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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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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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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写在小说中并不少见。也即“英雄”的农民习性，或者说“凡俗”本质。这些“农民习性”在某一现代视角的观察下，也同时构成“英雄”身上的毛病，换句话说，他们也是一群“毛病英雄”，比如好酒贪杯、逞气斗狠、自由散漫，等等。这些“毛病”不仅有待于战争的改造，更有待于政治的教育。比如，康家寨的民兵因为打了几次胜仗，就开始骄傲自满，也不愿意种地了，这种思想倾向立即受到了老武的批评。老武批评的，不仅是某种“脱离群众”的现象，更是在这一现象中，可能存在的“英雄”的独断性质。这样，我们或许能理解，为什么在此类小说中，“个人英雄主义”总是会受到批评，乃至抑制。包括后来《红日》中石东根的形象描述。但是，恰恰因为“英雄”身上的“毛病”而使阅读者感到了某种亲切，这种亲切不仅来自于共同的“凡俗”性质，更在于由此确立了某种政治认同，并在这一政治认同中，感知到了自我的“成长”可能，在这一意义上，《吕梁英雄传》同时隐含了一种“成长”主题，当然，这一“成长”主题在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中表现得更为明显。
在这一“人人皆可为英雄”的观念制约下，“英雄”更多地被表述为一种“平凡的儿女”，同时，也是“集体的英雄”。支持这一写作的，可能还有一种“真实”的创作理念。实际上，今天我们认为是“传奇”的作品，在当时，仅仅只是一些“现实故事”，这些“故事”不仅要求取材的“真实”性，也要求描写的“真实”性，也即所谓的“真人真事”。这一“真实”性的要求，一方面抑制了小说的虚构，也就是说，从“故事”到“小说”，确实需要某种“虚构”，因此，一些作者也曾为此而感到某种“苦恼”(35)；但是，另一方面，它又为“生活化叙事”提供了某种可能性。应该说，在这一叙事方式的规定下，《吕梁英雄传》的“生活气息”是相当浓的。一些相当生活化的场景不时穿插于小说的战争描写或者英雄叙事之中。比如，小说第四十七回：“自选对象树立新风尚，新式结婚打破旧传统”中，写民兵张有义因伤住院，恰好护理他的是姨家表妹巧巧。两人日久生情，张有义“心里印了个巧巧的影子”，巧巧也“很爱张有义，爱他打仗勇敢”。但是又觉得“他有很多毛病”。所以，两人临分手时，张有义问巧巧：“你觉得我这个人怎么样？有啥缺点？要分别了，提提意见”。巧巧就很正经地说：“你打仗很勇敢，我很……就是听说你在你村里，爱串门子，不爱生产。这可是个大缺点”。张有义发誓说：“我有这毛病，我能改，一定能改”。果然，“张有义当天回到村里，下午就扛上锄头去锄地。……回来十多天，没闲串过一阵。有一次，在街上碰到几个年轻媳妇，笑嘻嘻地和他说话，但张有义低着头过去了，他心里记着巧巧的话”。于是，村里人都说：“张有义带了一回花，变规矩了”。这样一种生活化的叙事，确实再现了一个“凡俗”的世界，同时，这个世界又是“新”的。而这个真实的平凡的世界，在某种意义上，有效地抑制了“传奇”，或者说，抑制了一种“超自然”的描写。应该说，这一“凡俗”的生活化的叙事，也同样进入了1949以后的此类“英雄” 演义，并有别于，比如“武侠小说”一类的俗文学。我以为，这可能也是所谓“革命通俗文学”的另一重涵义。
但是，《吕梁英雄传》毕竟是小说，而且还是长篇小说，因此，就并不仅仅只是一个“现实故事”。从“故事”到“小说”，不仅需要某种虚构，同时还包含了情节、人物等等的重新结构和创造。尤其是，当《吕梁英雄传》自觉地采用了一种传统的章回体的形式，这一形式本身就会提出一种“传奇”的要求。
在章回体小说中，这一“传奇”因素，我把它理解为故事的引人入胜和情节的曲折跌宕。在这一意义上，很难否认《吕梁英雄传》的传奇色彩。而这一“传奇”因素的存在，可能来自于两个方面。
正如我们已经知道的，《吕梁英雄传》最初是以一种故事的连载形式在《晋绥大众报》上逐日刊登。在现代小说的创造过程中，媒介是一种极其重要的制约和导引力量。现代通俗小说的发展，就与报纸这一现代的传播形式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是报纸的“连载”栏目(36)。正是报纸这一媒介形式的介入，现代的“读者”（市民）概念也开始逐渐形成。而为了吸引读者，小说不仅要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同时还必须连续不断地制造悬念和高潮，因此，“情节”或者“传奇”性的情节就成为小说的一种重要的结构方式。应该说，《吕梁英雄传》在这方面的确吸引了不少读者。而据当时的读者反映：因为《吕梁英雄传》在《晋绥大众报》上连载，使得平时“不注意看报的人，也抢着要看报了”，“对每期报纸只怕缺下一张，如来的迟了，好像儿子想亲娘的一般”，但是，我们还应该注意到，由于当时中国农村的识字率低下，“讲故事”就成为一种重要的口头传播形式。在当时，不仅老师讲给学生听（“自从《吕梁英雄传》在大众报上登出来，我就把它选作公民课的辅助教材，给学生们读……更能引起学生们的注意”），也有学生给大人讲（“学生们回到家里，睡在被子里还给大人们谈，讲英雄故事”），而领导也会对群众讲（“我这次下乡到武明村，正值召开全行政村民兵会，大家要求我读《吕梁英雄传》，我就给读了两段，大家很注意听”），等等(37)。而为了满足这一“传播口头”的形式，除了要求故事的引人入胜，还必须考虑到语言的通俗化。我以为，在所谓“革命通俗文学”的形成过程中，“口头传播”是极其重要的“市场”因素之一，而这一问题，我在下面还会继续讨论。
但是，另一方面，在这一小说的虚构过程中，作家的阅读记忆会常常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或者说，在一个文本的制作过程中，总是会留下另一个文本的重叠的印记，也就是所谓的“互文性”。这一“互文性”来自两个方面的支持，一是马烽和西戎个人的阅读记忆，比如，马烽从小就熟读《水浒传》、《红楼梦》、《七侠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而西戎小时候，他的堂兄不仅向他介绍鲁迅的小说，也给他讲《三国》、说《水浒》、摆《西游》，等等(38)。另外，在“民族形式”问题的讨论过程中，中国的古典小说也开始成为一种主要的学习对象，比如周立波就曾反省自己“过去我在鲁迅艺术学院教《名著选读》，选读中国的东西太少了”，甚至还认为“中国的古典小说因为没有踏进文人的文苑，因此也没有走上庙堂，倒是能够反映过去人民的生活”(39)。后来，他还总结出中国旧小说的三个优点：一是故事完整，二是典型人物塑造的精妙，三是口语化，而且认为“章回小说的作者是一些多才的、认真的、不求名利的真正的艺术家”(40)。在某种意义上，这样一些论述，提供的正是一种回归传统的政治合法性。而在《吕梁英雄传》中，也的确留下了传统小说的叙述痕迹。在当时，已经有读者感觉到小说中的“老武象孔明一样，尽是耍计策”。
然而，批评意见也同时存在于这一章回体的小说形式上，比如解清就觉得“作品中的英雄，虽然都是群众中的一员，都具有着土生土长的老百姓的朴实性格，没有荒唐无稽的虚构和捏造。但是，这些英雄们，往往是个人突出，行为神秘，作风原始，很容易令人联想到梁山泊的英雄好汉来的。……（而且）书中的英雄也把自己比作梁山泊的人物……”(42)。也有批评小说语言的，认为“用的字句有些欠严肃而且缺乏感情”，比如小说写猪头小队长杀害乡民：“‘砰’的一洋刀把头砍了，那颗头像西瓜一样，突溜溜滚在人堆眼前……”，这一写法明显来自于“旧小说”，而站在今天“我们的立场，这样来描写，我认为似乎欠妥，因为敌人杀的是我们的人……”(43)。在这些批评中，我们可以感觉到的是一种对“旧小说”的评论态度，这一态度仍然来自于“五四”新文艺传统，并且构成了当时也是后来的主要的批评语境。而这一批评语境也多少抑制着小说的“传奇”因素。尔后出版的八十回本《吕梁英雄传》也程度不等地吸收了这些批评意见。
而且，一些“新文艺”作家更为看重的并不仅仅是小说的“通俗化”，或者“大众化”，而是小说包含着的某种“现代”的主题。比如茅盾虽然认为《吕梁英雄传》“描写粗疏”，但却有着很重要的“教育意义”，这一“教育意义”在于，一方面读者“能在这‘镜子’里在认识自己，检讨自己，肯定自己，并把自己提高一步”，而且，通过小说叙述的“人民”的力量“长成”的过程，也可以使读者“克服那落后的‘命运’论”(44)。换句话说，茅盾在此总结的，正是一种现代的“成长”主题，这一主题也是政治的，因为完成这一“成长”过程的是最后认识到“有组织就有力量”。显然，这一“成长”的主题才决定了小说的开放性质，并有可能“召唤”更多的读者，也就是“人人皆可为英雄”。而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很“现代”的批评要求。
这一批评要求，郭沫若在为《新儿女英雄传》所作的序言中，表达得更为明确：“这里面进步的人物都是平凡的儿女，但也都是集体的英雄。是他们的平凡品质使我们感觉亲热，是他们的英雄气概使我们感觉崇敬。这无形之间教育了读者，使读者认识到共产党员的最真率的面目。读者从这儿可以得到很大的鼓励，来改造自己或推进自己。男的难道都不能做到牛大水那样吗？女的难道都不能做到杨小梅那样吗？不怕你平凡、落后，甚至是文盲无知，只要你有自觉，求进步，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忠实地实践毛主席的思想，谁也可以成为新社会的柱石”(45)。
郭沫若在写这篇序言的时候，阅读到的是作者送来的“剪报”，和《吕梁英雄传》一样，《新儿女英雄传》原来也是以连载的形式在报纸上刊登。但《新儿女英雄传》似乎更“新文艺”一点。如果说《吕梁英雄传》更多地描写“群体”，《新儿女英雄传》则集中书写了牛大水和杨小梅这两个人物，包括他们的成长过程。因此，相对于茅盾对《吕梁英雄传》“描写粗疏”的批评，郭沫若则认为《新儿女英雄传》在“人物的刻画，事件的叙述，都很踏实自然，而运用人民大众的语言也非常纯熟”。而我以为，这和《新儿女英雄传》的结构有很大关系，人物集中，自然使得叙述中的枝蔓减少。
马烽和西戎在八十回版的《吕梁英雄传》的后记中，曾总结了小说的“漏洞和缺陷”，其中之一便是“没有心理变化”。所谓“心理变化”，也可以理解成人物的“成长”主题尚未充分地展开，因而导致小说“没过程，甚至有些前后矛盾的地方”(46)。相对而言，《新儿女英雄传》在“心理变化”上，似乎用力更多些，比如小说写牛大水在县上的“训练班”受训，因为抽烟受到同志们的批评，心里很是委屈，先是“恼了”，后来又“赌气”，经过程平的教育，“气也平了，心也服了”，“笑呵呵地”在“党的会”上保证自己“再不发我的牛脾气了”。在这一“心理变化”的过程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共产党员”，对于一个普通农民来说，在当时，“共产党员”不仅是一种身份，更隐含着一种尊严和荣誉。也正是这一尊严和荣誉，导致了牛大水的“心理变化”。
这一心理变化的过程，也正是一个人成长的过程。小说着重叙述的，正是牛大水和杨小梅这样一些“平凡的儿女”如何成长为“集体的英雄”的故事，这一故事从《吕梁英雄传》开始，再经过《新儿女英雄传》的铺叙，而逐渐构成了一种写作模式。在这一写作模式中，“传奇”的因素逐渐地淡化，如果说《吕梁英雄传》尚存有旧小说的叙事痕迹，在《新儿女英雄传》，则更趋向于“新文艺”的“心理”写作的要求，而且，更加地“凡俗”化也更加地“浪漫化”。牛大水和杨小梅“革命加爱情”的“新文艺”故事不仅在小说里继续地延续，那些“超自然”的描写也几乎根本性地退出了小说的叙事。而“革命＋凡俗＋浪漫”才真正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革命”的“现代”的“通俗故事”。这一故事导致的是一种群众模仿的可能性，也就是“男的要做牛大水，女的要做杨小梅”。
显然，在这些小说中，通俗文学本身所具有的“传奇”因素常常会因为各种原因而被有意无意地压抑，但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却是，1949年以后，又是什么样的原因，将这些“传奇”因素解放出来，并构成了另一种“英雄”故事的表述形式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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