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16—18世纪，以中国为中心的东亚朝贡贸易体系，构成了“最初的全球化”图景，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是一个值得引起认真思考的模式。通过对20世纪战争、革命和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经验的审视，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和把握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在东亚巨变和世界发展中的位置及其未来走向。
【摘 要 题】历史理论

【关 键 词】全球化/朝贡贸易体系/国际秩序

【正 文】

　　　　一、前言：范式和范式转变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两大影响世界历史进程的事件：世界上两大军事超级大国之一苏联的解体和东亚崛起为世界上最具经济实力的中心之一。苏联的解体，以及东欧社会主义的崩溃吸引了人们的大部分注意力。这不仅是因为此次事件有着戏剧性的政治结局，而且因为它非常吻合人们对帝国兴衰的通常理解。相形之下，人们对于东亚的复苏仍然争讼纷纭，不但苏联解体抢了它的风头，而且随后的诸多事件更让它显得平淡无光：复苏之后经济的迅猛发展、美国的军事侵略、日本长期的经济衰退，以及1997年那场让许多东亚国家慢下步伐的经济危机。我们如何评估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在东亚巨变中的位置？要想从世界历史的角度把握这一现象的意义，需要我们探究中国及东亚的历史经验，尤其需要理解我们在战争、革命和全球化等名下所思考的更宽广的现象。
亚洲人、欧洲人和美洲人长期以来评估中国在东亚及世界中位置的主要尺度是19世纪的经验。对中国来说，19世纪是一个走下坡路、被征服和蒙受耻辱的时代。内部的分裂给欧洲列强以可乘之机，军事征服、以技术军事优势为后盾的全球帝国统治接踵而至。对于那个时代的记忆为西方压倒东方的本质主义逻辑提供了基础。直到今天，这种逻辑仍然固守在人们思想的很多角落。西方的殖民统治必然有生产力、军事、哲学和文化上的优越性，而被征服的中国及东亚必然是落后的，这一本质主义信念从来是多数欧洲人的想法，虽然最近几十年来东亚的复苏已经让一些人对此提出了大胆的挑战。
和亚洲很多国家与地区不同，中国虽然身陷列强的重重包围，并且对自己的价值观念、社会制度、治国方略（包括朝贡贸易制度，它曾经为东亚地区的秩序奠定基础）甚至于中国文化内核的信心已经深深动摇，但它绝没有被殖民化。军事上的失败和对殖民主义的忧惧激起了寻求“富强”的热潮，认为它们能使中国抵挡外国列强的进攻并进而重新赢得主动。

　　　　二、中国、东亚和16至18世纪的世界：最初的全球化

为了赢获一个足以理解涵盖中国经验（包括中国在上世纪及本世纪的成果）的历史过程与范式的视角，暂时转向早些的16世纪到18世纪会很有益处。杰弗里·耿（Geoffrey Gunn）曾经把这一时期称为“最初的全球化”（first globalization）。它包括影响深远、多向度的经济、技术、文化与制度上的交换、影响与借鉴。这一历史时期为我们理解影响深远的东西方关系提供了批判性的洞见。不仅如此，它还会帮助我们从世界历史的视角准确定位中国经验，从而推翻那些从以下观点滋生出来的本质主义判断：19世纪就是一切，19世纪是历史的终结——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对于西方，都是如此。
一个有益的做法是，把18世纪的东亚看成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完全取决于以中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这个包括朝贡贸易关系在内的国际体系运作良好。至于欧洲的政府组织和商业组织在东亚地区扮演重要角色，那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在东亚，毗邻的国家与地区彼此相异，同时它们之间又有着广泛的相互依赖与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性当然要以差异性为基础。另一方面，相互依赖性又反过来可能促进不同的国家与地区在特殊化、区别与互补的过程中走上不同的发展道路。差异与互动共存的局面，一方面构成了以游牧为主的中亚和以农耕为主的中国之间广泛的、互惠互利的正式与非正式的贸易，另一方面则构成了朝贡关系的基础。朝贡关系在界定政治秩序的同时也界定了贸易的区域范围：在很多历史时期，它包括了中国与东亚及东南亚邻国与地区，如日本、朝鲜、冲绳群岛和越南。事实上，为了进入中国市场，像葡萄牙、西班牙和英格兰这样的欧洲国家最终也加入了朝贡式的关系体系。总之，在18世纪的东亚地区，其内部在物质文明、经济和政治上的多样性绝不亚于布劳德（Braudel）所说的地中海世界经济。 与地中海地区相比，东亚地区同样有活力，同样富有。当然，它所负担的人口则要多得多。而且，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在它发挥最理想作用的时期，为协调国际关系、明确最少战争可能性的等级划分奠定了基础。（当然，这不是说东亚就没有地区冲突。）例如在18世纪，中国虽然把疆土扩张到了中亚，但它的内陆核心，以及诸多远离中国国界的附属国仍然维持了整整一个世纪的和平。
从16到18世纪，欧洲诸国之间战事不断，西班牙、葡萄牙、荷兰和英帝国相继称雄。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的国力虽然有亏有盈，但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中国一直处在权力的中心，处在东亚国际关系的中心。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提供了一个协调国际政治、经济关系的框架，而它的等级划分则将战争的可能性降到最低。对于一个在国际法理性的掩饰之下饱受滥用武力之苦的世界来说，这是一个值得引起认真思考的模式。
在18世纪，中国不仅与东亚其他国家与地区之间的经济交换很活跃，而且还通过长长的陆路与海路与欧美来往密切。中国成了当时世界贸易的中心。到18世纪晚期，中国的国内市场无论在规模上还是在密度上都远远超过西方。这不仅因为中国的人口多，有高度发达的商业化、农业生产力、手工制造业。而且，中国的人均收入与欧洲最富有的国家不相上下，甚至比它们还要高一些。R·宾·旺（R. Bin Wong）、肯尼思·波梅兰茨（Kenneth Pomeranz）、冈德·法朗克（Gunder Frank）、浜下武志（Takeshi Hamashita）和杉原薰（Kaoru Sugihara）等学者的著作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在那个时候，没有一个欧美国家曾经在它们的国土上创建过一个在规模、复杂性和繁荣程度上能够赶得上、哪怕相接近的国内经济。中国在瓷器、丝绸、棉制品的生产、地区及全球市场方面的优势，使得中国在与亚洲、欧美的贸易中占据领导地位。因此，在整个18世纪，中国一直是世界上白银的“最终的归宿”。欧美各国为了平衡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不得不让新大陆的白银最终流入中国。当欧洲人在美洲、非洲和亚洲部分地区殖民的时候，强大的中国对他们来说可是不容易征服的。
但是，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使得欧洲各国不断地卷入战争的同时发展了资本主义制度，并刺激它们疯狂地进行全球扩张。威廉姆·麦克尼尔（William McNeill ）在谈到1600—1750年这一历史时期时曾经概括说，欧洲“把自己放入一个自我增强的圆圈之中。一方面，它的军事组织支撑着它以地球上其他政治与人民为代价的经济与政治扩张；另一方面，经济与政治扩张反过来又支撑着它的军事组织”。在一百年的时间里，英国将整个印度次大陆纳入自己的支配之下，并且在与其他西方强国的合作与竞争中击垮了本已内虚的清王朝，将中国从东亚世界秩序的中心排挤到全球经济的边缘。

　　　　三、19世纪的中国与东亚：帝国主义与战争

中华帝国与东亚秩序的解体是战争和帝国主义逻辑的一个产物，而这种逻辑则根源于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19世纪以英国为核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依靠的是印度的朝贡。正是印度的朝贡使得英国在1792—1815年间的公共开支增加了6倍，从而为英国在资本商品工业上的优势奠定了基础。同样，正是印度的朝贡加强了英国在全世界资本积累进程的中心地位，并使英国在工业优势衰落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仍然保持着这一优势。在此意义上，无论是在中国为中心的地区体系中，还是在英国为中心的全球体系中，朝贡和贸易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唯一的差别在于，英国得到的印度朝贡——先是赤裸裸的掠夺，后来慢慢采取了军事人力支付的形式——是一种强加的赋税。这在东亚体系中是找不到的。在那里，朝贡关系尽管是等级制的，但毕竟还是互惠互利的。
两种世界秩序的冲突最明显地反映在19世纪英中两国的争端之中。两国的争端从鸦片开始，以战争结束。印度朝贡的调用与配置最终驱使英国对中国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在19世纪的上半叶，只有鸦片这一种商品能够帮助英国与西方其他国家弥补因购买茶叶、瓷器、丝绸等中国商品所导致的白银流失。因此，鸦片成了足以“摧毁中国长城”的“重炮”（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它来比喻廉价商品）。鸦片不仅迫使中国接受了一种能够使英国平衡收支的商品，而且迫使中国不得不按照英国的条款开放对外贸易。在英国看来，把印度鸦片卖到中国，其中最重要的意义是这种销售使得印度朝贡可以经由英国—印度—中国这一贸易通道进入国际大都市。东印度公司统计局局长在解释三角关系的时候说出这一点：“印度通过出口鸦片来帮助英国获得茶叶。中国通过消费鸦片来促进英国对印度的税收。英国通过消费茶叶为增加对印度鸦片的需求作贡献。”
鸦片贸易扭转了英国流失白银的局面，导致中国的白银开始大量外流。这在短时间内就破坏了清政府的财政及其政治合法性。鸦片贸易致使越来越多的白银从中国流向印度：1814—1824年间为每年160万两，1824—1837年间为每年210万两，而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两年则达到了每年560万两。从1815年到1850年，总计有15000万墨西哥银元流出中国。鸦片开道之后，摧毁中国长城的则是英国的大炮。清王朝的财政危机与合法性危机日益加剧并最终走向覆灭。随后，辛亥革命宣告了帝国时代的终结。中国进入一个衰弱、分裂、备受外国侵凌的时代。

　　　　四、战争、造反和革命之路

英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胜利，以及随后签订的大批条约——中国民族主义者称之为“不平等条约”——使得中国向欧美的商人、外交家、使节和探险家敞开。他们先是进入通商口岸，继而遍及整个中国。不过，他们并没有马上标志着欧洲或美国主宰了中国市场或中国经济。事实上，他们的初步努力在沉重打击清政府合法性的同时刺激了中国商业行为、市场以及向东亚、东南亚移民活动的扩张。
中国以附属的态势融入英国为中心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结构，这并没有毁灭中国本土经济。恰恰相反，它导致了中国商业网络与中国社区的新一轮扩张。这些商业网络与社区在过去的几千年里已经在中国的沿海地区以及李塔娜（Li Tana）所谓的联结中国与东南亚的水上边境发展起来，并且在涵盖东亚及东南亚、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的间隙中枝繁叶茂。鸦片战争和国内的叛乱削弱了清政府对联结国内经济与外部世界的渠道的控制力。于是，中国商人在这些商业网络与社区中赢利的机会大大增加。很多商人刚开始是通过鸦片贸易发起来的。不过，海外华侨资本家阶层最大的扩展却是根基于“苦力贸易”，即把契约劳动力输送海外市场。银行可以从海外劳工往家里汇款的业务中获利，商人则可以通过在劳工居住地做生意而获利。劳动力在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体系中居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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