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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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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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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了文学批评。可是，在李扬看来，曲波的这一描写，“却大都是从古代小说中学来的知识”（76）。而为了更完整的描述这一搏奕过程，我将以“土匪”这一核心叙事要素为例来继续进行讨论。
在中国传统的历史叙事中，“匪”历来是一个含混不清的概念，它不仅和“绿林”纠缠不清，有时也和“侠”相互重叠（77）。因此，“公案”和“侠义”常常互为补充，而“朝廷”和“江湖”亦时分时合。导致这样一种叙事特征的，多少和“读者”的身份重叠有关。当阅读者脱离了自己真实的存在境遇，所谓“江湖”常常会成为一个“新异”的传奇领域，从而满足一种“非非”式的想像；但是，当阅读者回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乡村或者城市——便会感受到“匪”对自己所在的生活世界的威胁。这样一种身份的重叠，不仅会对对象进行意识形态的修订，对象亦会在这种修订中分裂成不同的身份——匪、绿林、侠、捕快，等等，从而为阅读提供一种安全的边界。但事涉中国革命历史的讲述，则更为复杂。
这一复杂性在于，“阶级斗争”的观点构成了意识形态的核心内涵，用此一观点讲述中国历史，《水浒》人物就必然成为农民起义的典范，并被纳入中国革命的历史谱系之中，这一观点，在毛泽东《给杨绍萱、齐燕铭的信》中已有充分表述（78）。而在革命实践中，所谓“土匪”亦有加入革命的事例，最为著名的当是井冈山时期的王佐、袁文才部（79）。实际上，早期共产党人中的一些杰出领袖，比如毛泽东、李大钊、彭湃、刘志丹等，都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中“秘密会社”的重要存在作用，并不惜和当时的中央决议对抗，而将这些复杂力量吸引到革命队伍之中（80）。但是，重要的显然并不仅仅只是具体的社会实践，而是为何事隔多年之后，当代文学重新展开这一对“土匪”的叙事和想像。
在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当时主流文化（国家政治／新文化）对武侠小说的压抑，而使得这一小说类型的某些核心的叙事要素，悄悄地向“革命通俗文学”转移，并且成功地使“侠”和“匪”获得身份的重新解释。在这一解释中，“土匪”被分成两类，而且程度不等地介入到政党政治之中：一类迹近恶霸，比如《林海雪原》中的许大马棒、座山雕之类，而且本身也已经成为“国民党反对派”中的一员，因此，和此类土匪的斗争，也就相应延续了“公案小说”的传统；而另一类“土匪”则更近于《水浒》中的英雄好汉，比如《红旗谱》中的李霜泗，等等。这一类“土匪”才真正构成“革命通俗文学”的叙事对象。
这样一类“土匪”既兼具了传统“绿林好汉”的特点，从而唤起了读者（也包括作者）的阅读记忆，同时，意识形态的介入，强化了他们身上或者行为的“阶级反抗”的特征，从而为阅读提供了一种隐秘的现实联系，因此构成的，正是一种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阅读，同时划定了叙事和阅读的安全边界。一些研究者据此而将这些人物纳入“民间”谱系中加以考察，并以为他们身上的艺术魅力正是来自于“民间”的草根性质（81），大致是不错的。
但是，我们同时应该看到，这些人物，无论是《苦菜花》里的柳八爷，还是《红旗谱》中的李霜泗，或者《小城春秋》里的吴七，他们本身并不是小说的主角，或者说，只是一些“次级英雄”，而且还需要领导和改造。如果我们把小说看作一个整体，那么，在文本内部，也存在着一种“互文性”，故事和故事之间，人物和人物之间，构成了种种复杂的互为指涉的生产关系，故事和人物的意义只有在这种关系中，才可能被相互地生产出来。
在这一意义上，这些人物的周边，往往存在着另一些更高级的“英雄”，他们之间构成的，正是这样一种相互生产的关系。《苦菜花》中的“柳八爷”往往被视之为“民间”的艺术典型，的确，相对于“柳八爷”，小说的另一英雄“于得海”显得面容模糊，但是，即使“柳八爷”也只是小说中的一个过场人物，把这一人物从小说整体中抽象出来，显然并不能说明小说整体的成功或者失败。而且，在小说中，“柳八爷”的形象描述，真正成功或者感人之处，正在于“枪毙马排长”一节。在这一节的叙述中，我们看到的，也正是“政治”如何改造“土匪”，换言之，只有在“于得海”这一文本中，才可能生产出“柳八爷”的文本，或者说，离开“于得海”，“柳八爷”的意义很难独立存在。因此，“柳八爷”的叙述成功又是在和“于得海”的互为指涉中得以完成的。我以为，这可能会是讨论文本内部的“互文性”的一个案例。上一页 [1] [2] [3] [4] [5] [6]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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