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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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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3:56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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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的通往历史之门被打开的同时，另一些可能同样极有意义和价值的历史之门也可能被同时关闭。
更重要的问题可能在于，在这样一种主要由农民战争构成的“史前史”的历史书写中，一个主要由精英话语构成的“文化中国”则可能因此而得不到历史地再现或呈现。而“文化中国”的缺席，则在民族的身份认同上，必将带来危机性的结果。这一危机在后来愈加激进的历史叙事，乃至现实传承中，暴露无疑。而在当代中国60年的历史中，我们可能会感觉到的，恰恰是现代中国、革命中国和文化中国之间复杂的矛盾、对抗和此消彼长的历史纠缠的关系。
当然，这和本文所要讨论的主题已经相去甚远。
注释：
（1）李陀：《1985》，《今天》（1991年三／四期合刊），这一概念不仅被孟悦用来分析《白毛女》（《<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出版），也见之于李杨对《林海雪原》的讨论（《<林海雪原>－“革命通俗小说”：“传统”与“革命”的融合、分裂与冲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2）黄子平：《革命·历史·小说》，牛津大学出版社，1996年出版。
（3）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王晓明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中心，2003年出版，第105页。
（4）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87页。
（5） 比如，1941年赵树理到《抗战生活》编辑部工作，并和王春、林火等人发起成立了通俗化研究会，相继发表了《通俗化“引论”》、《通俗化与“拖住”》等文章，但毕竟还没有形成大气候。直到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文艺的通俗化、大众化才成为那一时代的主潮。正如赵树理所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肯定”了他的方向，“批准”了他文艺必须通俗化、大众化道路的主张。参见蔡润田主编：《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山西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5页。
（6）周扬：《对旧形式利用在文学上的一个看法》，引之王瑶：《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序》（第一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9页。
（7） 王瑶：《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序》（第一集）第9-10页。
（8）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出版，第805页。
（9） 有关这一“对话”问题，参见我的《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10期。
（10）张静：《现代公共规则与乡村社会》，上海书店出版社，2006年出版，第3页。
（11） 比如赵树理在长治山西省第四师范读书时，就已读了大量的五四新文学作品，并在1929年写出了《悔》这一类“新文艺”小说（《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第35页），而马烽1940年到延安后，在鲁迅艺术学院期间，就开始阅读中国新文学作品和外国文学名著，如鲁迅的小说，艾芜的《南行记》；法国作家都德的《最后一课》、苏联小说《铁流》、《毁灭》、《被开垦的处女地》等等（《马烽传略》，高杰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出版，第1页）。
（12） 有些论者认为赵树理的文化资源、精神资源的源头是五四新文化，而马烽等人的文化资源和精神资源更多地来自于根据地文化形态而非五四新文化形态。将根据地文化形态与五四新文化形态相对立，明显受到1980年代思想文化的影响，则是需要重新讨论的。参见：《山西文学五十年纵横论》第35页。
（13 ）比如，毛泽东在《五四运动》中就再次重申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一个是帝国主义，一个是封建主义”，而且目前“所做的一切，不超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范围”。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526页。
（14） 赵树理：《民佚与“角票”》，《赵树理全集》（第五卷），北岳文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第126页。
（15）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一集）第580页。
（16） 这一问题可参见我的《青年、爱情、自然权力和性》。
（17）蔡翔：《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上海文学》2008年第3、4期。
（18） 蔡翔：《国家／地方：革命想像中的冲突与妥协》，《当代作家评论》2008年第2期。
（19） 袁珂：《读<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129页。
（20）当然，在1980年代文学的另一面，也即后来逐渐形成的“纯文学”的叙述中，的确有着“五四”新文艺的影响，而在这一叙事方式的背后，则正是知识分子要求讲述“自己的故事”的政治诉求。
（21）比如马烽在小学时，就阅读了《水浒传》、《七侠五义》、《施公案》等传统小说（杨占平等：《马烽的生平与创作》，《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6页），而赵树理立志做一个“文摊作家”显然也和他对通俗文学的熟悉程度有关。
（22）周扬：《论赵树理的创作》，《中国新文学大系(1937-1949)》第585页。
（23）所谓“风景”问题，槟谷行人有专门论述，参见槟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中“风景之发现”一章。三联书店，2004年出版。
（24）比如，马烽对艾芜的《南行记》就非常喜欢，这似乎并不是一个偶然的现象。高杰等编《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25）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王晓明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论》（下卷），东方出版社中心，2003年出版。
（26）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27）参见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起头的话》、《<吕梁英雄传>后记》和《<吕梁英雄传>的写作经过》，等等。均载《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28）按照知侠的说法，他初次认识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并了解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也是源于1943夏天，他在山东军区召开的全省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的采访。参见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1期。
（29）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166、18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30）毛泽东：《为人民服务》，《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954-955页。
（31）毛泽东：《对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出版。
（32） “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毛泽东：《一九四五年的任务》，《毛泽东文集》（第三卷）第242页。
（33） 有关“动员”结构的问题，可参见我的《当代文学中的“动员”结构》，《上海文学》2008年第3、4期。
（34）2005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播映后，一些观众失望地在网络上留言说：“与其叫《吕梁英雄传》，不如叫《康家寨民兵传》更确切”，这里有关“英雄”的定义显然来自于另一类的传奇作品，比如金庸的《射雕英雄传》。
（35）比如，知侠当年就曾为“生活的真实和艺术的真实”问题而苦恼，也即如何摆脱“真人真事的束缚……更自由地进行艺术创作”。参见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
（36）比如当年的《新天津报》由于登了评书说部《雍正剑侠图》，三月之间，报纸增加了一万多份。还珠楼主《蜀山剑侠传》在《天风报》连载后，报纸“销路直线上升不说，从平津远及沪宁都有读者请求从刊出蜀山第一期把报纸补齐“。参见叶洪生：《蜀山剑侠评传》第290页，台北：台湾远景出版公司。
（37）周文：《<吕梁英雄传>序》，《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107-109页。
（38）参见《马烽传略》和《西戎传略》，《马烽、西戎研究资料》。
（39）周立波：《生活、思想和形式》，《周立波文集》（第五卷）第285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5年出版。
（40）周立波：《读书札记》，《周立波文集》（第五卷）第514页。
（41）周文：《<吕梁英雄传>序》。
（42） 解清：《书报评价：<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114页。
（43）言午：《<吕梁英雄传>与<小二黑结婚>》，《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117页。
（44）茅盾：《关于<吕梁英雄传>》，《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120页。
（45）郭沫若：《<新儿女英雄传>序》，袁静、孔厥：《新儿女英雄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出版。
（46）马烽、西戎：《<吕梁英雄传>后记》，《马西戎研究资料》第41页。
（47）参见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经过》和《<铁道游击队>后记》等，《铁道游击队》，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出版。
（48）参见曲波：《关于<林海雪原>》，《林海雪原》，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出版。
（49） 孟悦：《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第105页。
（50) 知侠：《<铁道游击队>的创作过程》，我在这里引述的知侠的这一创作经历，均根据此文，所以不再另行注解。
(51)有关“侠”的解释，可参见拙著《侠与义——武侠小说与中国文化》，十月文艺出版社，1993年出版。
(52) 陈思和：《民间的浮沉：从抗战到文革文学史的一个解释》，王晓明主编：《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论》。
（53） 参见李扬：《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一章有关《林海雪原》的评论，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54） 李欧梵曾经用“中国通俗文化中的现代性”来讨论这一问题，参见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陈子善、罗岗主编：《丽娃河畔论文学》第59页，华东师大出版社，2006年出版。
（55）王鸿生：《湿润的叙述：伯尔与陈应松》，《书城》杂志2007年11月号。
（56）王蒙：《王蒙自传》（第二部）第62页，花城出版社，2007年出版。
（57）齐泽克：《意识形态的崇高客体》，季广茂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2年出版。
（58）比如《花月痕》、《玉梨魂》等小说，往往“以‘佳人’为主，才子总是处于劣势，常见的模式是一男两女，互相迁就，我们很难想像这种才子佳人，会变成英雄豪杰，其间的距离非常巨大”。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丽娃河畔论文学》第56页。当然，也有一些小说，比如雪克的《战斗的青春》也曾短暂出现过这一“女强男弱”的叙述模式，比如许凤和胡文玉，但这一模式因为李铁的出场而被迅速改变。相似的描写，也可见之杨沫的《青春之歌》。这一问题可参见我的《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
（59）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第二、三章有关“印刷资本主义”的部分内容。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出版。
（60）李欧梵：《晚清文化、文学与现代性》，《丽娃河畔论文学》第56页。
（61）朱鸿召：《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下文引述部分均出自该书“秧歌是这样开发的”一节，不再另注，第123-153页。
（62）周文：《<吕梁英雄传>序》，《马烽、西戎研究资料》第107-109页。
（63）有关当代文学中的“性”的问题，参见我的《青年、爱情、自然权利和性》，《文艺争鸣》2007年第上一页 [1] [2] [3] [4] [5]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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