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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上)

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在对1949—1966年的小说的讨论过程中,一些研究者使用了“革命通俗文学”这一概念,这一概念不仅涉及到《白毛女》等“现实题材”的作品,也包括《林海雪原》这一类的“浪漫故事”。但是,我以为,在这一概念的使用过程中,需要讨论的,不应该仅仅只是小说的结构类型,更重要的,似乎还应涉及写作者的叙事态度,而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非现代精英知识分子的态度,这一态度很大程度上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的支持,也就是说,正是经由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群众”这个概念才会被有力地“嵌入”到当代文学的结构之中,并进而导致这一结构的种种变化。这一变化的形式表征之一,即是当代文学的通俗化倾向。可是,在某种意义上,所谓“革命通俗文学”仍然是一个后设的概念。事实上,在1949—1966年代,当代文学并没有一种严格意义上的“雅/俗”之分,即使在严格的分类意义上,将这一类小说定义为“革命通俗文学”,那么,进一步需要追问的可能是:为什么在这一时期,“革命通俗文学”会成为“国家文学”,或者“国家主流文学”,并成为一种主导性的叙事方式。而在另外一个方面,这一类小说大都是在讲述一个有关“革命历史”的故事,或者说,是对“革命”的某种历史演义。在这一意义上,黄子平则使用了“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并据此展开对这一类小说的分析和评价。因此,我在此主要讨论的,不仅是“革命通俗文学”为什么会成为“国家主流文学”,同时,也想进一步讨论,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意义究竟何在,以及为什么这一革命历史的重述会以一种“通俗化”的形式表现出来。而所谓的“通俗”,不仅含有“英雄”的元素,也包括“传奇”的叙事特征。而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从“英雄”到“传奇”,则是一个从“真实”到“浪漫”的过程,也是一种“凡”与“奇”的分野。而此一“凡”与“奇”的分野,恰恰是一种“新异”的想像领域的被重新打开,按照孟悦的解释,“传奇”这一想像领域往往含有“非非”式的主题。因此,更需要讨论的,也许正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当代文学致力于打开“传奇”这一“新异”的想像领域。
  
  一、“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
  
  如果我们暂时不去讨论“革命通俗文学”这一概念是否具备了解释上的合理性,仅仅就它所指称的具体的文学作品,包括这些作品所呈现出来的通俗化倾向,那么,我以为,对这一现象的讨论,还应该回溯到所谓的“解放区文艺”时期,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通俗化”、“大众化”不仅得到了革命政治的大力支持,同时,更获得了“文学正典”的合法性地位,而这一合法性则被周扬通过对“赵树理道路”的总结解释为“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的一个胜利”。
  显然,在这一文学“正典”化的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明显来自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支持,但是,我们仍然不能忽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之前就已经展开的有关“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及“抗日战争”的整体的历史背景。
  这一历史背景的重要性在于,正是因为战争的爆发,导致了中国现代史上知识人口的大规模的地理迁徙。这一地理迁徙给文学带来的空间影响则正如周扬所说:“战争给予新文艺的重要影响之一,是使进步的文艺和落后的乡村进一步接触了,文艺人和广大民众,特别是农民进一步接触了。抗战给新文艺换了一个环境,新文艺的老巢,随大都市的失去而失去了,广大农村与无数小市镇几乎成了新文艺的现在唯一的环境。……过去的文化中心既已变成了黑暗地区,现在的问题就是把原来落后的区域变成文化中心,这是抗战情势所加于新文艺的一种责任”。按照王瑶先生的解释,这一空间的变化,“使广大作者有了一则以忧,一则以喜的发现:一方面,他们亲身感受到了‘五四’以来的新文艺与生活在中国土地上的普通人民,尤其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之间的严重脱节与隔膜;这对于一直以‘文学启蒙’为己任,现在又急切地要求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为战争服务的中国作家,无异当头棒喝,并因此而引起痛苦的反思。另一方面,作家们又实地感受到了中国农民的力量、智慧,特别是他们对新文艺、新思想、新文化的迫切要求,于是,中国农民真正地,而不是仅仅停留在口头上、书本上地,成了新文艺的表现与接受对象、以致服务对象。与此同时,作家们还发现了中国农民自己创造的民间艺术、及其内蕴着的中国传统文化的特殊魅力,而这正是许多新文艺的作者长期忽略与轻视的。唯其如此,对民间艺术的意外发现,就不能不引起新文艺作家们思想上的巨大震动。以上两个方面的发现,都激发起了对‘五四’以来的新文艺进行新的调整与改造的自觉要求:这构成了贯穿于这一时期的‘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以至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深刻背景与内在动因。对‘五四’新文艺的调整与改造,主要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调整新文艺与传统文化,特别是民间文化的关系,以促进新文艺进一步的民族化;调整新文艺与农民的关系,以促进新文艺进一步的大众化;这两个方面同样构成了‘民族形式’问题讨论与延安文艺整风运动的基本内容和主要目的与要求”。我以为,王瑶先生的解释为我们理解“解放区文艺”的“通俗化”和“大众化”提供了极有意义的进入路径。也因此,“赵树理道路”的文学正典化过程,就不仅仅只是来自于政治的支持,更重要的,它还体现了“新文艺”在调整和改造中的对自身的某种期待,这种期待才是这一“文学正典”化的真正的内在的动因。也因此,它是“新文艺”的某种延续,而并不是“旧文艺”的某种回潮。我以为,这是我们讨论或理解“解放区文艺”通俗化和大众化的一个前提,或许,这也是“革命通俗文学”论者的一个内在的出发点,尽管,这一概念仍有可能引起一定的误解。
  但是,在形式问题的背后,我更愿意强调的,仍然是某种叙事态度,而这一叙事态度不仅涉及到“解放区文艺”的主体性的重新建构,也关系到小说的叙事角度,包括由此引申出来的种种形式上的重新探索。而正是这一形式上的重新探索,决定了当代文学的实验性质,也就是说,当代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实际上并未放弃艺术的实验性——这一实验包括小说的形式、语言、人物塑造,等等。而这种实验性显然是从“解放区文艺”开始。当然,在这一实验过程中,当代文学也为此付出了程度不等的代价,有时,甚至是一种粗糙的艺术形态。可是,在任何的文学的实验性的过程中,这种“粗糙”的或者“不完善”的艺术形态似乎总是难以避免,包括“五四”新文艺的草创时期。
  在这一叙事态度的形成过程中,“政治”无疑是最为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随着立场、工作对象、学习等问题的变化,必然会导致出对“态度”问题的讨论,按照毛泽东的说法:“随着立场,就发生我们对于各种具体事务所采取的态度”。这一政治规定下的叙事态度当然有着它的极大的局限性(比如“歌颂”和“暴露”的问题),但是,在另外一种意义上,这一叙事态度也带来了其他的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导致了“工农”作为一种“有意义的他者”进入当代文学的视野,并与此形成一种对话关系,当然,在这一对话关系中,“国民性改造”的主题也被悄悄改写,“工农”在被政治化的同时,也被道德化。然而,更重要的,是一种“政治”的叙事角度——这一叙事角度包含了某种“国家政权建设”的整体性想像。这一整体性想像固然导致了一种“宏大叙事”,但是,对“中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很难离开“政治”的支持,包括“国家政权建设”的整体性想像。而这一想像相应提供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叙事角度。我以为,我们不应该完全否定这一政治视角的合理性,中国现代历史的变化,根本原因之一即是某种新的“国家政权”的出现,一些社会学家已经观察到:近代国家为了强化自身权力,积极向基层吸取资源,而这一过程的推进,使中国的基层社会关系发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变化,不仅改变了社会中不同集团的角色关系和行动机会,也同时破坏了传统上以地方精英为中心的社会整合秩序。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政治视角也帮助了“解放区文艺”更深刻地观察中国的乡村社会,比如,在许多的“解放区文艺”的作品中(包括赵树理的《李家庄的变迁》、歌剧《白毛女》等等),都相继出现了“恶霸地主”和“反动官府”勾结的叙述内容,而这一现象的出现则正是近代中国“士绅”结构也即有限的地方自治的传统的断裂的结果。在这一“故事”的讲述中,“解放区文艺”固然向传统小说(比如《水浒传》)积极地吸取叙事资源,但是,在根本上已经不同于传统的“旧小说”。这一“不同”在于:由于现代“政治”视角的进入,它要考察的,已经不是“个别”,而是一种普遍的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它所要致力的,不是单纯的“除暴安良”,而是一场深刻的政治革命;这一革命要求的,也不仅仅只是乡村社会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改变,而是和整个的“国家政权建设”的革命要求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因此,在这些作品中,明显地具有一种强烈的现代性的政治诉求。也因此,它是“现代”的,而不是“传统”的,是“革命”的,但不完全是“通俗”的。也正是在这一现代的“政治”视角的规定下,对“集体”的重视,更甚于对“个人”力量的讲述。
  
  但是,在这一“政治”视角的隐蔽的规定之下,我们同样可以清晰地看到“五四”精神的某种延续,即使在一些“解放区”作家的传记资料中,我们也能感觉到这一现代的知识谱系的存在,因此,一些论者将这些作家的精神源头追溯至“五四”新文化,我以为,大致是不错的。而这一“五四”新文化的延续,在当时,也得到了政治的支持,起码,在理论和形式的层面。所谓“五四”精神的内涵之一,也可以说是一种以人为本位的现代个体观念,1941年,赵树理在一篇短文中就说:“人总是人,能给自己的生活做得了主,活着才有意思”,这也是所谓“劝人文学”的现代要素之一。而在这一现代观念的影响下,对人所应该具有的自由、幸福和尊严的热情歌颂,就成了这些作品的一个较为普遍的叙事主题,包括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康濯的《我的两家房东》等等。而这一关于人的(也是农民的)“自由、幸福和尊严”的故事叙述,同时也吻和着中国革命的“反封建”主题。我以为,这一“反封建”的主题,是我们考察所谓“根据地文化形态”的重要路径之一。而将中国农民纳入这一“反封建”主题或“人的解放”的故事叙述之中,不仅是“解放区文艺”的重要贡献,也是中国革命重要的政治诉求之一,因为只有将农民从传统的封建性束缚中解放出来,并改造成为现代的个体,才有可能在此基础之上,重新结构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因此,在这些作品中,始终存在着一种如周扬所说的对“光明的、新生的东西”的想像和追求,也即表现一种“新的世界、新的生活、新的知识”,而所谓“新的知识”不仅通过群众性的“识字”运动(冬学、夜校、扫盲,等等)表现出来,也渗透在这些作品的“教育”和“劝人”的自觉的功能性诉求之中。在这一意义上,即使在所谓的“救亡”运动中,“启蒙”也并未就此中断,只是它以另一种形式在中国的下层(乡村)社会展开。但是,这一“启蒙”在进入中国的乡村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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