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随着时代发展变化，正如刘勰所说：“时运交移，质文代变”，“文变染乎世情，废兴系乎时序”（《时序》）。而每个时代的文学都是在继承前代文学传统的基础上，创造自己的特色，形成新的时代风俗：“……黄唐淳而质，虞夏质而辨，商周丽而雅，楚汉侈而艳，魏晋浅而绮，宋初讹而新。”（《通变》）刘勰认为，从远古的质朴到近代的诡异，时代越近，作品的滋味越淡，其原因是人们争着模仿现代而忽视学习古代，即《通变》篇所指出的：“今才颖之士，刻意学文，多略汉篇，师范宋集。”要纠正这种偏向，刘勰认为：“矫讹翻浅，还宗经诰”。这样，在质朴和文采之间斟酌去取，在雅正和通俗之间考虑得失，就可以讲继承和创新了。既要通又要变，这样“变则其久，通则不乏”，作家的作品就会日益刚健而立于不败之地。作家怎样把“通变”贯彻到文学创作中去？怎样继承和创新？刘勰作了这样的回答：“是以规略文统，宜宏大体，先博览以精阅，总纲纪而摄契，然后拓衢路，置关键，长辔远驭，从容按节；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采如宛虹之奋，光若长离之振翼，乃脱颖之文矣。”（《通变》）在这里作者直率而满怀自信地向我们提供了一把文学创作的钥匙：“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即以自己的情感去体会历代佳作的要领，这才是真正的“通”，进而结合自己气质才能的实际去革新，这才是有意义的“变”。这样的变，显然既有对古代优秀传统的继承，又能适应当前的需要，所谓“参伍因革，通变之数也”。如何把继承与创新统一起来？刘勰一则喻之曰：“根干丽土而同性，臭味晞阳而异品”，再则直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沐浴时代阳光，开出奇异花朵，或曰制当代诗文之奇，其义一也；植根古代经典，使诗人异代而同质，或曰以古代经典为法则，其义一也。他要求作家一方面“趋时必果，乘机无怯”，一方面“望今制奇，参古定法”。针对当时文坛的“风味气衰”，刘勰提出这个具有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论断，使文学“日新其业”，“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这是高瞻远瞩的。

    　　（五）通变论的局限性

    封建的时代和儒家的立场给刘勰的文学思想带来不可避免的局限，关于通变的见解，在根本上也就不能不受到他的宗经征圣等观点的制约。由于从宗经的立场出发，刘勰对于后代文学发展的认识是不足的，对它们的批评也有些不正确的地方。他认为，从“九代”的作品来说，由黄帝时代的“质之至也”的《弹歌》，发展到宋初的作品“讹而新”，其趋势是“弥近弥淡”，原因则是“竞今疏古”“刻意学文”。他还认为，从自然界中一些事物的发展变化来说，“青生于蓝，绛生于蓓”，前者是后者的发展变化，然而变化至此就已“不能复化”，即到了顶点不能再有新的变化了。从文学的发展来说也是这样，“夸张声貌”即作品中对声音形貌的夸张描写，刘勰举枚乘、张衡、司马相如、扬雄、马融五位赋家为例，认为到了汉初已达极点。从此只能“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也就是再也不能有新的发展变化了。这里刘勰既把汉初当作“夸张声貌”的极点，又对文学的发展作出每况愈下的消极结论，暴露了明显的保守性。

    刘勰对楚汉以至宋初的文学发展表示了不满，认为造成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针对这种现象，他提出了一个“通变之术”的药方，所谓“矫讹翻浅，还宗经诰”，即必须“宗经”：“若禀经以制式，酌雅以富言，是仰山而铸铜，煮海而为盐也”（《宗经》）。他关于“名理”“故实”的强调，同样是如此。这就是说，刘勰是主张通变的，但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方面，却不能违背“宗经”的原则，必须以“经典”或“经诰”为旨归。在这里表现出他的尊经复古思想，从而反映出他的局限性。纪昀对通变篇眉批道：“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奇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明之竟陵公安，是其明征，故挽其返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黄侃《文心雕龙札记》“通变”条说：“此篇大指，示人勿为循俗之文，宜反之于古。其要语曰：矫讹翻浅，还宗经诰，斯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此则彦和之言通变，犹补偏救弊云矣。……明古有善作，虽不变者不能越其范围，知此，则通变之为复古，更无疑义矣。”纪黄二人都阐明了刘勰的复古思想，但两人异口同声地断定“通变”就是复古，也有商榷之处。刘勰在要求会通时，他说既要“资故实”，又要“酌新声”，“还宗经诰”是就“资故实”而言的，这是他宗经思想局限性的反映，但是他认为文学必随时世而变，主张不割断文学历史继承性的创新乃是他的通变理论的主导方面。强调征圣宗经是针对楚汉以后日益艳侈的文风的，企图以此来达到“正末归本”的目的，所以虽有它的局限性，同时又具有补偏救弊的意义。他的理论的不足之处在于对变的前景看不清楚，因而也说不清楚，充其量他只能提出一些改良意见。

    　　二

    刘勰不仅在理论上对文学的继承和创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而且在实践上也做出了突出的成绩。《文心雕龙》“文之枢纽”部分，继承了儒家思想，特别是荀子、扬雄的原道、征圣、宗经的思想，提出了《文心雕龙》的基本思想。下面主要从文体论、创作论、批评论三方面来论述。

    　　（一）文体论

    曹丕《典论·论文》中提出当时流行的八种体裁和它们的基本特征：“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文心雕龙》那种把两种近似的文体合为一篇的分类方式，如“颂赞”“祝盟”“铭箴”等，则是受了曹丕《论文》的影响的。但对曹丕的理论，刘勰又有一定发展，如对“书论宜理”，彦和在《文心·论说篇》更明确指出：“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其义贵圆通，辞忌支碎；必使心与理合，弥缝莫见其隙；辞共心密，故人不知所乘；斯其要也。”对“铭诔尚实”，《文心·铭箴篇》曰：“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及“赵灵勒迹于番吾，秦昭刻博于华山，夸诞示后，吁可笑也”。就是“尚实”思想的进一步延伸。

    但是《文心雕龙》的文体论部分，多本于挚虞的《文章流别论》，其中既有继承，也有发展。《文心雕龙》上编用二十篇的篇幅讲各种文体的源流区分，并对每种文体的代表作家作品进行评论，这种体例就是从《文章流别论》继承来的。《文章流别论》中有这样一段论述：“王泽流而诗作，成功臻而颂兴，德勋立而铭著，嘉美终而诔集。”后来多为《文心雕龙》所本。诸如：“王泽流而诗作”，《文心·明诗篇》云：“自王泽殄渴，风人辍采”。“成功臻而颂兴”，《文心·颂赞篇》云：“颂者，容也，所以美盛德而述形容也。”“德勋立而铭著”，《文心·铭箴篇》云“观器必也正名，审用贵乎盛德”。“嘉美终而诔集”，《文心·诔碑篇》云：“诔者，累也。累其德行，旌之不朽也。……周史歌文，上阐后稷之烈，诔述祖宗，盖诗人之则也。”《文章流别论》中叙述了“颂”的流变，刘勰《文心·颂赞篇》中对颂这一文体的看法，与挚虞基本上是一致的。但刘勰“敷理以举统”，阐述某一文体是为了指导写作，如《颂赞篇》中“原夫颂惟典雅，辞必清铄，敷写似赋，而不入华侈之区，敬惧如铭，而异乎规戒之域；揄扬以发藻，汪洋以树义，惟纤曲巧致，与情而变。其大体所弘，如斯而已。”却是他的创制，为挚虞《文章流别论》所不及。刘勰的文体论内容更加丰富充实，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各种体裁的创作经验，作了初步总结。如论赋时讲“赋者，铺也，铺采骊文，体物写志”，“丽词雅义，符采相胜……文虽新而有质，色虽糅而有本，此立赋之大体也。”论论说时提出“义贵圆通，辞忌支碎”的要求；论骚时讲到写实与幻想的结合；论诗时讲到四言要求“雅润”，而五言要求“清丽”等等。刘勰对形式技巧的津津研究和他对新的审美原则和新的审美思想的提出和阐发都是他在文体论方面所做的“变”。

    总的来说，文体论由曹丕开其端，经陆机、挚虞，刘勰在前人的基础上发展，提出了全面系统的文体论，成为文体论的集大成者。

    　　（二）创作论

    刘勰的创作论部分本于陆机《文赋》，这和文体论多本于挚虞《文章流别论》一样。在构思上，陆机用了一些形象的比喻来描写创作构思过程中想象的飞腾，他指出文思酝酿过程中，情感越来越鲜明，物象越来越清楚，然后才用巧言妙语来表达，这说明创作构思过程中非但离不开物象，而且伴随强烈的感情。他更进一步体会出在创作过程中，思路有“通塞”。思想通畅的时候，文思如泉涌；思路堵塞的时候，文思变干涸了。《文赋》着重谈文思产生的情况，但没有详谈文思如何能产生，并自叹“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不知道思路的通塞是怎么造成的。刘勰在写《神思》、《养气》时直接受到《文赋》的影响，并进一步提出培养文思使其通畅的途径。在文思与才学关系问题上，一再强调后天的“积学”、“酌理”、“研阅”、“驯致”，而且强调这是“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神思》），“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其反其习”，“学慎始习”，“功在初化”（《体性》）。在创作技巧上，《文赋》里十八个“或”字，主要是讲这方面的问题，虽然分析入微，但都是分别就具体问题而言的。而《文心雕龙》则进一步提出了“术”的概念，不但在《神思》、《附会》等篇中分别有所阐述，而且还特立了《总术》一篇，“执术驭篇”“乘一总万”。在内容与形式的关系上，《文赋》只是初步接触到，陆机说：“理扶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把意理当作“质”“干”，把文辞当作枝叶，表明以意为主，以辞为辅。但是《文赋》在后半部分用了大量的篇幅，细致地讲文章形式和创作技巧，他详细论述的“作文之利害所由”，主要也是从形式方面讲文章的优点和缺点。他重视谋篇法，讲究文章的组织结构，但认为内容繁富的文章，只要有警句，就可以显示要领，而把全文统率起来。《文心雕龙》的《熔裁》、《附会》等篇，一方面继承了他的谋篇术，一方面更进一步讲究剪裁，来弥补《文赋》的不足。在形式方面，陆机提出“尚巧”“贵妍”的主张，不仅注重文章的色采，还强调声音的优美。刘勰在《情采》、《附会》中发展了《文赋》的理论，而且更加突出内容的重要性。如《情采》：“夫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故情者文之经，辞者理之纬，经正而后纬成，理定而后辞畅”。他把情理看作经，文辞看作纬，认为写作必须先内容而后形式，形式为内容服务。他又说：“夫能设谟以位理，……彬彬君子矣。”所谓“文不灭质，博不溺质”，正是思想与艺术得到恰当统一的作品。在《文心雕龙》的下编里，立了《声律》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