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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述革命历史：从英雄到传奇（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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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4:01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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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的确发生了变化，并相应构成了“乡村文化中的现代性”，这一“现代性”既保存了“五四”新文化的现代个体观念，同时，也更多地接纳了传统以及民间文化的叙事资源，甚至城市市民文化的隐蔽影响，这一影响往往通过现代通俗小说的传播途径而呈现出来。因此，它带有更为强烈的本土色彩，包括它的伦理性的诉求，这一伦理性由于传统乃至民间文化的影响，固然抑制了“五四”新文化的激进姿态，因而含有一定的保守性，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又肯定了“共同体”的重要性。而我以为，这一对“共同体”的重要性的肯定，不仅激发出对“个人／集体”的重新讨论，也为1949年以后“解放后的个体”（即“娜拉走后怎样”）提供了重新集体化的思考路径。因此，在“通俗化”、“大众化”的背后，隐藏着的，恰恰可能是现代性进入中国乡村之后，尤其是在战争背景下所引起的某种裂变，这一裂变不仅导致知识分子对自我的主动或被动的改造，也包含了如王瑶先生所说的“对‘五四’新文艺的调整与改造”。这一“调整和改造”表现在小说的语言上，就并不是对农民口语和旧小说用语的全盘接受，而是包含了“五四”白话文（也即某种程度上的“欧化语言”）和中国群众语言的相互的纠缠、接纳和改造，表现在具体作品中，一方面强调了“方言”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也在反对“方言”的极端化倾向，马烽就曾明确表示“要尽量避免用过于偏僻的土话，因为那样，反使好多地区的人看不懂”，所以，“必须找带普遍性的说法”。因此，已经成为某种“普遍性的说法”的“五四”白话文，仍然进入了这一类小说之中，只是经过了某种改造。比如，袁珂在评论《吕梁英雄传》时，已经注意到这一“改造”现象：“过去欧化的别扭的句法：‘后来又怎样？’雷石柱说：也还原做了简单的雷石柱说：‘后来又怎样？’”。我想借此指出的是，这样一种“改造”，所得以建构的，正是后来当代文学的“雅言”（书面语）系统。即使在1980年代，一方面是对这一语言系统的颠覆和解构，但另一方面，又实际上延续并进一步完善着这一语言传统。换句话说，1980年代包括以后的文学，并没有完全地回到“五四”新文艺之中，而是仍然在这一由当代文学所建构起来的语言传统中写作，尽管他们一直在宣称“回归五四”。而在语言的背后，恰恰是某种叙事态度，这一态度也包括价值观念和文化立场，只是这一“态度”更多地被压抑进了某种无意识之中。这也是所谓“当代文学六十年”的某种隐蔽的联系性。
如果说，“政治”提供的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叙事视角，从而使赵树理等人更深刻地观察中国的基层社会；那么，“知识分子”则提供了“自外而内”的叙事角度，并相应构成了所谓“劝人文学”的启蒙精神。可是，我们同时还应该看到的，是这些“解放区作家”的另一种身份，也即“农民”的身份，包括赵树理、马烽、西戎等人。我以为，这一“农民”身份恰恰给这些作家提供了一种“由内而外”或者“自下而上”的叙事角度。这一“农民”的身份不仅仅指的是这些作家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为他们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经验，也不仅仅指的是他们的阅读谱系，包括对传统小说和地方戏曲等民间文化的熟悉程度（21），这些当然都非常重要，并且程度不等地影响了他们的叙事方式。但是，同样重要的，是这一身份所形成的某种叙事态度。换句话说，“农民”的身份常常决定了他们是在“乡村”这一共同体内部观察、体验和思考问题，因此，他们不仅和农民“共呼吸，同命运”，而且切身感受着乡土生活的点点滴滴。这样一种乡土生活内部的感受、体验、观察和思考，方才真正深入到了“中国问题”的核心内容，因此，这些小说真正的内涵和意义实际上很难被政党／国家政治所完全覆盖，而这也正是它们真正的价值所在，尤其是赵树理的创作。这样一种叙事态度，表现在小说形式上，便相应构成了一种所谓的“生活化叙事”。周扬在讨论赵树理《李有才板话》时，曾举赵树理的环境描写为例，说尽管这里“风景画是没有的，然而从西到东一道斜坡不正是农村中阶级的明显的区分吗”？而李有才窑洞中的各种物的细节叙述，“岂止是在写窑洞呵？他把李有才的身份和个性都写出来了”。但是，周扬真正着意的，却是要求作家立场和情感的改造，在叙事上，反对那种“唯独关于叙述的描写，即如何写景写人等等，却好像是作者自由驰骋的世界，他可以写月亮，写灵魂；用所谓的美丽的词藻，深刻的句子；全不管这些与他所描写的人物与事件是否相称以及有无关系”。而在这样的叙述背后，在周扬看来，恰恰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的立场和感情，所以，“叙述”这个领域“有打扫一番的必要”。周扬的批评是否合理，我们暂且不论，但是他的确涉及到了赵树理的叙事特征，即是一种“进入”生活或者“再现”生活的叙述，这样一种叙述，固然导致了“风景画”的“没有”，但是所谓“风景”仍然是一个需要重新讨论的问题，这个问题也并不完全局限在技术层面（23）。而这样一种“再现”生活细节的叙事特征，一直为当代文学所继承，即使在《艳阳天》这样一种高度政治化的小说中，由于保留了大量的“生活化叙事”，从而也传递出许多的历史信息。而我以为，这样一种“生活化叙事”，尤其是对下层社会的生活再现，在当时，也并非“解放区作家”所独有，沈从文和艾芜的作品中就已含有这样的叙述特征，也就是所谓的“生活气息”（24）。实际上，中国的当代文学并没有全盘继承“左翼文学”的遗产，在情节方面，到是比较接近现代通俗文学（比如张恨水），而在叙事（也包括语言）层面，则反而略为靠近沈从文、艾芜等人有关下层社会的叙述。1980年代，重新发现沈从文和张爱玲，人们能如此顺利地接受并进入他们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似乎和当代文学的这一叙事传统也并不是毫无关系。当然，这仅仅只是一种猜想。
这样一种多重的叙事角度的并存格局，导致了“解放区文艺”的“多质性”特征（25）。这样一种“多质性”，既有相互重叠的一面，也存在着结构内部的冲突，也正因为这一“多质性”构成了作品的政治乃至艺术的张力。而这一张力，恰恰昭示了在“五四”新文艺和传统文学乃至民间文化之间，当代文学企图重新建构自己的主体性的某种可能性。
而我之所以反复地讨论这一叙事态度，其目的正在于说明这一叙事态度构成了“解放区文艺”的某种总体性的写作背景，包括有关“英雄“的书写。在这一总体性背景的制约下，“英雄”的政治性被明显突出，同时，他也是“平凡”的，是“群众”中的一员，因此具有更为明显的开放性。而用郭沫若的评论语言，则是“平凡的儿女，集体的英雄”。这一“平凡”和“集体”，恰恰抑制了“传奇”的叙事因素。
在所谓的“解放区文艺”中，能够纳入“英雄”叙事范畴的，也许是马烽、西戎的《吕梁英雄传》和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因此，在我对这一时期的“英雄”的讨论中，也主要以这两部小说为分析对象。
《吕梁英雄传》的成书过程，已如作者在小说“起头的话”和“后记”中所言：1944年的边区群英大会上，涌现出了124位民兵英雄。这些人物当中有爆破大王、神枪能手、锄奸模范……，等等。而当时的《晋绥大众报》需要“介绍民兵英雄们对敌斗争的事迹”，但是，“因为报纸篇幅有限，几百个民兵英雄们的英勇战功，无法一一介绍”，所以，报纸编委会决定让作者“挑选一些比较典型的材料，编成连载故事”，而“当时并没有计划要写成一本书，也没有通盘的提纲，只是想把这许多的斗争故事，用几个人物连起来，并且是登一段写一段，不是一气呵成，因而在人物性格的刻画上，在全书的结构上，在故事的发展上，都未下功夫去思索研究，以致产生了很多漏洞和缺陷”，当时，《晋绥大众报》连载的，共九十五回，后经作者吸取了各种批评意见，“抽空校阅、修改了一遍”，编成了后来流行的“八十回版本”（27）。
在作者的介绍中，我们可以知道的是，在当时的“边区”，“英雄”是一个极高的荣誉称号，而且，这一“英雄”还是从“群众”中涌现出来的，也即所谓的“群众英雄”，因此，这一类“群英大会”不仅是表彰的大会，同时也是“英雄”事迹的集中地，许多作品都在这里获得了创作材料，包括后来知侠的《铁道游击队》（28）。
强调“英雄”的群众性，不仅是当时的一种制度性的安排，同时，更具有强烈的政治涵义。在一般的意义上，英雄总是指那些敢于挺身而出反抗周围环境的少数的个人，这些少数的个人的行为因为暗合了社会多数人的某种普遍的心理期待，因此而可能成为某种领袖型的人物，同时，在对“英雄”进行符号化处理的时候，人们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自身的命运交付给这些少数的“英雄”。因此，在“英雄”的叙述过程中，就有可能包含一种“权力委派”的倾向。在这一意义上，胡克认为“一个民主社会应该那样来涉及它的事业，即绝不是只让少数人有机会取得英雄的地位，而宁可把那句‘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口号作为规范的理想”，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做到“人人都有自做决定的自由”，而且，也“使得社会能够最好地发挥人们可以利用的任何力量”。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视之为一种现代的革命，那么，胡克的担心，实际上也是中国政治的担心。一方面，革命的目的是动员人民挺身而出反抗周围的环境，因此，它必然需要那些“英雄”式的人物，并通过对他们的叙述，而形成一种“榜样”的力量；但是，这一革命并不是少数人的事业，而必须有群众的广泛性的参与，因此，“英雄”不仅不能成为革命的垄断性人物，相反，它还必须起到“人人皆可为英雄”的参与可能。在这一意义上，所谓的“群众英雄”恰恰缓解了中国革命的这一现代性的焦虑，也就是说，在这一概念中，英雄既是“平凡”的，也是“集体”的。所以，毛泽东一方面通过“张思德”这一形象，确定了英雄的平凡性质（30)，同时，也要求“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的模范人物”(31)。我以为，这一“力戒骄傲”所包含的，正是“英雄”的独断性质。而反对“独断专行”也正是毛泽东对“工作人员”的政治要求(32)。也可以说，这一对“英雄”的要求已经包含了现代民主社会的某些因素，因此，在叙事上，就必须抑制所谓的“传奇”因素。当然，更重要的，是这一要求和中国政治的“动员”结构有着密切的关联(33)。
如果我们从这一角度，也即“人人皆可为英雄”的政治路径，进入《吕梁英雄传》或者《新儿女英雄传》，我们就会发现这类小说的非传奇色彩。
《吕梁英雄传》讲述的是抗日战争时期，吕梁山地区的康家寨民兵奋起斗争保卫家园的故事，而所谓民兵，也即一群武装的农民(34)。这一“农民”的身份界定也可见之于《新儿女英雄传》里的牛大水和杨小梅。即使在1949年以后，更具传奇色彩的小说，比如《林海雪原》中，作者也明确将“杨子荣”交待为“长工”出身。这一“身份”的界定，使得此类作品明显区别于晚清以后日趋大盛的“侠义小说”，比如《七侠五义》、《江湖奇侠传》，等等。而如此强调英雄的“农民”出身，一方面固然是出于“阶级斗争”的需要，但是另一方面，也为动员大众提供了一种更为强大的召唤作用。这种作用在于，它使每一个“平凡的儿女”都看到了自己成为“英雄”的可能性。比如，《吕梁英雄传》中，雷石柱就问区指导员老武：“你以前也是穷人”？老武回答说：“房无一间，地无一垄，穷到底了”，而且，“我爷爷手上就当长工。到了我爹手上，还是当长工。……我十二岁上，就跟上我爹给地主当上小长工了”。这种可能既来自于群众参与的政治动员，也包含了小说叙事的现代视角，即一种现代民主社会“人人皆可为英雄”的“规范理想”。这一“规范理想”同时抑制了小说有关英雄“超凡”能力的描述，而“英雄”的超凡能力，恰恰构成了古代乃至近代“英雄”叙事的传奇性要素。因此，所谓的“吕梁英雄”实质上就是一些普通的农民，他们没有武功，一开始，甚至连基本的军事常识也不具备。比如小说第三十回写康家寨民兵“诱敌上钩踏地雷”：“山上民兵见敌人跑了，孟二柱领头，打着呼哨一齐扑下沟里去抢胜利品。雷石柱生怕敌人来个‘二反长安’，扯开嗓子叫喊，叫留下一些作掩护，民兵们哪里还听得见，紧叫慢叫早已扑下沟底来了”。此类上一页 [1] [2] [3] [4] [5] [6] [7]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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