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动员或暴力冲突。
工业、城市和城市生活的革命性转变在其他方面并无深远的影响。虽然农村劳动的特征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即从家庭劳动转变为集体劳动，但是工人的劳动过程和工业等级秩序并没有本质上的变化。然而，工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工人，或者说整个城市工人群体从工业社会改造所获得的利益远远超出了农民从集体化中的受益。因此，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秩序是城市优于农村、国企工人优于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干部优于工人和农民。
革命时期（1945—1970年）的另一特征是以下事件的极端重要性：1945年美国对日本的军事占领，以及朝鲜战争以后两大集团的对立与朝鲜的领土分裂造就了——用布鲁斯·卡明斯（Bruce Cumings）的话来说——美国“纵向的政权制度，它通过美国与日本、韩国、菲律宾及中国台湾地区的双边防卫协定得到巩固，并由一个在职权上高于以上四方外交部门的美国国务院来执行”。1945年到1950年的国内战争、1950年到1953年在与朝鲜的国际战争、从1950年开始美国所领导的封锁，面对这样的形势，中国领导人如同在抗日战争时期一样，十分重视自力更生。从1950年开始，中国被切断了与欧洲、美国及日本市场的历史联系。
1960年，共产党在曾经奏响中国人民追求共同富裕狂想曲的“大跃进”失败之后，开始实施户口制度，从而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筑起了万里长城。农民被锁定在农村，当时还保留着的农村内部及城乡间的交流绝大多数被切断。继续存在的是通过以国家规定的低价强制收购粮食的方式吸收农村盈余并传输到城市工业的虹吸管。
制度结构及积累结构的双轨制把城市与农村分开了，城乡收入差距和社会不平等日益扩大。城市的工资确定得很低，但是，现金收入（农民的收入主要不是这一种）、终生就业、养老金、医保（国家只向城里的工人和职工提供医保）、好学校，所有这些条件的结合造就了城市工人和职工的优越地位。革命已经实现了社会阶层的同质化，已经降低了财富的不平等，已经缓解了城市贫困现象。但是，革命却并没有消灭阶级差别。而且，它还形式化并强化了城乡之间的空间差异。国家把社会分工用政策确定下来。最明显的就是集体所有制的农民委身于农业，而城市工人和职工则加入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企业。集体所有制的农民主要通过以规定的低价义务卖粮来负担国家，而城市工人和干部则主要通过津贴、食物、住房和福利等方式由国家来负担。
下面两桩事实可以让我们特别清楚地看到城乡分化的意义。第一，搞“大跃进”的时候饿死的大量人口几乎都是农民。第二，1961年国家派了两千万城市工人“下乡”。当时正在闹饥荒，国家把这些工人要吃、要工作的负担转稼到了农村。农村本就在闹饥荒，而劳动力本来就大量过剩。国家向下乡工人承诺，一旦饥荒过去就重新给他们一份城里的工作。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农村活了下来。这是第一波城市居民“下乡”运动。接着，从1964年到1976年城市的两千万初高中毕业生被下放到农村。表面上看起来，这是为了缩小城乡差距，让城里人当农民，为农村的发展作贡献。但有一点至少同样重要，那就是，下乡运动为国家解决了这些中学毕业生的工作问题。
在以后几十年里，权力、收入和人生机会的不平等分配进一步加剧了城乡分化。城乡分化的后果（包括与之相应的以农村哺育城市工业的积累政策），农村持续的高出生率（而城市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了人口过渡），对农村经济形态与市场的严格控制，这些因素都扩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公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之间的收入差距以及福利差距。而且，中国与美国及其盟友之间长期存在冲突（集中表现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这使得毛泽东和党的其他领导人有理由一直采用他们所钟爱的突出阶级斗争的“战时共产主义”模式。
国际上人们（也包括许多中国人）广泛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由于阶级斗争的立场而严重受挫。这一立场还强化了中美冲突，使得中国被长期排挤在世界市场之外。从这个角度看，阶级斗争也导致了中国人民内部的分裂，消耗了知识分子和技术人员的潜在贡献，并且阻碍了经济的发展。这样说并非毫无所见。毛泽东等领导人尤其要对“大跃进”和“文革”所带来的严重落后负重要责任。当然，同样不可否认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民族独立作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它不得不面对美国霸权的敌视和孤立，不得不面对亚洲分化为两大阵营的局面。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时代实施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为积累和发展重工业奠定基础。这些成就和那个时代的矛盾与缺点比起来，实在不容忽视。
七、改革、经济发展和全球合作
20世纪7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开始了经济的快速、持续增长。这一重大事件离不开亚太地区及全球迅速变化的战略环境。
从1945年到1970年，东亚分化为军事上相敌对的两大阵营。其中一大阵营以美国为首。撇开其军事性质而仅从朝贡与贸易关系来看，这一阵营以一个帝国为中心，而这个帝国强盛的经济是附庸国所无法比拟的。这一点使得它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旧体系之间具有可比性。居于霸主地位的美国促进了贸易自由化。但它没有像英国在19世纪所做的那样向全世界单边开放国内市场。相反，它是通过与附庸国签订双边或多边协定来实现的。在与苏联、中国政治—军事对峙的情形之下，这些附庸国出于现实的考虑不得不听命于美国。
另外，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和以中国为中心的早期东亚现代体系之间还有两个重要的相似之处。一个是核心国（美国）的国内市场和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内市场比起来要大得多。另一个就是附庸国为了获得在体系中的合法性以及进入核心国的国内市场，不得不接受自己与核心国的政治和军事附庸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或许可以说，二战后美国在东亚的霸权是通过将以中国为中心的前朝贡贸易体系转变为以美国为中心的朝贡贸易体系而实现的。这一转变包括斩断各国与中国的贸易及其他纽带，同时把中国以前的对手日本及中国的周边地区纳入新体系。当然，美国为中心的体系在结构和定位上的军国主义色彩远非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所能比。同时，美国为中心的体系还培育了帝国与附庸国在功能上的分化，这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所没有的。在这一点上，新体系与1895—1945年间的日本帝国之间有相通之处。不过，不管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体系还是以日本为中心的体系，都没有新体系那样的分工：美国的职责是保护附庸国，谋求地区和全球政治霸权，而它的东亚附庸国则专职从事贸易，追求利润。
美国与日本以及后来的东亚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政治交流对于20世纪初期以及后期至为壮观的东亚经济“奇迹”的出现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日本的经济腾飞反过来带动了美国领导下的东亚地区（不包括中国在内）的经济繁荣。
1970年，出于对苏联的共同敌视和对经济合作前景的认识，中美两国建交。正是中美两国建交，而不是苏联的垮台决定了以后的诸多的历史事件：中国重新获得联合国安理会的席位，为所有主要的政府所承认，进入世界市场并最终进入WTO。中国之所以能够抓住这些机遇，取决于中国的改革开放，以及中国没有卷入这一时期的主要战争这一事实。
同样重要的是，从1970年以来，东亚开始克服战后的分化状态而重新整合为单一的东亚。东亚的经济也开始加速发展——这次是以中国为轴心了。东亚地区的惊人表现，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它在全球财富排行榜上的一路攀升，以及在全球市场所占份额的急速增长。从1960年到1999年，东亚在世界国民生产总值（GNP ）中的份额翻了一倍。
东亚经济持续的增长同时也是很不平衡的。例如，自1970年以来，经济增长最快的是新加坡、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地区。这些地方除了韩国之外都是包括海外华人在内的中国人主要的居住地。不过，尽管东亚取得了进步，但这地区两个人口最大的国家（中国和印尼）仍然是世界上的低收入国家，而日本已经远远超过了世界上最富裕地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结果，东亚各国之间在收入上的不平等不仅反映了全世界的收入不平等，而且它的程度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高。
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东亚多数地区已经迅速实现了工业化。这也许是东亚最重要的收获。迅速工业化不仅仅是——甚至主要不是——把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低收入地区。毋庸讳言，大批低附加值的制造业转移到了东亚，其中最主要的就是中国。转移到东亚的低附加值的制造业比世界上其他任何地区都要多得多。然而，与高收入地区相比，东亚明显改善了它在全球价值增长序列中的位置。这可以从下述事实看出来：东亚的迅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竞争力不仅表现在价值增长链的低端，同时也表现在中端和高端。这一事实不但可以在日本、新加坡、韩国和中国的台湾地区找到明显的例子，而且也可以在中国大陆甚至泰国、马来西亚找到。到了20世纪90年代，在中国及大中华圈的引领下，东亚在重新获得它在近代早期所长时间拥有的工业霸主地位的道路上阔步前进。
同样重要的是东亚经济复兴的金融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们普遍认识到全球经济总体上的“金融化”现象。在高收入国家，经济的金融化更加明显。事实上，这20年来世界金融市场的快速增长成了人们倡导以下论调的最主要的论据：人们已经进入一个以东亚为领头羊的深层全球化阶段。对这一趋势的论述绝大多数集中美国政府和美国商业在20世纪80年代与90年代的金融发展中的推动作用及受益。然而同样重要的是这样一个潜在的趋势：美国将衰落，而日本和“大中华圈”将崛起为世界上主要的债权国。在这样的框架下，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外资青睐的地区。但是，最近几年，同样是中国，还有日本和其他一些东亚国家、以及中国台湾地区，利用它们巨大的美元盈余支撑着美国经济的巨大贸易赤字和国际收支赤字。一个策略是确保中国进入美国市场，并让人民币继续与美元挂钩。但是，这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万一美国经济崩溃，或者美元大幅度贬值，中国经济就会蒙受巨大的损失。
八、改革开放的社会后果
通过改革，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人均收入增加，农村最顽固的贫困状况得到部分改善。所有这些成就伴随着这样的事实：社会结构日益两极分化，城乡分化进一步加深。一边是那些政治、经济的精英，另一边是农村和城市地区的大众，这两者之间存在着既宽又深的鸿沟。在革命的年代，不平等和阶级冲突产生于一个与世界经济相隔绝的环境之中，它主要是国家社会主义发展战略的产物。相形之下，在改革时期，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资本与国内资本越来越强化了结构性的不平等。
如果我们从相互交织的中国国内及国际社会、政治和经济进程追溯新的阶级结构和不平等结构，就会明显地看到两个阶段、两种策略。从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后期，中国谋求以发展农村为主导的策略，通过显著增加人民的收入——不过，这是向着农村地区倾斜的——来增加积累，采取了促进农村工业，扩大人口流动，增加农村移民的就业机会，以及对最贫困地区进行福利支持等扶贫措施。与此同时，国家保护国有企业工人的工作和福利。从80年代中期开始，虽然一些沿海省份的农村依靠农村工业化经历了收入的大幅度增长，但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的日益商品化，以及与全球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这些因素都加速了分配的不平等和城乡差别。结果，虽然农村土地的平均分配继续为贫穷的农村阶层提供了生存资源，但中国的阶级结构和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阶级两极化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自90年代以来，日益深化的社会不平等已经触发了新的社会冲突。这些冲突遍及中国的城乡，并且超越了城乡的分野。
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所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经过改革，农村恢复了土地使用权，家庭农场因此有可能进行自主生产，农村劳动力也可以从农活中解放出来从事其他工作。除此之外，改革带给农民的最大受益就是可以自由地到城市、城郊或农村地区打工赚钱。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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