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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道与国家意志——从《切•格瓦拉》到《九三年》

时间:2009-8-8 16:45:07  来源:不详
摘要:话剧《切·格瓦拉》在2000年的春夏之交所刮起革命话语的旋风已淹没在市场与消费的浪潮中,时隔四年后由国家话剧院推出的《九三年》所宣扬的“绝对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主题一开始就遭冷遇,而本文就是围绕着《切·格瓦拉》到《九三年》的接受情况,论证了革命与人道在国家意志的介入下难以通约的情形。
关键词:革命、人道、国家意志
                                                                      
  Revolution、Humanitarianism and Power 
volition of country:from Che Guevara to the 93’ year
Abstract:while the drama Che Guevara, which arosed furor about revolution words,has little influence in tidal wave of market and consumption, After four years, the drama, the 93’ year, performed by the state showplace, whice blazoned forth “the absolute humanitarianism above the absolute revolution”, encountered cold shoulder at the very start. The paper’s goal is to inquire the uncommensuration states between revolution and humanitarianism under intervention of power volition of country by their acception.
Keyword: Revolution. Humanitarianism. Power volition of country. 
                                                                                       
仿佛一次回光返照,话剧《切·格瓦拉》在2000年春夏的中国大江南北刮起了一股革命词语的旋风。尽管它随后就淹没在市场与消费的浪潮中,但对比它当年在观众中引起的强烈共鸣,与时隔四年后由国家话剧院隆重推出并以宣扬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的人道主义为主题的《九三年》所遭的冷遇,则让我们在感慨市场无情和消费无义的同时,也暗自揣摩它们对于革命、人道与国家意志之间的取舍,其实是有着很强的自主性的。这样的判断可以从电视剧《走向共和》以及话剧《在巴黎公社的日子里》的接受中得到进一步印证,而当前所热闹非凡的红色经典改编,也可以拿来作相关材料。但本文却决定围绕从《切格瓦拉》到《九三年》为中心,对后革命时代革命与人道如何因国家意志的介入而不能通约的情形作一简要的说明。

作为中法文化年的演出项目,国家话剧院2004年4月首台隆重推出了根据雨果同名小说改编的话剧《九三年》。《九三年》的故事发生在法国大革命最为激烈的1793年,法国雅各宾派上台执政后,坚决镇压保王党人的叛乱。作为保王党领袖的前贵族朗特纳克侯爵与作为共和国军领袖的神父西穆尔登和远征司令郭文,是该剧的三个主要人物。他们所属的军队分别被称作白军和蓝军,剧中的高潮是溃败的白军被蓝军围困在城堡中,朗特纳克从暗道逃跑,临走前放火烧毁城堡。图书馆中仍关着三个作为人质的小孩,即将躲进森林的朗特纳克听见小孩母亲凄厉的呼救声,于是他毅然从暗道返回城堡,救出那三个孩子。西穆尔登逮捕了朗特纳克,郭文却将之释放了,并把自己关进狱中。第二天,西穆尔登将郭文送上断头台之后,却出人意料地开枪自杀。由此而得出该剧的主题,即雨果所说的“在绝对正确的革命之上,还有一个绝对正确的人道主义”。[1]
也许因为雨果在其中流露出这种不够激进的思想,他的《九三年》在中国的名声远不及其他著作如《巴黎圣母院》等。我们对于雨果的认识,除了知道他是一个法国著名的浪漫主义作家外,就是恩格斯所谓他虽出身贵族,是一个政治上的保守派,但却对疾风骤雨的法国大革命报以同情的理解。伟大的浪漫主义精神使他超出了自己的阶级局限,这在强调阶级出身的年代里,是他得到有限度肯定的前提,但他的人道主义却很少为我们所知。那么国家话剧院为何要在这时兴师动众改编《九三年》呢?导演汪遵熹这样说:“法国大革命是世界历史发展过程中一个伟大的里程碑,它为人类追求自由、平等、博爱做了一次伟大的实验。雨果第一次把善和人性作为社会进步的衡量尺度,放在了法国人面前”。并从当下社会现实谈到排演《九三年》的重要意义:“法国大革命虽然已经过去二百多年了,但法国大革命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至今仍困扰着世界各国人民”,而“面临着现代性危机的人类正在不断重新检讨自己:究竟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人类究竟向何处去?近年来,东西方不少哲学家,思想家对革命和启蒙思想,对暴力革命和人道主义,对权利意志和回归前苏格拉底、回复自然权从各个角度重新提出了新的研究和思考。”[2]
一出话剧竟然包含了这么深刻的用心,这也挺难为导演的。然而他的这种思考,却很不幸早在1990年代初的时候,就在中国的思想界相当流行了。1990年代,革命成了烫手的山芋,不但刘再复和李泽厚在境外出版了《告别革命》对谈录,刘小枫等人也致力于比较英法革命的不同,结果以前那种知识分子崇尚激进社会变革的热情,全被保守主义风潮所取代了。革命究竟是不告而别还是告而不别,虽然仍是一个存在争议的话题,但革命及其叙事却不再让人顶礼膜拜了。各种调侃革命的言行竟与人们对革命的怀旧并行不悖。街头混混们在嘴里哼着《我是红旗下的蛋》的同时,脖子上却挂着毛主席像章做成的饰物。重走长征路的倡导与公费旅游的批评,也交相冲击着我们的耳膜。在文学上,新中国与旧中国的截然对立也全然消解了,革命英雄与劫色高手划上了等号。财经小说里的纸醉金迷与宣扬苦难的电视剧同样有催人泪下的功效。在市场化的大潮中,包括那些曾经在精神上显得非常高贵知识分子,也为了防止在日益加剧的社会分层中沦落而匆忙汇入逐利大军。于是,巴赫金的狂欢话语纷纷成为那些舍不得理论家头衔的知识分子观察社会众生相的法宝,阶级成了极力回避的词汇,而当年根正苗红的人们则成了弱势群体指涉的对象。
以人道主义反抗革命暴政也不是什么新鲜发明。因提出“文学是人学”而让钱谷融先生在反右运动中吃了不少苦头,但文革结束后,却也因此而让他成为最先掌握批判文革利器的先知先觉者。我们通常会有这么一个判断,文化大革命给中国人民带来的空前深重的灾难,其最大者莫过于极左政治路线对人性的戕害与摧残。在那个时代,人不再是人而是被异化为阶级斗争的工具,一部分人被迫成了阶级敌人而失去做人的资格,一部分人却以革命的名义摧残同类而沦为兽性发泄,也失去了做人的尊严与自爱。像这样从违反人性和人道的角度对文革政治进行批判,是几乎所有文革后的知识分子最为拿手的本事。无论是得风气之先的伤痕反思文学,还是迁延到世纪末的老右派回忆录,其对人的重新发现就是凭的人道主义武器。在人道主义语法里,革命不但成了灭绝人性的罪魁祸首,而且还是如今党同伐异的知识分子打口水仗的根源所在。而当人们在重读十七年文学中颇受重视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戏剧以及电影时,也发现其中二元对立的叙事后面违背人性的弊病,于是反其道而行之,在对革命的戏仿式书写中,不但取消了英雄人物与反面角色之间的黑白分明,而且为达到所谓还原历史的目的,不惜矫枉过正地为原先高大威武的革命英雄身上添加许多诸如卑劣、凶杀、色情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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