉得枯燥乏味，好像距离我们很远很远，实则礼书中包含的一些原理，可作学者研究地域文化的依据，也切合古今的人情物理，例如江苏人从来没有祭祀过陕西的华山和渭水，陕西人也从来不祭江苏的茅山和秦淮河，因为这些“山林、川谷、丘陵”非“民所取财用也”，故“不在祀典”。
这项原则，楚人一直遵循。《国语·楚语下》记昭王问礼，观射父曰：“古者先王日祭月享，时类岁祀；诸侯舍日，卿大夫舍月，士庶人舍时。天子遍祀群神品物，诸侯祀天地三辰及其土之山川，卿大夫祀其礼，士庶人不过其祖。”韦昭注：“三辰，日、月、星。祀天地，谓二王之后，非二王之后，祭分野星山川而已。”可知楚人也认为各式人等在祭祀的范围上有严格的规定。
根据上述原理，可知楚国就不能祀河伯，这与古史上的记载也相符。按天子诸侯祭其境内的名山大川，不亲临其地而遥祭，古代有一专门名词，叫“望”。《史记·楚世家》载昭王曰：“自吾先王受封，望不过江、汉。”裴马因《集解》引服虔曰：“谓所受王命，祀其国中山川为望。”由此可知，“望”字已经成为名山大川的代称，并寓疆界之义。它的得名，乃由祭法而来。
楚国“望不过江、汉”，河非楚望，故楚人不可能去祭河伯。
这给近代楚辞研究者带来很大的麻烦。既然楚人不能祭河伯，那屈原的《九歌》中为什么会有“河伯”一章呢？于是大家勤翻典籍，可以说是不约而同，找出了一条特例，即《左传》宣公十二年所记的邲之战。楚人大破晋人，于是楚庄王“祀于河，作先君宫，告成事而还”。这样似乎可以说明楚国确曾将河列入祀典。
但在邲之战的百年之后，楚人又与河打起了交道。《左传》哀公六年记曰：“初，昭王有疾。卜曰：‘河为祟。’王弗祭。大夫请祭诸郊，王曰：‘三代命祀，祭不越望。江、汉、雎、漳，楚之望也，祸福之至，不是过也。不谷虽不德，河非所获罪也。’遂弗祭。”可见楚国的不祭河伯，史载明白，绝无异义。颇怪坚持楚祀河伯的人为什么对这些记载不作任何解释？
楚庄王于邲之战后祀河，乃因战争中河神不左袒晋人，有德于楚，所以这次祀河纯属临时性质。这种战争中的临时措施，古时中外均见，我在《楚祀河伯辨》中曾举出很多例子：周武王伐纣之明日，即“除道修社”；郑师入陈，“祝祓社”；晋荀吴伐陆浑之戎，“使祭史先用牲于雒”；蔡昭公谋伐楚，乃“用事于汉”；罗马的狄克推多卡密拉斯攻打维爱城时，为了求得当地大神的协助，乃隆重祭祀朱诺。这一情况，越境犯人者每祀当地神祇，属于民俗学上的通例，但不能将此视作该国的常祀。
有的学者，如游国恩、刘永济、孙作云、马茂元等，知道楚与黄河无涉，无望祀之可能，于是从考史着手，以为战国之时楚国北部的边境已经接近黄河，故有祭河的可能。郭沫若更落实此说，云是楚惠王十年灭陈以后，疆土才达到黄河流域，故自这年起，“楚国才有可能祭河伯，才能有河伯的文章”。
针对这种论点，我除提出“楚人信守‘祭不越望’的原则”外，还在“战国时人对楚国疆域的描述”、“河伯传说的区域性”等方面详加论列，且按历史发展，证明楚国疆域从未扩展到黄河边上；陈国位于淮水流域，与河无涉。应该说，我的论证还是比较细密的，掌握的材料也很充分。我可以自信地说，至今还未见到他人作出过如此有力的论证。
在此我还应该补充一点意见，年轻时思想活跃，敢于挑战权威，但提出新说时，还得实事求是，论证时要细致踏实，说理要充分，这样才能把楚辞研究推进一步。
应该说，楚人可祭河伯之说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是闻一多提出的楚郊祀歌说。为此他把《九歌》中的神一一配位，还写下了《〈九歌〉古歌舞剧悬解》一文加以发挥。这种学说的影响，至今仍未消退，有的学者虽未明言，但把河伯作为伴祭队伍中的一员出现于楚国神坛，实际上仍暗袭闻说。
我很喜欢读闻一多的书。在楚辞的众多研究者中，我最欣赏他的才华。他的同类著作，如《伏羲考》、《神话考》等都能显示出一股特有的聪明劲。我读有关魏晋南北朝唐代的文章，爱读陈寅恪的书。他们的文章，精思妙解，益人神智，但其结论不一定可信。我总觉得，读文章时也不能太功利，定要去读那些句句是真理的著作。闻一多等人的文章，考虑问题时想落天外，得出的结论迥异于人，可以启发思维。有些人的文章四平八稳，面面俱到，但读后兴致索然，了无馀味。所以我在教学生时，总是鼓励他们多读一些闻一多、陈寅恪的著作，特别是在年轻时，更应于此培育灵感。
我还觉得，现在有的楚辞学者其有关河伯的文章与前人路子相同，但论证时可还没有前人那么周密。有的学者还说河是总名，任何有水的地方都可以称河，并举《汉书》颜师古注、《诗经·关雎》孔颖达疏为证，云是“北人谓水曰河，不必黄河”。殊不知这是唐人的误说，后人已经纠正。清代著名的地理学者胡渭在《禹贡锥指》的《略例》中说：“江、河自是定名，与淮、济等一例，非他水所得而冒。”近人屈万里撰《河字意义的演变》，遍查群经、诸子、史籍与出土文献，证明先秦之时“河”指黄河，绝无歧意。我们作考证文章时如不注意他人的有力论证，有意避开一些违碍的材料，援用材料时不注意其产生的年代，举例证时不详辨其内容的性质，这样的文章其科学性也就很成问题。
近年来在楚国境内发掘出了很多楚简，上有“大水”一名，有的学者也就认为这就是指黄河。但他们没有作出解释，“大水”为什么一定是黄河，而不是长江或汉水呢？是否先入为主，意欲比附《九歌》，因而只能把它说成是“黄河”。这种论证方式，也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有的学者上征夏代，宛转关说，企图证明楚国王室与沅湘之间可以祭祀河伯。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今人想在文献微乎其微的情况下证成此说，怕是难之又难。何况此说仍然难以逾越“三代命祀，祭不越望”的障碍。
《九歌新考》是我的旧作，距今为时已久。那时年轻，思想上没有包袱，想清一点之后，勇往直前，不屈服于权威的震慑，这些都对我后来的发展有重大影响。为此我也想随罗根泽先生之后，告诉一些年轻的同好：读前人书时，不必持崇拜的心情，因为世上少见十全十美之事，前人的成果中也难免会有不足之处。因此，大家在作研究时，应该致力于发现问题，看准前人的不足之处，不必心存维护而帮着修修补补，应该另辟蹊径，大胆开拓。论证时则应严密周详，注意搜集反证，一一作出合理的解释，这样才能走上正路。后人自可在将学问推进一步的过程中，提高自己的学识，锻练自己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