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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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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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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我们完全可以不在这一已经被日渐抽象的“民间”概念中讨论问题，在比较具体的层面上，我们或许可以将其视之为“革命政治”和“游民文化”之间的某种复杂的纠葛（82）。一方面，中国的革命政治始终没有放弃过将“游民文化”纳入到自己的动员谱系之中的企图，而另一方面也同样始终没有放弃对这一“游民文化”的改造目的。这一改造既延续了传统的中央集权的政治愿望，也包含了现代社会的组织目的，因此，它既是传统的，也是现代的。也因此，当它企图将“游民文化”纳入自己动员谱系之中的时候，必然会因此展现这一“游民文化”的丰富内涵，从而唤起“读者”的阅读兴趣；而当它同时力图改造这一“游民文化”的时候，也同样会受到“读者”的欢迎：这一改造暗合了“读者”对“土匪”的恐惧和拒绝，这一恐惧和拒绝同时也潜意识地构成了另外一种阅读期待。这一期待是双重的，即充满兴趣，也包含拒绝。这一双重的阅读期待恰恰构成了传统的公案或侠义小说的叙述策略。因此，对“游民文化”的这一矛盾态度，表征出的，恰恰是“民间”在这一问题上的暧昧心理，这一心理，同时构成了阅读者自身的潜在文本。
重新阅读这一类小说，我们会发现这一“改造”是极具叙述策略的。这一叙述策略的特征在于，改造者和被改造者始终处于同一种文化或者阅读期待的控制之中，比如说，《苦菜花》中有于得海和柳八爷比武一节，这一细节也同样出现在其他的小说之中，比如《红旗谱》中张嘉庆和芝儿的比枪。这一叙述策略非常接近于传统的公案小说，比如《三侠五义》中南侠展昭和“五鼠”的比武，等等。这样一种叙述，显然使得改造者极易进入阅读者的期待视野，而且，由于改造者拥有比被改造者的更为强大的力量，因此改造本身也就具有了自身的合法性。
但是，这样一种叙述的危险性则在于，改造本身有可能为被改造者的文化所控制，从而无法传递出改造的全部的政治意义乃至目的所在。因此，对“革命通俗文学”的颠覆首先即是对改造者的形象的重新解释，这就是《红旗谱》中“贾老师”的形象意义所在。贾湘农的意义在于，他既不同于《苦菜花》中的于得海，也有别于《吕梁英雄传》里的老武，而是一个知识分子，完全不在被改造者的文化系统之中，也就是说，“贾老师”的力量不仅来自于某种理论，更重要的，他本身就是“现代”的。因此，他不仅是改造者，同时也是“召唤”者。而经此“召唤”，被改造者本身必将经历一种“成长”的过程。也因此，张嘉庆、李霜泗等人会被压抑成为小说的次要人物或者次要故事。而“通俗文学”也会就此被“成长小说”重新替代。事实上，《红旗谱》的改造／被改造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叙述模式，包括后来的京剧《杜鹃山》中，草莽英雄雷刚要“抢一个共产党领路向前”。
显然，围绕“土匪”这一意像的叙述，恰恰可以昭示出各种力量的搏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读者”和“市场”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因为这一因素的存在，导致当代文学重新寻找一种“通俗”的叙述方式。这一“通俗”即是一种叙述方式，也是某种传统的再度复活。但是，对这一“通俗”的改造，在当代文学中也从未停止，因此，在所谓“革命通俗文学”中，“革命”和“通俗”既相互利用，同时也一直处在激烈的冲突和对抗的状态之中。当“通俗”压倒“革命”，“旧小说”的趣味常会不经意的流出，典型即如欧阳山的《三家巷》、《苦斗》，等等。而“革命”压到“通俗”则必然要求另一种小说叙述模式的出现，《红旗谱》的诞生正是当代文学重归“五四”新文学传统的一种征兆，当然，这并不是说，这一回归彻底摒弃了“通俗”，相反，“通俗”的痕迹已然无法抹去，这也是当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的有所差异的痕迹之一。
四、为何或者怎样重述革命历史
所谓“革命通俗文学”，在其叙事题材上，大都是在重述革命历史，因此，在“讲史”的意义上，黄子平则以“革命历史小说”这一概念替代了“革命通俗文学”的提法（83）。当然，这一概念的外延要更为宽广，许多无法被纳入“革命通俗文学”的作品，比如《红旗谱》，却在黄子平的概念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位置。
我的兴趣显然在于，为何在1949年之后，“重述革命历史”会成为一种重要的创作潮流。这一创作不仅表现在小说领域，同时更有“革命回忆录”这一叙事形态的出现。而这一叙事形态的出现，也正意味着国家政治的高度重视乃至直接介入。在众多的“革命回忆录”的撰写和出版过程中，影响最大也是较早进行的，当属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5月开始陆续出版的《红旗飘飘》丛刊。《红旗飘飘》的出版，不仅仅是因为“熟悉革命斗争和英雄人物的作者，往往没有充分的时间从事写作。同时，写一部较完整的某些英雄人物的传记小说或反映革命斗争的作品，往往需要较长的时间”，因此，《红旗飘飘》“这个专门发表描写英雄人物和革命斗争的作品的丛刊……所刊载的文章，有长有短，体裁不限。有传记，也有小说，有回忆录，也有一般的记叙文”。更重要的，是它及时地满足了国家政治的需要，1957年5月15日出版的《红旗飘飘》第一辑的“编者的话”中，就及时引述了《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社论：“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战斗”。这一对“革命历史”的政治性描述，事实上奠定了“革命历史”作为“正史”的撰写标准。而《红旗飘飘》的编辑者，则进一步说明了这一历史书写的重要性以及现实意义：“在我国人民革命的历史上，有着多少可歌可泣，惊天地、泣鬼神的事迹！但是这一切，对于当今一代的青年，并不是很熟悉的。因此，他们要求熟悉我们人民革命的历史，并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
在“革命”的前面加上“中国”或者“人民”的定语，显然是一种深思熟虑的修辞结果。在这一修辞中，阶级的利益被转喻为人民的利益，革命战争也同时被转喻为国家的战争，同时带有正义／非正义的民族性质，并藉此传递出现代民族－国家的合法性的结构要求。这一要求的全部的修辞秘密，已经蕴含在毛泽东1948年9月30日为人民英雄纪念碑亲自撰写的碑文中：“三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三十年以来在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从那时起，为了反对内外敌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历次斗争中牺牲的人民英雄们永垂不朽”（86）。在这样一种有关“时间”的叙述中，中国革命的历史既非三年，也非三十年，而是整整一百年，一百年的历史，恰恰是中国的现代的历史。因此，在这一“时间”的历史叙述中，不仅阶级、人民、民族和国家被有效地整合在一起，而且由此引发的“革命”也被证明是“现代”的。更为重要的，“革命”而催生出来的“新中国”的普遍意义也正是经由这样一种历史的叙述而被有效地建构起来。这一普遍意义不仅保证了权力从历史叙述中所获得的合法性，而且，它还保证了这一“新中国”不仅是“革命”的，也是“民族”的，而且，还是“历史”的。这一修辞并非仅仅只是“新民主主义”阶段的权益之计，相反，即使中国的社会主义想像，也仍然顽强地保留了民族主义的成分。事实上，在所有“革命历史”的重述中，数量最多也是影响最广的，仍然是有关“抗日战争”的小说。显然，这和“读者”有关。
但是，这一历史叙述，并非仅仅只是为了再现一段“可歌可泣”的“事迹”。任何一个民族国家的建立，都必须重新讲述或者结构自己的“神话”，这一神话既包含了一种起源性的叙事（这一叙事提供了国家政权的合法性依据）；同时，这一神话还必须成为一个民族寓言，或者一种深刻的国家精神乃至民族真理的象征。
按照詹姆斯·O·罗伯特对神话的极为宽泛的理解，神话就是一个民族的记忆，而且在这一记忆里，包含着这个民族的“很多真理”。这些记忆不仅散落在一个国家的人名、地名、事件名称和制度名称，更重要的，还贮存于自己讲述的故事之中——诗作和史剧、演说和广播、演出和电影、笑话和讣告之中。显然，神话构成了我们生活其中的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包含着信仰和信念，而借助于神话这一“故事”形式以及它所提供的某种“行之有效”的方法，使得这一民族的成员有可能克服现实所形成的各种障碍以及各种紧张关系（87）。
在我看来，詹姆斯·O·罗伯特基于美国经验作出的“神话”描述，更接近于某种“现代神话”。这一“现代神话”既根植于一个民族的历史记忆或者历史无意识之中，同时又不可避免地包含着国家政治或者国家意识形态的有意识的介入。“现代神话”的这一双重特质，同时昭示出的，恰恰是现代民族国家对于“民族”的多种想像性的要求。一方面，这一民族必须是政治的，或者说是一个“政治民族”，由此才能构成一个“想像的政治共同体”；另一方面，这一民族同时还必须是历史的，或者说是一个“文化民族”，因此，必须在想像中重新激活这一民族的历史记忆，从而获得一种历史或者文化的民族身份。显然，这一“现代神话”的生产过程，实际上也是任何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必须的“故事”的讲述。只有在这样一种“故事”的讲述中，才能再现“我”或者“我们”的现代的历史。
在这一意义上，中国的“革命历史”显然具备了生产这一“现代神话”的各项基本要素，也因此，重述“革命历史”正是为了重新创造一个“现代神话”，在这样的创造过程中，“革命历史”不仅被浪漫化、寓言化，而且也被高度的意识形态化。这一“神话”不仅是现代的，也是“国家”的，或者说，就是一种“国家神话”。在这一“神话”中，表现了某种民族“真理”，或者“国家”真理。而在这一“神话”的叙述过程中，不仅国家权力从中获得了自身的合法性依据，同时，它也有效地重新结构了一个民族的政治共同体。显然，这一“神话”的现代的意识形态涵义，包括它对制度的现代性想像，都在不同程度上努力结构一个“政治民族”，即使在一些“少数民族”的叙事作品中，也程度不等地留下了这一叙事痕迹，比如徐怀中的长篇小说《我们播种爱情》、李乔的长篇小说《欢笑的金沙江》，等等。而所谓的“政治民族”恰恰是“现代民族”的基本特征之一。同时，这一“革命历史”的“神话”叙述中，由于有效地吸纳了“传统”的某些文化元素，又使得这一“政治民族”同时[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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