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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人道与国家意志——从《切•格瓦拉》到《九三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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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45:07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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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都不能与有国家话剧院作后台的前者相比，但受欢迎程度却也并不示弱。[6]
作为布莱希特的先锋剧，《在巴黎公社的日子里》没有像《切·格瓦拉》那样的把革命神圣化的诉求，相反，它倒试图通过许多细节来表现巴黎公社战士并不像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中所描述的那样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在布莱希特的笔下，他们不是英雄，而只是一帮目空一切的学生、夸夸其谈的市民、沉默寡言的工人、贪图小利的工商业者以及牢骚满腹的士兵组成的乌合之众。但卑贱者和愚昧者同样有权利拿起枪，用战斗来捍卫本应属于自己的权力，而如果这些不属于人民，他们更愿意迎来庄严的死，也正是在这一点上，他又肯定了巴黎公社战士比狰狞的剥削者和政客值得尊重的多。尽管这出话剧的中国版在演出动机的说明中所强调的是为解构革命神圣性和重申人道主义，但其对巴黎公社社员们付出鲜血追求自由民主的精神表现得很直接，这也许是它比热衷于革命不如人道之抽象思辩的《九三年》更为动人的因素。革命与人道之辩如前所述，已经流行到令人怀疑其动机的地步了，它虽然标榜是为了寻找残酷的革命之外的社会改造方案，但却怯懦到回避阶级这个字眼的地步，因而实际上已经与编造盛世场景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有什么两样了，所以要希求这种与国家意志共谋的东西获得观众的共鸣，当然只能沦为剧院与编导人员的一厢情愿。
何况雨果处理的只是一种两难情景。革命与反革命的凶狠残暴，让他非常痛苦，但他还是适度地肯定了革命：“伟大的事情正在酝酿中。此刻革命的所作所为是不可思议的。在看得见的事业后面是看不见的事业。前者掩盖了后者。看得见的事业是粗暴的，看不见的事业是崇高的。现在我分得很清楚。这很奇怪，但也很美。革命不能不利用过去的材料，因此才有这不平凡的九三年。在野蛮的脚手架下，正在建立一座文明殿堂。” [1]革命会导致一场大的社会变革，而人类要进入这一变革，肯定要付出代价的，只不过在怎么看待代价问题上，雨果是犹豫不决的。然而在这次中国版的改编中，令雨果犹豫不决的问题，却有了毫不含糊的人道大于革命的答案。
这显然与中国知识界1990年代以来对法国大革命的态度有关。在革命不如改良，激进不如渐进以及法国革命不如英国改良的语境中，改编者有意忽略了雨果有关“在野蛮的脚手架下，正在建立一座文明殿堂”的预言。孔庆东在谈到《九三年》与革命问题时说：“到底人道主义好还是革命好？法国大革命不但是法国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转折，而且是全世界走向现代的门槛。有了法国大革命，人类一下子就不一样了。从整个现代化进程来看，现代化可以说是由法国大革命这个断头机落下来之后启动的。”[7]真诚的雨果既不为革命的凶残作辩护，也不否定革命的巨大历史功绩，这样的矛盾心理恐怕才是真正的人道主义态度，而不是像我们的知识分子那样，满眼都是革命造成的人道主义灾难。
从《切·格瓦拉》的广受欢迎到《九三年》的悄然退场，我们看到前者利用社会洞察力捕捉到了人们的兴奋点，以市场化的方式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空语境中完成了一次革命叙事的复活仪式，后者利用对国家意志的洞察力捕捉到了意识形态的兴奋点，也试图以市场化的方式谋求一次人道主义话语的复活仪式，结果却没有得到预期的成功。“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8]这是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的开场白，而此处借来评价两出话剧分别对革命与人道的搬用，是再恰当不过了。
参考文献：
[1] 维克多·雨果.九三年[C]. 郑永慧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126.139.
[2] 石岩.话剧<九三年>：语言的狂欢[N].南方周末.2004.5.13(A18).
s="MsoEndnoteReference">[3] 《视界》编辑部.<切·格瓦拉>档案[J].视界(2).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67－191.
[4] 傅谨.理想与人道的二律背反[J].东方文化.2001(5).
[5] 裴亮.在人性·善恶·生死间的回眸:国家话剧院04年大戏<九三年>专访[N].中国传奇颠峰网：http://www.fan-theatre.com/ReadNews.asp?NewsID=1808
[6] 陶子.至少成功了一半：观<巴黎公社的日子>[N].搜狐娱乐网址为：
http://www.csonline.com.cn/pinglin/yulekantai
[7] 孔庆东.<九三年>与革命问题[A].天涯[J].2005(1).
[8] 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C].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1997上一页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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