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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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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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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是一个“文化民族”，也就是说，这一“民族”因为这样一种叙述，同时保证了自己的历史的合法性。需要指出的，这一“革命历史”的讲述，并不仅仅只是局限在汉族，它同时还囊括了其他的少数民族地区的“革命故事”，比如玛拉沁夫的《茫茫的草原》，而且少数民族的某些“历史故事”也被有效地纳入“革命”的神话谱系之中，比如内蒙民族的“嘎达梅林”的故事。显然，在这一“革命历史”的重述过程中，“中华民族”被得以有效地建构，这一“神话”同时就昭示着一种国族“真理”，这一“真理”不仅企图重新结构一个现代的政治／文化民族，同时还在努力影响这一共同体的每一个成员，并使之成为他们克服障碍的重要的理论乃至情感依据。
显然，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围绕男女英雄展开的叙事过程。在这些“革命通俗文学”或者“革命历史小说”中，我们都会看到，所有的故事不仅围绕“英雄”展开，同时，塑造“英雄”也成为叙事首要关注的问题。这样一些“英雄”或者说“历史英雄”的出现，使得“革命历史”形象化，也同时典型化，而更重要的，使得历史文学符号化，符号化的历史显然更容易承担民族“真理”的隐喻作用。这一“英雄”系列的产生，不仅仅只是作为一种阅读消费，以满足阅读者某种对“新异领域”的非非式的传奇性想像，更重要的，它有可能承担一个新时代的民族“真理”。如果我们将1949-1966年的中国视之为一个工业化的时代（这一时代的工业化痕迹普遍刻在了各个领域，包括中国农村的合作化运动），那么，所谓的工业化时代，按照鲍德里亚的说法，是需要也是大量生产“英雄”的时代（即所谓“痛苦而英雄的生产年代”）（88）。所以，“从英雄人物的身上吸取精神力量，”是为了“建设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保卫我们伟大的祖国；时刻保持蓬蓬勃勃的朝气，勇于克服困难，无限忠诚于人民的革命事业”。这一所谓“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显然包含了现代化，也是工业化的国家诉求。而我以为的是，当代中国诸多的文化想像都与这一工业化的时代特质有着或多或少的关联，也可以说，当代中国的诸多的问题也与这一工业化的时代特质的想像有着不同侧面的联系。
但是，在“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中所产生的这一“现代神话”，还具有另外一种，或者说更为重要的叙事功能，这一功能我们或许可以把它理解为人的存在的意义。安德森有关民族主义的论述，尤其是这一论述进入中国历史语境的时候，常常会引起不同的争议，但是，他有关现代民族国家和个人“重生”问题的讨论，仍然有助于我们打开一个新的讨论空间——“尽管宗教信仰逐渐退潮，人的受苦——有一部分乃因信仰而生——却并未随之消失。……因而，这个时代所亟需的是，通过世俗的形式，重新将宿命转化为连续，将偶然转化为意义”，而在这样一种需求中，“很少有东西会比民族这个概念更适合于完成这个使命”,包括“暗示不朽的可能”。事实上，早在1944年，毛泽东在追悼张思德的会议上所作的讲演中，已经有了这样的表述：“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而在中国的当代历史的语境中，国家、革命和人民常常是一个三位一体的概念。因此，“为了……”这样一个含有浓重的目的论色彩的现代句式，之所以能够风靡整个中国大陆，恰恰是由于隐藏在其背后的有关个人“死亡”和“重生”的意义论辩以及明确的伦理回答。当然，这一“死亡”决不仅仅局限在个人的物理意义上，它还包括个人现实利益的有意压抑和暂时舍弃。所以，《人民日报》1957年4月8日的社论要特别强调：“中国革命胜利以前，中国共产党员和许多革命者，不怕杀头，不怕坐牢，他们离乡别井，东奔西走，不计名利，不图享受，唯一想到的是国家的存亡和人民的祸福，他们为了革命事业的胜利，英勇牺牲，艰苦奋斗，前面的人倒下去，后面的人立即跟上来；革命失败了，马上重整旗鼓，继续战斗”。这一对“革命历史”的政治性描述，同时也是一种伦理性的描述，更是一种有关“死亡”和“重生”的存在意义的描述。这一“死亡”和“重生”通过“人民英雄纪念碑”这一物的形式被有效地叙述出来，同时，也通过各种“故事”的讲述，再现了这一个人和国家之间的意义所在。比如，在孙景瑞的长篇小说《红旗插上大门岛》中，就有这样的细节描述：一个名叫“大门岛”的岛屿，由于地处海防前线，而受到整个国家的关注，从而不断地收到“祖国人民从各地寄来的慰问信和慰问品”。在这些慰问品中，有一架“制作得十分精巧的铁壳收音机”。通过这架收音机，不仅把“大门岛”和“国营先锋钢铁厂”联系在一起，也把“大门岛”和朝鲜战争中的“上甘岭”联系在一起。这样一种空间的联系，恰恰成为个人和国家的一种深刻的隐喻，而在这样一种隐喻中，个人也同时获得了“死亡”和“重生”的意义，恰如小说中的连队指导员徐文烈所说：“我们虽然守卫在这个小小的海岛上，但是，我们绝不是孤立的，在我们背后，有着六亿人民的伟大力量啊”。这样的细节或者叙述方式在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文学中，并不是偶然的现象，比如在《红岩》的“绣红旗”一节中，我们就能读到相似的文学修辞。我想，它同时似乎也能促使我们去思考为什么在这一阶段的小说中，“孤独”这个概念因为什么而被有意压抑，这一压抑的背后是否是另一种形式的国族想像的叙事力量？但是，在当时，国家政治的确意识到了这一“死亡”和“重生”的重要意义，因此，“英雄”也逐渐从“历史”走向“现实”。1965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青年英雄的故事》的续编，这本书收集了十一个“现实英雄”，而在罗瑞卿看来，这些“现实英雄”：“同过去战争年代涌现出来的那些英雄人物一样，都是我们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最优秀的儿女”，尽管“青年英雄们已经死去了。这当然使我们十分难过，因为这是人民革命事业的巨大损失。但是，他们的英雄形象将永远活在我们的心里，屹立在我们的面前。他们的共产主义风格，处处值得我们学习”。“死亡”和“重生”的意义被再度激活，而这一次激活，仍然有着“国家、革命和人民”的因素：“让那些帝国主义老爷们做‘白日梦’去吧！让他们施放什么‘糖衣炮弹’、玩弄什么‘和平演变’的把戏吧！历史已经证明，而且还将继续证明，绝不是帝国主义、反对派、现代修正主义等一切牛鬼蛇神‘演变’掉中国青年；而是中国青年和世界革命青年一起，把一切腐朽、反动的家伙们，一个一个地、一批一批地从地球上铲除掉”（91）。
显然，“革命通俗文学”成为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最早的首选形式，这一形式的选择，既因为“群众”的政治性的制约，这一制约要求一种“通俗化”的表达方式，从而完成革命对底层民众的动员；同时，也受制于市场和读者的存在，这一存在需要一种“传奇性”的故事形式，从而满足一种阅读消费。
但是，在这一“重述革命历史”的过程中，“革命通俗文学”很快就表示出它与国家政治或者说国家现代性的某种不甚适应乃至不甚契合之处。比如说，附着于这些小说“通俗”的形式之上的各种传统意味，常常会有意无意地塑造出一些“单枪匹马”的英雄，正是在这些英雄身上，阅读者体验到古代“游侠”的某种形象复活，这也正是“革命通俗文学”能够迅速占领阅读市场的因素之一。但是，对于1949—1966年的中国当代的历史语境来说，仅仅依靠这种“古代游侠”，还不可能完全叙述出它所真正需要的“现代神话”——这一点，并不完全相同于由“西部牛仔”式的“英雄”构筑而成的美国“现代神话”。不仅，这种“英雄”可能激活某种“个人主义”（通常被表述为“个人英雄主义”），因此有可能阻碍“集体主义”的话语实践。这一“个人”与“集体”之间的话语冲突，尽管在“革命通俗文学”的叙事内部已经引起警觉，因此，通常会在这些“英雄”之上，设置一个“理性”的“领导者”，以确保这些“英雄”行事的“政治正确”，比如，《铁道游击队》中的政委李正，或者《林海雪原》中的少剑波，再或者《小城春秋》里的吴坚。但是，这些“领导者”的存在，更多的只是一种对“草莽英雄”的“约束”，而尚不完全具备后来《红旗谱》中贾湘农那种强大的政治引导和教育的叙事功能。因此，小说中的“草莽”气常常有可能突破这一政治的“约束”，而成为一种主导性的阅读消费。李扬在讨论《林海雪原》的时候，曾经引述了当时的一位批评者的意见，这一意见为我们再现了“个人”与“集体”之间话语冲突的历史图景：“应该看到，对《林海雪原》这类书籍最热心的读者是青少年（电影也是如此）。青少年正处于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说是十分新奇的。……然而也正因为如此，书中的一些缺点（如过分突出地夸大了个人的作用，把一个原为党领导的、依靠集体的力量得以成功的事件描绘成为少数个人的功绩，把一个广大群众参加的斗争描写为孤军深入），也会与那些‘新的精神、新的内容’一起，借助于其艺术性把一种与时代精神不相称的个人英雄主义灌注给读者——尤其是青少年读者。我们应该承认，这些缺点的部分对有些读者，也会具有一时的‘感人的力量的’，可是它们绝不是什么‘新的精神、新的内容’”（92）。今天看来，这一“批评”当然显得粗暴和教条，但问题是，这一粗暴和教条的批评却明显来自于某种现代性的支持。这一现代性不仅来自于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的要求，同时，也根植于一个工业化的社会组织形态。因为，只有在一个大工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以大工业为自己目的诉求的社会，才会对“组织”有着如此强烈的要求。因此，所谓的“集体主义”的话语实践，我们除了看到的它的国家政治的意识形态背景，同时，也必须注意到它的现代的也是工业化的社会涵义。
当然，问题还不仅限于此，“传奇”所要致力于打开的是一个“新异”的领域，这一领域同时因为某种戏剧性的故事情节而被形式化。这一形式化的“新异”领域一方面满足了阅读者的消费需要，同时也在这一阅读中完成想像和自我认同。可是，另一方面，它却可能导致“凡”与“奇”的再度分野。因为这一阅读而形成的想像和自我认同，也有可能导致某种“个人英雄主义”，而且，它极有可能将“革命历史”狭窄化，或者说，仅仅将这一“革命历史”归之于某种“少数人”的事业。因此，如何使这一“革命历史”的重述日常生活化，或者说，让“凡”与“奇”重新合一，才是当代文学需要真正思考的问题。而只有这一日常生活化的历史，才可能真正表现出某种“民族真理”，从而生产出一种巨大的对人民的“动员”和“召唤”的力量。
而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从“旧小说”吸取了主要叙事资源的“革命通俗文学”，必然会先验地为“英雄”预设某种“本质”（或者“能力”），这种“本质”（或者“能力”）在人物一出场就已先验地存在，外界或者环境最多成为这一“本质”或者“能力”的某种诱发动因，甚至某种表现舞台。这样一种表述方式，显然无法完整地展现个人或者民族的“成长”过程，而强调个人或者民族的“成长”，恰恰是现代性，包括“五四”新文化需要完成的叙事主题。这一主题，同时也必然会得到国家政治的高度关注。国家政治的关注理由在于，这一个人或者民族的“成长”，只有也必须在某种正确的意识形态的“教育”下才可能完成，而这一正确的意识形态构成的正是某种“历史意识”，而不可能仅仅只诉诸于个人或者民族的“自我教育”。这样，《铁道游击队》中的“李正”的形象就必须得到更好也是更有力的重新诠释，同时，“个人”与“集体”，“凡”与“奇”也必须重新合一，并在日常生活的展现中，寻找到这一“成长”的历史的也是现实的最为有力的叙事依据。因此，不仅“革命通俗文学”的“传奇”意味需要重新辩证，就是那种依托“片断”和“单元”的主要以空间结构小说的叙事形式，也即“章回体”小说，显然无法完全承担个人或者民族在历史时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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