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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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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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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传奇和一个故事的旅行
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全省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正是在这次大会上，知侠认识了来自铁道游击队的徐广田，并为他所介绍的铁道游击队的英勇事迹深深吸引。而这次大会云集了当时山东全省闻名的战斗英雄，徐广田只是把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一说，就被“大家一致评为甲级战斗英雄了”。这个“一致”不能不和铁道游击队的“传奇”色彩有关，而后来知侠深入铁道游击队采访，也发现“这些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仗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同时，“他们所创造的战斗事迹”也都带有“传奇的色彩”。所以，知侠在《铁道游击队》的后记中，一直在强调“书中所有的战斗场面都是实有其事的”（47）。这一“实有其事”，我们也可以把它解释成为“见闻”。这一“见闻”几乎构成了大部分“革命历史小说”创作的基础，也就是说，这些小说都在反复强调他们叙述的是一段真实的“革命历史”。不仅《吕梁英雄传》和《铁道游击队》如此，曲波更是把《林海雪原》解释成为自己的个人经历，而且特别说明了“杨子荣”是“实有其人”，并以此来强调小说的非虚构性（48）。这一“真人真事”不仅受制于当时“写真实”的创作观念，同时，对于“重述革命历史”，也有着非常重要的表征意义，这一点，我在下面还会继续讨论。
但是，知侠并没有像马烽和西戎那样，马上把“见闻”写成小说，而只是为报刊写了一些“报道和文章”，他真正想做的，是“把它用文学形式反映出来”。而在完成这一“文学形式”之前，作者“就用嘴来讲，象一般的故事传播者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爱听，并深受感动”。曲波也一样，在小说创作之前，就已经“无数遍地讲林海雪原的故事，尤其是杨子荣同志的英雄事迹，使听的同志无不感动惊叹，而且好像从中获得了力量”。这一传播的过程，也是一个故事的“旅行”过程，而在这一过程中，“见闻”也逐渐地成为“传闻”。所谓的“传闻”正是叙述或者虚构介入其中的创造过程，借用张爱玲的说法，或即某种“流言”。而在这一真实“故事”的旅行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藉此讨论它是如何逐渐地被传奇化的。
《铁道游击队》第五章写政委李正下山前听到的有关铁道游击队的种种“传闻”：“部队里四下传说着这些枪支的来路，和老洪他们在枣庄扒火车杀鬼子的故事。这一切，当然都是带着几分神奇的意味传诵着”。所谓“神奇的意味”，在此构成的，可能是对“平凡的儿女”的某种挑战。也可能会导致对“人人皆可为英雄”的这一“规范理想”的某种怀疑，就连“营长是个在山区打仗很勇敢而指挥有办法的人。听说有人在火车上打游击、夺敌人武器，联想到火车上活动的情况，他不禁摇了摇头，觉得是困难的”。问题是，叙事者也由此感觉到了某种“困难”的叙事态度：如果他认同了这一“神奇的意味”，那么所谓的“真实性”又该怎么处理？如果他不认同这一“神奇”的故事，那么，他又该怎样解释“火车上打游击”这一奇迹？所以，李正一方面“不相信什么神奇”，而另一方面，“他还是被这些生动的事迹所感动”。李正的态度，也正是叙事者的态度。一方面，“真实性”支持的是一个“平凡”的世界，只有在这一平凡的世界中，政治才可能动员群众的广泛性参与，由此确立的正是“人人皆可为英雄”的“规范理想”，这一理想也正是一种现代性的叙事态度，因为超自然因素的逐渐退出，表征的正是一种世俗化的现代进程，这一叙事态度主导了《吕梁英雄传》等小说的写作；但是，另一方面，一个主要由“平凡”支持的世俗化的世界却无法在根本上完成对“英雄”的想像和进一步的叙述。这是因为，无论怎样解释，“英雄”总是指向某些少数人，尽管，“人人皆可为英雄”的“规范理想”缩小了普通人和英雄的距离，或者说，使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英雄，因此而使现代社会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但是现代社会本身又需要并且不断地在制造“英雄”，这一制造的目的在于，它要借此说明自身是如何将“不可能”转变为“可能”，而这一“不可能／可能”的变化恰恰首先是由少数的“英雄”的行为被表征出来，并进而生产出现代性的强大的“召唤”的力量，这一力量的形式常常具备了一种神话的魅力。因此，现代性内含的悖论之一，即是“英雄”叙事和“民主”叙事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定义为一场现代革命，那么，它也同样面临这一现代性的悖论。而它更需要做的，则是在“平凡”和“神奇”之间，给出一种合理性的解释。这一解释，在李正，也是叙事者看来，就是“在党的领导下，智慧加勇敢，就是一切胜利的来源”。隐藏在这一叙述背后的，正是对“不可能／可能”的理论解释，也是“神奇”的政治合法性的支持。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明白，为什么铁道游击队进山以后，这些现代的“草莽英雄“会被各部队请去做报告，并受到热烈欢迎。显然，做“报告”的过程也是“传奇”的再一次的叙述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革命通过传奇生产出一种“不可能／可能”的神话力量，而这一力量不禁使阅读者为“这些生动的事迹所感动”，而且更加坚定了对自己正在从事的事业的信心。因此，在故事的旅行过程中，这一政治也是现代的因素的介入，对“传奇”的形成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而我以为，这一现代的“传奇”故事，本身所承担的，可能是某种略近于宗教的修辞功能。
但是，支持这一“传奇”叙述的，显然还来自于某种经验的“不可能”解释。如果我们把“传奇”定义为：“一种对于……经验常识系统之外的‘新异’领域的遐想或幻想”，而这一“传奇”的写作也“可以说是一种跨越既成的经验的想像游戏”（49）。
《铁道游击队》第十四章，小说借一位“老大爷”之口，表述了他对“火车”的看法：“提起这火车，那东西可厉害呀！咱庄稼人都说牛劲大，那十条百条千条牛也没它的来头大啊，一个车盒子有四五间屋那么大，火车能带几十个车盒子，有一二百间屋那样长，半壁山那样的煤，都叫它一下装完了。只听呜的一声，呼呼隆隆，一眨眼就不见了，多快呀！一天能跑一千多里。你看大地方的人都能呀！听人说，那么大的家伙只用一个人开。……”。在这样一种表述中，现代（工业）成为一种传统（农业）叙事中的“新异”的想像领域，或者说，一种“传奇”的叙事资源。那么，彭亮在小坡的介绍中（“咱这位同志……他就会开火车呀”），迅速成为这一“传奇”故事的主角（“同志，你可真是个有本事的人呀！”），可是，故事的旅行到此并没有完全结束，小坡说：“他不但会开火车，还会打鬼子。……看到鬼子的火车，他一纵身子，就跳到上边去了。把开车的鬼子打死，他就把鬼子的火车呼呼的开跑了”。在小坡的故事中，彭亮不仅是现代的，同时也是反现代的，具有一种颠覆和反抗现代的传奇性的力量。显然，在不同的经验的叙述中，这一“新异”的想像领域，既是现代的，也是反现代的，两者却一不可。“现代”与“反现代”的并存，也正是中国革命的特征所在，而“英雄”的反抗的勇气和能力，恰恰构成了“传奇”的基本的叙事要素。因此，小坡的讲述，“说得老头不住的摇头，嘴里在叫着：‘咱们八路军真是些了不起的人呀’”。故事在不同的经验的领域里的旅行，逐渐构成的，正是孟悦所谓的“新异”的想像领域，这一领域同时也是接受者（听者或阅读者）的介入空间，接受者的介入，才是最终决定这一故事的传奇性质的根本因素。
在我看来，《铁道游击队》这一文本内部的“故事”旅行，再现的正是作者生活中的“讲故事”的过程（“用嘴来讲，象一般的故事传播者一样”，而且，“大家都很爱听，并深受感动”）。也正如曲波在《林海雪原》创作之前，就已经“无数遍地讲林海雪原的故事，尤其是杨子荣同志的英雄事迹，使听的同志无不感动惊叹，而且好像从中获得了力量”。而在这一口头传播的过程中，“读者”的因素显然非常重要，所有“神奇的意味”都产生在读者的反应之中。因此，像《铁道游击队》或者《林海雪原》这一类小说，“读者”实际上积极地介入了小说的创作，或者说，这是一种“事后”的写作，也即故事讲述之后的再度创作，因此，这一写作已经无意识地预设了“听众”（读者）的阅读期待，这也是中国传统小说的“说书”的叙事特征。在这一意义上，铁道游击队的“神奇的意味”就不仅仅存在于部队里的“四下传说”，而是倒过来，这些“传说”已经在文本中影响了叙事者对铁道游击队的“神奇”的讲述态度。或者说，这一故事，恰恰就是“传说”的影响结果。
但是，我进一步想讨论的是，在这一写作过程中，作家的阅读资源，包括由这一阅读资源而构成的知识谱系，究竟对写作构成的是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们都已经明了，记忆在写作中的重要作用，可是，这一记忆并不仅仅由一个人的生活经验所构成，实际上，在个人的记忆中，阅读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如果我们把这一阅读记忆比喻成为一座图书馆，那么，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我们所进行的实际上正是一种图书馆式的写作。这一写作的特征在于，我们的写作过程同时也是一种模仿的过程，构成模仿对象的，正是我们的阅读。在这一模仿中，既可能存在对对象的颠覆、挑战或者改写，也可能存在对对象的接纳与认同，但是，它却始终存在，并成为任何一种写作的前提。同时，也和我们此刻的写作构成了一种“互文性”。可是，图书馆的藏书是那样丰富，恰如我们的阅读记忆，也是由各种各样的阅读经验所构成的那样。问题正在于，我们经由怎样的路径进入这一图书馆，并迅速找到我们所需要重新阅读的“藏书”。也就是说，我们的阅读记忆是怎样被重新打开的。
我以为，对小说创作而言，形式是极其重要的一个因素。形式的选择既和我们的阅读经验有关，同时，也再一次引导我们重新进入记忆的图书馆，这一次的进入，既是一种阅读，更是一种重新的研究。在这一意义上，也可以说，形式是我们进入“图书馆”的一把钥匙。
我仍然想以知侠的《铁道游击队》的创作过程为例来讨论这一“形式”的问题。根据知侠的介绍，我们知道，1943年夏天，山东军区召开的战斗英雄、模范大会上，云集了“全省闻名的战斗英雄”。问题是，在众多的战斗英雄中，知侠为何对“铁道游击队”发生了那么大的兴趣，我以为，这和“文学”有极大的关系。也就是说，知侠在“铁道游击队”的身上看到了某种“文学性”，所以，在一开始，知侠就不满足于仅仅用“报道”的形式来表现这一“英雄”事迹，而是决心“从文学上反映出来”，而且，他自认为自己具备了所有创作这一“文学”的条件，这一点和《吕梁英雄传》的创作过程有很大不同，有着自觉而且明确的形式诉求。那么，这一所谓的“文学性”究竟是什么呢？在知侠看来，一是“铁道游击队的英雄人物，都具有热情豪爽、行侠仗义的性格，多少还带点江湖好汉的风格”；二是“他们经常深入敌穴，以便衣短枪去完成任务。经常和敌人短兵相接，出奇制胜”；三是“他们在铁路上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当故事来讲”。而这三个特征，恰恰构成了中国传统的“侠义小说”的基本叙事元素。任何的侠义小说，都是“侠”和“武”的结合，“侠”彰显的是 “英雄好汉”的“行侠仗义”的性质，“武”则强调他们的“超自然”的能力，这一能力又必须是“短兵相接”的，以此来突出“侠”的个人性特征，这两者结合而产生的故事又必须具备极强的口头传播的特点（51）。这三个因素也基本构成了“革命通俗文学”的传奇性的叙事特征，比如《林海雪原》、《烈火金钢》、《敌后武工队》，等等。在某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知侠的选择，包含了一种“阅读”的选择，或者说，选择的背后，已经存在了“侠义小说”这一“元文本”。所以，知侠在一开始，就“准备用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来写，也就是用章回体来表现铁道游击队的战斗事迹”。
我在前面已经讨论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以后，中国传统小说的形式也相应获得了政治合法性的支持，也即知侠所谓的“群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文学形式”。而章回体正是中国古典长篇小说一种主要的叙述形式。在这里，“章回体”正是作者重新进入“图书馆”的一把钥匙，而经由这一形式复活的阅读记忆也正是与此相关的各种故事“原型”，这些“原型”有意无意地进入了小说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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