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观文学史，各个时代的文学都是根据时代需要，通过不断地继承和创新而发展变化的。在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上，刘勰第一次全面而系统地论述了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刘勰在《文心雕龙》中提出的通变理论论述了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他的通变理论闪耀着朴素辩证法的光辉，主张继承与创新的辩证统一，强调文学的创新是其通变论的主旨，并且主张既要在形式上创新，也要在内容上创新。刘勰不仅提出了通变理论，而且以其《文心雕龙》成功地实践了他的理论，其中的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包括通变理论本身等都是在继承前人成就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创新而成的，做到了既有通又有变。
一
（一）通变的辩证关系
所谓“通”，就是文学不变的常规。“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有常之体也。”（《通变》）诗赋书记任何一种文学形式，尽管它的体制形式不一，而“序志述时，其揆一也”，即各种形式的文学作品在反映作者的思想感情（即“序志”）和表现时代（即“述时”）这一根本问题上，是有共同点的。刘勰认为：只有认识了这一点，才能从“变文之数无方”“明其然”，也就是从纷繁的、各式各样的体制和风格中看到它们的基本点，正因为文学在它的基本点上是有规可寻的，所以就必须继承遗产，借鉴前人的经验，即所谓“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也只有做到这一点，创作才不至于匮乏（即“通则不乏”）。例如在《时序》中，刘勰认为楚辞之大放异彩（“屈平联藻于日月，宋玉交彩于风云”），并非是凭空出现的，而是有着前代的影响，同时又极大地影响了后世。“爰其汉世，迄至成哀，虽世渐百龄，辞人九变，而大抵所归，祖述楚辞，灵均余影，于明乎在。”这是所谓“通”的一面。
仅仅有“通”，而没有“变”是不行的。时代是不断前进的，文学艺术也必须勇于革新创造，例如梁·萧子显在《南齐书·文学传论》中说过：“若无新变，不能代雄”。刘勰更加强调这一点，要求“酌于新声”，“日新其业”，“趋时必果，乘机无怯”，刘勰认为这一点对于文学发展来说是十分重要的。只有不断地革新创造，文学才会不断发展，即所谓“变则其久”；而要革新也就必须继承，即所谓“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孚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风骨》）“新意”和“奇辞”的创造，都是离不开继承的，不然就会“虽获巧意，危败亦多”（《风骨》）。只有“通”、“变”结合，文学才能够“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才会有长久而旺盛的生命力，这也是刘勰在《物色》中说的“异代接武，莫不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的道理。
刘勰认为，变有两种：一种是不要通只要变，完全违背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的变，如《通变》所说的那种“竞今疏古，风味气衰”的变；《定势》说的“逐奇而失正”的变。对于这种表面上是创新，“跨略旧规，驰鹜新作”（《风骨》），而实质上是形式主义的“逐新趣异”（《声律》）的变，刘勰是坚决反对的。这也是刘勰所反对的当时的文风之弊病，他在《定势》中说“近代辞人，率好诡巧，原其为体，讹势所变，厌黩旧式，故穿凿取新；察其讹意，似难而实无他求也，反正而已。”在《明诗》中更对形式主义的“穷力而追新”，“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的现象提出了批评。另一种变是在通的基础上的变，就是在继承文学创作的传统经验的前提下，用新的方式来发扬传统精神，灵活地运用历代承传下来的方法，充分地体现文学创作的独创性。这种变就像他在《风骨》篇中所提出的：“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黩。”也是《定势》篇中所提出的“执正以驭奇”的那种变，这是刘勰所提倡的。简言之，刘勰反对“竞今疏古”、“习华随侈”的新变，而主张“资故实”、“酌新声”的通变。
因此，在文学的继承与创新问题上，刘勰强调的是二者的辩证统一。刘勰认为：一方面，“体必资于故实”，即要学习古人各种文体的创作规律和技巧；另一方面，“数必酌于新声”，即要凭着自己的气性才情，用今天的语言，创作今天的时文。他反复强调“参伍以相变，因革以为功”，就是告诫我们：继承必须革新，革新不废继承，因为“变则其久，通则不乏”，唯其如此，文学才具有不朽的生命，永久的魅力。刘勰要求于作家的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即要学习借鉴古人的作品，根据今天时代的要求，创作出有特色的脱颖之文。他清楚地认识到：“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歌谣文理，与世推移”。文学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可以积极倡导文学要“酌于新声”。由此可见，他对文学继承与创新的见解是精到而深刻的。“变则其久，通则不乏”，“望今制奇，参古定法”等等都比较准确地说明了文学继承与创新的辩证关系。
（二）变即创新是刘勰通变论的主旨
刘勰在论述通变的过程中，其主要着眼点在论变，即强调变，变居于主导地位。这一点容易被人忽略。其实，变才是刘勰通变论的主旨所在，因为要强调变，所以有一个怎么变的问题。要怎么变才是正确的，这是刘勰提出通的前提，他是要说明正确的变应当是在通的基础上的变，而不是随心所欲的任意的变。
《通变》篇赞词可说是全文的总结，刘勰的通变思想表达得最为集中和明显。“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变则其久，通则不乏。趋时必果，乘机无怯。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不断发展的文学规律，就是“日新其业”，这是刘勰对文学发展的最可贵的认识，倒退是一条绝路，也不可能倒退。“日新其业”是客观存在的、必然的规律，而“通变”就是使文学创作能长远发展的必然道路，因此，刘勰鼓励作者大胆果敢地去创新，只要不忽略“有常之体”的基本原理，在“望今制奇”的同时，还应结合“参古定法”，极分明地概括出了通变的出发点，要求从学古中创新。“变通者，趋时者也”，于此可见，发展创新确是刘勰通变论的主要思想。
刘勰虽以“师乎圣、体乎经”论文，却主要从文学的角度，取其“衔华佩实”之义，其所本之道又非儒道，而是言必有文的“自然之道”。他不仅对纬书的“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正纬》）予以肯定，更大力赞扬“自铸伟辞”而“惊采绝艳”（《辨骚》）的楚辞，其列论楚辞的《辨骚》为“枢纽论”之一，主要就是取“变乎骚”之义。这个“变”，就指对儒家经典的变。楚辞由儒家五经发展变化而为文学作品，在刘勰看来，这并不违背儒家圣人的旨意。《征圣》曾明确讲到：“抑引随时，变通会适，征之周孔，则文有师矣”，既然随时适变是圣人之文的特点，既然要师圣宗经，当然就不能固守五经而无所发展变化。于此可见，刘勰强调征圣宗经，并非为了坚守儒道，不是为了复古倒退，从来没有要求作家照搬照抄“古昔之法”，而是从文学本身的特征出发，注重于文学的发展新变。之所以借重于儒经者，主要是为了“矫讹翻浅”，以图遏制“从质及讹”的发展趋势。不论哪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不会为“古”而“颂古”，“好古”只是一种手段，最终目的是为了“今”。正如鲁迅所说：“发思古之幽情，往往是为了现在。”
刘勰论作家，非常重视作家在文学史上的首创的功劳和独创的成就，这也可以说明刘勰通变论的主旨在于变。屈原的《离骚》在辞赋中是首创的作品，在历史上是独创的现象。刘勰以前的人都未曾对其独创的特点予以评价，刘勰则指出它是独创的文学，在《辨骚》中说“自风雅寝声，莫或抽绪，奇文郁起，其《离骚》哉！”“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能矣。”此外，如《杂文篇》中谈到宋玉的《对问》、枚乘的《七发》、扬雄的《连珠》。都重视了首创的功绩。说宋玉之“始造《对问》”是“放怀寥廓，气实使之”；说枚乘之“首制《七发》”是“腴辞重构，夸丽风骇”，又说“观枚氏首唱，信独拔而伟丽矣”；说扬雄之“肇为连珠”也是“覃思文阔，业深综述”，又说“其辞虽小而明润”。相反，刘勰对模拟的作家作品总是否定多于肯定，这又从反面说明了他强调创新的主旨。刘勰在《辨骚》和《事类》等篇中指出扬雄基本上是一个模拟的作家，作品大多是模拟的作品后，除了对他的少数篇章某些表现和若干言论有所肯定外，对扬雄的为人和作品大都是否定的。如提到扬雄的为人时，他说：“扬雄嗜酒而才算”，“彼扬马之徒，有文无质，所以终乎下位也”（《程器》）。论及其作品时，则说：“扬雄之诔元后，文实烦秽”（《诔碑》），“扬雄吊屈，思积功寡，意味文略，故辞韵沈膇”（《哀吊》），“剧秦为文，影写长卿，诡言逐辞，故兼包神怪”（《封禅》），“子云羽猎，鞭宓妃以饷屈原，……娈彼洛神，既非罔两；……而虚用滥形，不其疏乎”（《夸饰》），“雄向以后，颇引书以助文”（《才略》）。
（三）兼有形式和内容的变
刘勰强调变，不仅仅在形式上，还包括在内容上的创新，这一点也常被人忽视。不断发展变化的“文辞气力”涉及到了内容方面。因为刘勰讲的“气”是和“情”联系在一起的，所谓“情与气偕”（《风骨》）都是指作家的思想感情和气质而言。他说的“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都是以作家的“情”和“气”作为通变的依据的，刘勰说过“文变染乎世情”（《时序》），即是着眼于“世情”而观“变”。刘勰既主张在形式上变，也主张在内容上变，还体现在《辨骚》和《正纬》篇中。在《辨骚》篇中，刘勰认为《楚辞》是通过“夸诞的”“异乎经典”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来体现其符合经典“同于风雅”的“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的，《楚辞》就是用这样的“夸诞”“奇意”“自铸伟辞”，从而“取熔经意”于其中，成为“词赋之莫杰”的。从刘勰所举的“异乎经典”的四事来看，主要见于《离骚》《天问》《九章》《招魂》，而对于这些作品，刘勰的评价都是很高的。他说：“故《骚经》《九章》，朗丽以哀志；《九歌》《九辩》，绮靡以伤情；《远游》《天问》，瑰丽而惠巧；《招魂》《大招》，耀艳而深华”。《楚辞》这种合乎原道征圣宗经原则的新变，刘勰认为是文学发展中的通变的典范。它从文学的独创性方面来说，是足以后人效法的，它既不违背《诗经》的传统，又能做到“观其艳说，则笼罩雅颂”，所以刘勰赞美它是“气往轹古，辞来切今，惊采绝艳，难与并难矣。”由此可见，刘勰所说的变，决非仅仅指文辞形式，而是首先包括了文学内容方面的变革的。《正纬篇》中刘勰认为纬书的内容是荒诞虚妄而不可信的，他引用前人对纬书的批评，指出其“虚伪”、“浮假”、“僻谬”、“诡诞”，抛弃了圣人经典的传统，因此这种变是不值得肯定的。不过，刘勰认为纬书中的某些次要方面，也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指出纬书在“事丰奇伟，辞富膏腴”方面，虽“无益经典而有助文章”，而且可供“后来辞人，采摭英华”，也还起过一定积极作用。这也说明刘勰主张的变，是包括了内容（“事丰奇伟”）和形式（“辞富膏腴”）两方面的，也就是说，如果不违背道圣经的原则，那么文学的具体内容和文辞形式都需要变，通则主要是在基本思想倾向和写作重大原则方面和圣人保持一致。
（四）通变的必要性和如何通变
文学是在继承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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