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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刘勰的“论”体散文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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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09-8-8 16:55:59 来源：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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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通，钩深取极；乃百虑之筌蹄，万事之权衡也。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枝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敌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是以论如析薪，贵能破理。
这一段对于现代写议论文的人来说并不难懂，无非是对说理文写作的基本要求，但有一点必须注意到，那就是刘勰对于万事万物终极原理的关切，他所要求的不仅仅在于说理过程的严密，更重要的是应该追求事理的极点，实现与道相通的境界，所以他强调“究于无形”、“钩深取极”。这可以结合刘勰对论体文的经书源头《易经》所作的评价来理解。刘勰在《原道》中说：“人文之元，肇自太极，幽赞神明，《易》象惟先。”又在《宗经》中说：“《易》惟谈天，入神致用。故《系》称：旨远辞文，言中事隐。”《易经》其辞“旨远”，所言事“隐”，因为它探索的是太极奥秘，必须超越现实俗世的纠纷，而论体文的最终目的也正是如此。从这一宗旨出发，刘勰就完全背离了传统经学家的故步自封，对诸子学乃至佛学全都能兼容并采了：他赞赏王弼解《易》，而王弼的易学得益于对老庄学的吸收；他不满于“夷甫、裴頠，交辨于有无之域”的偏颇之解，反而说“动极神源，其般若之绝境乎?”对佛家之学不无向往；而他所称扬诸子的不也是“越世高谈”的超凡气概吗?总之，刘勰欣赏一切“师心独见”之论。
四
当刘勰追索散文的终极意义开始从政治社会的功用立场转移到个体生命价值的视野时，这是否会与他的宗经思想相矛盾呢?面对这个难题，刘勰似乎并不愿刻意去解决，他顶多巧妙地采取折衷办法实现自圆其说。《文心雕龙》的写作目的是“言为文之用心”，那么对刘勰来说，最重要的是将如何把散文写好的奥秘揭示出来，他在这一点上确实超越了前人，所论严密周实，以致于今有学者只承认这是一部伟大的写作学(狭义上的文章学)专著，而对于是否是文论专著则持怀疑态度。
出现这些疑问的主要原因是刘勰在书中太津津乐道于文章写作的技巧以及作家怎样用心了，当他论述写作的关键与技巧或者评判某某作家文章之优劣时总是那么精确周到，几乎将文章之妙说之殆尽，而当要求他揭晓“道”的真意或者讲出文与道的确切关系以及该怎样宗经这类文论难题的时候，他却总是迂回曲折，笼统地以尊经面孔取代了进一步的论证。当然，我们对于刘勰的怀疑态度似乎带上了苛求色彩，刘勰强调文章要宗经、要原“道”，至于经与道究竟有哪些内涵则不一定需要他来解答，也许他根本就解答不了。不能回答经是什么、道是什么并不妨碍他的尊经与崇道。况且，刘勰宗经也确实不只是在文章表面技巧的宗经，他一直在试图以他的方式来理解经学，努力把握好折衷的原则。“经”是古代圣人之言，传统经学家更多地从经学的社会意义即“治国平天下”来标举经学，而刘勰的宗经带上了更多的圣人崇拜心理，因此他的宗经意识与追求个体生命价值是相统一的。这与他同时代的文人明显地保持了距离。在那样的乱世年代，有嵇康、阮籍之类的离经叛道者，有王弼郭象之类的精通老庄道学者，更有陶渊明这样的旷古隐士，而刘勰坚守宗经的理念又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还是回头来看刘勰关于论体文的见解吧。刘勰既然肯定了诸子论体文的师心独见精神，又将怎样与宗经折衷呢?这似乎不成问题，他认为诸子所论虽有邪正之分，却无非是“述道言治，枝条《五经》”，所以根本上还在“经”的统照之下，在他心中，经就代表了一切、代表了一切真理，经是圣者传出的天地之道的待解音符。基于这样的意识，他对诸子中完全不合经书的荒诞不经的散文还是持否定态度，如他认为《列子》、《庄子》、《淮南子》中有许多虚幻不实的情节是应该舍弃的，而《商子》、《韩非子》中诋毁儒家的孝和仁，就更加罪不容赦。刘勰基本上还是认同了儒家的礼教思想与务实精神，尽管他能欣赏有个性思想的言论，但对于儒家的反对方依然不能接受，从散文来说，他要维护温柔敦厚的内容以及典实雅正的风格。所让人疑惑的是，论体文中总不乏一些锋芒较盛的，而就像刘勰对诗体的奇艳风格也能由衷地欣赏一样，他也由衷欣赏“锋颖精密”的论体文风，这也许与儒家诗教有所偏离，但却体现了刘勰重文章甚于重思想的特点。
在选文定篇中刘勰还指出了论体的“正体”，那就是汉代两次重要的群儒议经的成果：“石渠论艺”与“白虎讲聚”。这两次会议是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召集儒生参与意识形态讨论的最早典范，它体现了掌权者不敢忽视文化而收拢知识分子的可贵人文精神，可以说为古代儒生制造了前所未有的辉煌时光。一般地，政权的干预总会使学术失去应有的客观性，但与政治结合也总是最有可能满足学人的热望，两次讨论的目的都是为了重新定位儒学传统与经典大义，其取舍的标准却只能是是否有利于汉王朝的统治，即政治现实是当时的今文或古文义理取舍的唯一标准。刘勰对此应该了然于心，那么，他以此为正体是否也具有政治至上的意味?客观地说，这种倾向是存在的，但刘勰曾指出汉代诸子受时政所限而再也不能拥有六国诸子的越世气概，说明他不是一个苟合于权威的人，他不会一味让政治来决定文章的尊严。
当然，刘勰对这两次会议的看重也透露了古代文人难以释怀的政治情结，文章也许可以留名后世，但能够成就当代大业的文章不是更使人振奋吗?论体文的重要在于它一直是君臣之间政治沟通的重要方式，最直接最深入地阐释着古代政治社会的兴衰命运。战乱中的六朝文人很难有机会靠文章尤其是政论文来警醒统治者了，而汉代君臣对面而论的场景也许只能在刘勰的梦里出现，他所确立的论之正体从很大意义上说只是一种理想信念的寄托，因为他向往孔子所说的“礼仪之邦”。在刘勰以后的大一统年代，论体文确实程度不等地发挥了它本可具有的作用，以致于在古中国后半段则完全成为科举考试的中心体裁，出现了历史上著名的“八股文”。上一页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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