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地带，现在却转变为欧洲国家主要的原材料资源之一。于是，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需求突然激增，为沿海地区的苦力家庭的收入创造了重要的补生性源泉。
苦力贸易除了为商人带来财富之外，还使新加坡、香港、槟榔、澳门等港口城市受益匪浅。这些城市都成了海外华侨安置财富与权力的主要地方。大量海外华侨在这些城市安家落户，即使当它们成了欧洲殖民统治重镇的时候也是如此。像早一些的移民活动一样，苦力贸易留下了中国人在东南亚各地定居的传统。这增强了海外华人从东亚内部或东亚与外部世界之间的商业与金融贸易中获利的能力。
鸦片、鸦片战争及西方人进入中国所产生的积极成果还有一些。其中之一便是各种谋求自强的努力创造了新型的国家主持的工业和其他形式的工业。其中最有名的要数军事工业。然而，战争以及随后外国列强在中国的角色进一步破坏了清政府本来就摇摇欲坠的合法性。以农民为主的造反运动在19世纪中叶风起云涌。其中的太平天国运动规模最大、最重要、成本最高。从1850年到1862年，清王朝的资源几乎在镇压造反的过程中消耗殆尽，再加上大量的农村地区被毁，国家的财政进一步削弱。而且国家权力开始从中央转入了原本是作为镇压叛乱的工具的地方军阀手中。
在19世纪的最后十年，中国不得不面对另一个强大的挑战者。这个挑战者也是在西方帝国主义的威胁之下奋发图强的。在1894—1895年的甲午中日战争中，日本获胜。这不仅标志着，同时也加深了中日两国在寻求工业化与军事强国之路上深层的差异。中国战败之后，沉重的战争赔偿使得清王朝最终崩溃。另一方面，日本1895年战胜中国，1905年战胜俄国，从而崛起为亚洲的帝国主义强国。从1902开始的英日联盟巩固了日本的强国位置。日本不断占领中国领土，1895年占领台湾，继而占领辽东半岛。1905年接管俄国在南满洲的一切权利与特权，继而要求中国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宗主国地位。（1910年，朝鲜成为附属于日本的殖民地。）所有这些，使得日本占据了有利的前哨，为将来进攻中国，以及从海外夺取廉价食品、原材料与市场做好了准备。
上述事件都为辛亥革命铺平了道路。 这场革命推翻了清王朝， 推翻了满族人自1644年开始统治中国的少数民族政权。但是，它既没有为一个强大、统一的中国的出现铺平道路，也没有为地主—佃农关系为主体的主要社会矛盾的解决铺平道路。恰恰相反，它预示着中国进一步陷入军阀混战，进一步陷入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英国占据长江，法国占据西南，德国占据北方沿海的山东省，而日、美、俄则相互争夺对东北的控制权。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日本从争夺战中胜出，开始掌控太平洋地区的领导权并成为中国主要的敌手。
五、交战中的中国、日本和美国：中日战争和太平洋战争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说，20 世纪将作为一个战争的世纪被人记住。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亚洲就是战争的中心。正是在亚洲，从1895至1945年间，两个崛起中的帝国主义强国相互冲突，最终导致太平洋战争并改变了东亚的政治版图。
1895年，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中轻松取胜。从此以后，日本进行了一连串的征服活动。到1942年终于成为一个庞大的帝国。它的势力范围地跨东亚、东北亚与东南亚的大部分地区以及中亚与南亚的部分地区，把欧美各国在这些地区的势力排挤出去。美利坚合众国征服亚洲的活动始于1898年的美西战争和1898—1902 年的美菲（美国—菲律宾）战争。通过这两场战争，美国征服并控制了菲律宾和夏威夷。这不仅预示着帝国主义俱乐部一位迟来者开始露面，同时也预示着太平洋地区一位新霸主开始来到。
1931年日本的野心再度膨胀。这一年，它在军事占领满洲里之后扶持了一个伪满洲傀儡政权。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是日本发动随后长达15年之久的战争的第一步。1935年，入侵华北；1937，全面入侵中国；1941—1942年，袭击珍珠港、占领东亚与东南亚的很多地区。这场战争最终改变了中国、东亚、太平洋地区乃至全球的政治格局。中日战争成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试金石。中日战争也是一场艰苦的战争，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极大伤害。据统计，大约有1千万至3千万中国人在战争中遇难（关于中国军队与平民的伤亡尚缺乏权威的数据）。而且，在这场战争中，日本以其残暴行径树立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典范”：南京大屠杀，据不同的统计有4万到30万不等的中国平民和国民党士兵惨遭杀戮；人数在8万到20万之多的慰安妇， 她们是日本军队的性奴隶，从亚洲各地（主要是朝鲜与中国）绑架或诱骗而来，为日本军人提供无偿服务；成千上万的中国与朝鲜劳工；731 细菌部队的活人实验（受害者主要是中国人）；用火焰炸弹与生化武器轰炸中国城市；未能给亚洲战俘以战俘待遇；如此等等。日本战败过去60年之后的今天，这些暴行仍然引发着中日争端。
日本人的这些暴行，无一不是侵犯人类最为主要的人权。在今天中日两国的紧张关系中，我们可以不断地看到它们的影响。然而，在人们对战争罪行的冗长抗议中，却几乎没有提到日本的国家恐怖对中国平民、其他中国受害者和亚洲受害者日复一日的虐待。最令人发指的，莫过于日本对中国农村实行“大扫荡”和其他政策，抵抗地区的人民与财产遭到全面的蹂躏与践踏。日本可算是反对游击战争的急先锋。它的做法包括对敌对和抵抗地区实施不分青红皂白的杀戮。日本人为美国军队在朝鲜、越南的军事行动树立了重要榜样。日本军队把广阔的农村变成了可以随意开火的地区。日本人同时也是小村庄策略（strategic hamlet approaches）的先驱，因为他们把村民从聚居地赶到了他们可以严密控制的区域。日本军队最终无视国家战争法，完全抹煞了战士与非战士、军人与平民之间的区分。他们的行径并非绝无仅有。比如，美国对日本城市的轰炸及原子弹轰炸就可以与之相提并论。但不管怎么说，日本在中国及其他占领地区的暴行是那场战争中最为可怕的暴行。
这些暴行似乎没有成为中华民族记忆的核心。恰恰相反，被人们所记住和纪念的是中国正规军、游击队的英雄主义，以及为拯救中国人民与中华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不过，我们将看到，最近几年这些暴行以及日本的赔偿问题逐渐成为中日争端的核心。
任何一个为争取独立或为赢得战争胜利而做出重大牺牲的国家都会强调本国人民与本国士兵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当我们在中国对抗日战争的历史记忆中发现这一现象时就不会感到奇怪。对日作战15年间，中国人大部分时间都是孤身奋战。只是到了最后几年才得到盟友有限的支持。在打败日本方面，美国对日作战的胜利有力地支援了中国人民的抵抗，虽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曾经被遗忘。同样重要的还有苏联的最后对日作战。事实上，只是到了最近几年，随着中国大陆与台湾两岸关系进入新的阶段，大陆才在相当的程度上承认国民党及其与配合国民党作战的军阀为坚持抗战所作的贡献。当然，与此相类似的则是国民党方面很少提及八路军和共产党领导下的游击队为坚持抗战所做的努力。
结果，中日两国长达15年之久的战争和太平洋战争最终改变了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版图。其中最重要的后果包括日本帝国及其他殖民帝国的瓦解，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和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以及美国崛起为霸权国家，崛起为亚太地区最主要力量之一。
六、中国的革命性转变
中国很多场革命都是与战争和国际冲突直接相关的。这里将集中谈一谈其中最重要的、与社会主义运动相关联的一些方面。
中国共产党的走向执政之路，经历了从边缘到中心、从农村根据地到城市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民族革命和社会革命联在一起。把中国从日本的侵略之下解放出来，同时颠覆压迫人民的国民党政府（它受到了美国的军事支持），用革命战争推翻地主、富农等压迫阶级的统治，从而夺取领导权。这是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胜利的战略之一。战争和革命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情形使得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战时土地革命。这场运动以减租减息和重新分田分地为重点，同时也保护大多数自耕农（中农）的利益。接着在国内战争期间，土地改革运动进一步深化，开始夺取地主和富农的土地，有时候还把他们处死。简言之，反帝的民族主义运动的直接目标有两个，一是争取民族独立，一是消灭阶级剥削。在中国共产党的农村时期，尤其是1942—1949年间，它们成为推动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革命运动中通往权力之路的两大动力。
执政的中国共产党在1949—1970年间领导了社会阶级和城乡关系的革命性转变。共产党吸取了苏联的理论与做法，尤其吸取了它在游击战时的创造性经验。结果，出现了一种社会不平等明显减少的新的阶级形态。但同时也造成了社会阶级、空间差异（城乡）、民族等方面新的社会矛盾。这里着重谈一谈社会阶级和空间差异。
土改和随后的市场控制消灭了农村以不平等的土地所有和财富为基础的社会阶级两极分化。1946—1953年间，没收土地以及对土地的重新分配推翻了农村的地主阶层，无地或缺地农民对土地的需求得到部分满足。于此同时，一种政治运动的阶级斗争模式形成了。这种模式在以后的运动中反复应用。结果，基本上实现了每个农村公社内部每人拥有等量的土地。共产党的地方支部在领导运动、维护土改成果的过程中执掌了政权。土地改革还有另外两个重要成果。其一，以前供富裕阶级消费的大部分农村盈余现在为国家所有，这就增强了国家动用资源发展重工业的能力；其二，为1955—1956年间的集体化削弱潜在的抵抗力量。这两个方面都加快了由国家所领导的发展进程。
土改并未触及以家庭为中心的农村政体。相形之下，集体化以土改所没有的方式改变了中国的农业组织和社会进程。集体农业的基本单位是由20到30户家庭所组成的生产队。生产队长由当地干部担任，他们对劳力、纳公粮及收入分配有直接的控制权。当然，集体化并没有完全消灭家庭。家庭仍然是生产、消费和生育的基本单位。通过自留地的形式，集体主义的时代仍然保留了集体与家庭相混杂且永远处于紧张之中的存在形式。
集体化扩展了国家的控制范围，从而使得国家有可能以固定的低价强制收购集体生产的粮食和棉花，大部分农业盈余被抽取出来转移到工业。尽管存在着社会制度和政治体制上的明显差异，中国还是重复了工业革命初期曾走过的典型的工业化进程：把生产盈余从农业和农村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与此同时形成了一条容易导致新的社会冲突的路线。
上述讨论已经表明，通过土地改革和集体化，前革命时期中国农村复杂的社会结构变成了集体所有制条件下村民与干部之间的二元阶级结构。这种二元结构将农村中收入的不平等降到了最低程度。同时，它也开启了滥用职权的道路。劳力配置、收入分配和市场控制强化了干部对政治权力的垄断。集体化之后，共产党向农民的承诺是“共同富裕”：通过劳动分工、对劳动力的最大动员，以及最终的农业机械化、多样化和发展灌溉等措施，确保集体——从1958年开始则是公社（规模比较大的集体，往往与乡镇重叠）——不仅变得发达与富足，而且享有平等与社会福利。后来证明，这个承诺是难以兑现的。
在革命时期遗传的“阶级”结构中，正式的阶级地位决定于出身，而所谓出身只是根据人们在前土改时期社会中所处的阶级地位。结果创造了一套僵化的、容易引起误导的阶级范畴来定义人们在社会—政治等级中的德性和地位。阶级，或者说出身不再和当代的所有权或社会关系有关；恰恰相反，它只是与（土改时期的）历史关系相关。地主和富农被剥夺了曾经决定了他们阶级地位的财富。在新的社会阶层结构中，他们在集体主义等级秩序中处于最低位置。经此价值重估，这些阶级敌人和其他“坏分子”成了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受到打击的对象。历次政治运动往往从仪式上通过羞辱过去的当权者来认可共产党的统治权。结果，共产党的领导权得到了强化，阶级敌人在农村秩序中的公民权则被剥夺。
与此相类似，中国共产党通过对商人和资本家的征用、以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形式对工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措施领导了城市阶级结构的转变。与内战时期农村阶级斗争充满暴力的情形不同，工业国有化大部分是在共产党掌权之后进行的，很少发生大规模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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