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勰的创作论显然吸收了陆机《文赋》的精华，发展成为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上最详细最精采的文学创作论。章学诚指出“刘勰氏出，本陆机论，而昌论文心。”（《文史通义·文德》）确实如此。

    　　（三）批评论

    刘勰关于文学欣赏和批评方面的思想渊源：孟子提出的“知人论世”、“以意逆志”的文学批评方法，其实质正是要求批评家要比较客观地评论作品，避免断章取义的那种主观主义的文学批评，以免曲解了诗歌的本意。同时孟子也指出了要按照文学创作的特点和规律去理解作品，而不能局限于字面上的一知半解。这些对刘勰的文学批评论的提出是有很大启发作用的。刘勰在《夸饰》篇中还特别提到对文学夸张描写的意义，就应当按照孟子所说的“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的原则去理解。

    王充《论衡》中批评“贵古贱今”。《案书篇》中说“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而实际上，“才有深浅，无有古今；文有伪真，无有故新。”不能以古今来论高下，而应当以客观存在的作家的实际才能、作品的实际水平来评论优劣。刘勰继承这一观点，并以秦皇汉武为例尖锐地批评贱同思古，贵古贱今这一错误倾向。说他们如好龙之叶公，“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思古”，“昔《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则韩囚马轻。”敢于把矛头指向两位皇帝，斥责他们的罪过，说明他批判的尖锐性和勇气之大。《齐世篇》中说：“世俗之性，贱所见贵所闻也。有人于此，立义建节，实核其操，古无以过，为文书者，肯载于篇籍，表以为行事乎？作奇论，造新文，不损于前人，好事者肯舍久远之书，而垂意观读之乎？”主张实事求是的客观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这是王充论文的一个非常突出的方面，它对刘勰也有非常明显的影响。王充是非常重视批评家要有真知灼见的，优秀作品毕竟是少数，“饰面者皆欲为好，而运目者希；文音者皆欲为悲，而惊耳者寡。”（《超奇篇》）合众心顺人意者不一定是好作品，一些真正有价值的作品常常是“谲常心，逆俗耳”（《自纪篇》）的，只有能识深鉴奥者方能成为其知音。其《自纪篇》又云：“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卡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世不然？鲁文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畔者五人。盖独是之语，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愚者欣颂，贤者逃顿。”这不正是刘勰所说的“音实难知，知实难逢”的意思吗？王充在《佚文篇》中说：“孟子相以眸子焉。心清则眸子瞭，瞭者目文瞭也。”这个道理刘勰在《知音》中说过：“故心之照理，譬目之照形，目瞭则形无不分，心敏则理无不达”。其精神实质是完全一致的。

    曹丕提出“文人相轻”。《典论·论文》一开篇就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体。’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善备，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曹丕认为产生“文人相轻”的原因有二：一是人“善于自见”、“闍于自见”，对自己的长处“善于自见”，对自己的短处“闍于自见”；二是“文非一体，鲜能善备”，必然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以己之长轻人之短，总是有可轻之处。解决办法是“审己以度人”。刘勰对曹丕“文人相轻”的观点深表赞成，并作了新的论证，如“至于班固傅毅，文在伯仲，而固嗤毅云：‘下笔不能自体’。及陈思论才，亦深排孔璋；敬礼请润色，叹以为美谈；季绪好诋诃，方之于田巴，意亦见矣。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知音》）从而作出了“崇己抑人”的概括。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葛洪在《抱朴子》中对文学批评的态度与方法的有关论述对刘勰的影响。《抱朴子·辞义》篇中指出：“夫文章之体，尤难详赏”，因为人们的“观听殊好，爱憎难同。飞鸟睹西施而惊逝，鱼鳖闻九韶而深沉。故衮藻之粲焕，不能悦裸乡之目；采凌之清音，不能快楚隶之耳；古公之仁，不能喻欲地之狄；端木之辩，不能释系马之庸。”欣赏者和批评者各有自己的标准，因此对文学作品优劣的评价也难于取得一致。本来，“五味舛而并甘，众色乖而皆丽”，然而，“近人之情，爱同憎异，贵乎合己，贱于殊途。”其《尚搏》篇指出，“夫赏其快者必誉之为好，而不得晓者必毁之以恶，自然之理也。”只凭主观爱恶，就必然会丢掉客观的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不可能对文学作品作出正确的公正的评价，许多批评家由于自己的识见的浅薄，不能认识真正优秀的作品。“若夫驰骋于诗论之中，周旋于传记之间，而以常情览巨异，以褊量测无涯，以至粗求至精，以甚浅揣甚深，虽始自髫龀，讫于振素，犹不得也。”（《尚搏》）为此，葛洪也强调批评家本人必须要提高自己的修养和水平，有广博的见识，善于比较和鉴别。《广譬》篇云：“不睹琼琨之熠烁，则不觉瓦砾之可贱；不觌虎豹之彧蔚，则不知犬羊之质漫；聆《白雪》之九成，然后悟《巴人》之极鄙。”刘勰反对以主观好恶去武断地评论作品，批评世俗之人不辨真伪，“以雉为凤”，“以夜光为怪石”。如《知音》篇中说：“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而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他提倡批评家要有“博观”之能，要“识深鉴奥”，善于“见异”。可以说都与葛洪的上述主张有着一脉相承的思想联系。所以，刘勰的文学欣赏和批评论，也是总结前代有关的历史经验，在一个新的高度上作了进一步发挥，并使之理论化和系统化。

    批评论无论孟子论诗还是曹丕论文，都是片言只语，到刘勰，不但详论批评方法和原则，还进行具体的批评。除在各文体论中评论作家作品外，还在《才略》、《体性》、《程器》中专论作家。刘勰论作家，对于前代的关于作家的评论坚持了不肯雷同也不苟立异的精神。他在《序志篇》说：“品列成文，有同乎旧谈者，非雷同也，势自不可异也。有异乎前论者，非苟异也，理自不可同也。同之与异，不屑古今，擘肌分理，唯务折衷。”这就是说，对于古今的旧说，有所继承，也有所批判发展。正因为如此，他才有可能集旧说之大成，有可能提出新的结论。例如在《宗经》篇里，刘勰就采用过王粲的成文，在《颂赞》和《哀吊》篇里，也采用了挚虞的旧说，此外像论刘歆和扬雄，又采取过桓谭的看法。《通变》说：“桓君山云：予见新进丽文，美而无采，及看刘扬言辞，常辄有得。”又如论孔融和徐干，也采取过曹丕和刘桢的成论，《风骨》说：“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故其论孔融，则云体气高妙；论徐干，则云有逸气”，又说：“公干亦云，孔氏卓卓，信念异气，笔墨之性，殆不可胜。”如此等等，都是以前人旧说为基础而加以阐述的，刘勰于前人的旧说，或引申，或借用，或补充，态度相当谨严。有所因袭，却非雷同。

    因为对旧说不肯雷同，也就能够创立新说。在评述作家特长的时候，刘勰发展了曹丕《典论·论文》里的一些见解。《论文》指出“文人相轻”的不当，从而指出建安七子于各体文章各有专长，不应“各以所长，相轻所短。”刘勰则进一步指出“人禀五材，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难以求备。”（《程器》）于是刘勰对于某些作家虽然批评十分严格，但也不是责备求全，只要作家在某一方面有所贡献，刘勰都给以应得的评价。例如关于屈原的评论，刘勰别具新的见解。在刘氏以前，或褒或贬，主要从思想方面立论，而刘勰则更注意了艺术的方面；而且即使在思想方面，刘勰也比前人分析得更加具体。譬如《辨骚》在列举了刘安、班固、王逸等人的分歧的看法之后，便对作品的内容进行了具体的研究。研究的结果，认为在《离骚》里面，既有“典诰之体”、“规讽之旨”、“比兴之义”、“忠怨之辞”，又有“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意”。既有“同于风雅者”，也有“异乎经典者”，内容复杂，不可一概而论。这比前人那种片面地“举以方经”或“谓不合传”的观点全面多了。此外，类似的例子还有不少，如关于曹植和曹丕的评论，关于班固和班彪、刘歆和刘向的比较，刘勰都有自己新的见解。

    总之，刘勰的批评论不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都是既有通又有变的。

    刘勰提出了全面系统的通变理论，而《文心雕龙》本身又是其通变理论最好的实践证明。刘勰主张通，于是他吸收了他的前辈在文学理论批评各方面的成果；他又强调变，在继承前人的同时进行了新的创造，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做到了通与变的辩证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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