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气”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各家之“气”，含义很不一致。刘勰《养气》所言之“气”，不是道德精神修养，不是养生之道，也不是作者的气质、个性和作品风格，而是保证“文思常利”，以作者才学识力诸多方面的修养为基础的、在写作构思过程中由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欲望和激情、勇气和信心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
【关键词】 写作构思 虚静 养气 灵感
一
刘勰在《文心雕龙·神思》中提出了“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论断，认为作者的精神活动，亦即为文之用思，受着“志气”的统辖和控制；此后，又专作《养气》之篇，“所以补《神思》之未备，而求文思常利之术”〔1〕，可见两者关系密切， 故研讨《神思》篇必及于《养气》；探究《养气》亦必兼至《神思》。
刘勰所谓的“养气”，究竟具有怎样的具体内涵呢？
“气”在我国古代文论中，是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但各家在言及“气”时，含义很不一致。孟子有“知言养气”之说：“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2〕这是一种主观的道德和精神修养。 周振甫先生扼要地把它概括为一句话：孟子“所说的养气就是培养一种正义感”〔3〕。王充的《论衡》中曾有《养性》之作，虽已失传，但从其有关著述中可得到旁证，他讲的主要是一种延年益寿的养生之道。如《自纪》中所说：“养气自守，适时则酒，闭目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曹丕的《典论·论文》，首开以“气”论文之先，响亮地提出了“文以气为主”的主张，认为“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此说主要是指作者先天的气质和个性，以及其与作品风格的关系。
刘勰《养气》篇所言之“气”，虽与上述诸说不无联系，但其具体内涵和旨归却是不同的。刘勰讲的不是道德精神修养，不是养生之道，也不是作者的气质、个性和作品风格，而是为了保证“文思常利”，所必须具有的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神思》篇说：“养心秉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养气》篇则补充说：“纷哉万象，劳矣千想。玄神宜宝，素气资养”，不要因“钻砺过分”，“销铄精胆”，造成“神疲而气衰”的状况，这显然是指精神力气而言的。《神思》篇提出“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养气》篇则又进一步阐发说：“吐纳文艺，务在节宣，清和其心，调畅其气，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这显然说的是作者临文时的心境和情绪了。
那么，是不是培养起了充沛的体力和精力，良好的心境和情绪，即可获得“文思常利之术”呢？不是的，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在写作构思过程中，固然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它们只是构成“统其关键”的“志气”中的部分内容。《养气》篇所言之“气”，与《神思》篇中的所谓的“志气”，是既相互联系，相互补充，而又不能等同归一的。大致而言，“志气”中包括着《养气》篇所言之气，却并不仅仅是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
在《文心雕龙》全书中，“气”字的含义也很宽泛，在不同的章节、范围内有不同的用法。归纳起来大致有三种情况：
一指作者的气质、才气，如“才有庸俊，气有刚柔”。（《体性》）
二指作品的气势、格调，如“精理为文，秀气成采”。（《征圣》）
三指气象、气貌，如“天高气清，阴沉之志远”，“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物色》）
《神思》篇中所谓的“志气”，与上引诸义不同。当代龙学家们对它做了多种解释：
一曰“所谓‘志气’，是指作家的世界观而言。”〔4〕
二曰“‘志气可解释作情志与气质，在这里泛指思想感情。 ”〔5〕
三曰“志气”指“意志力量”，说：“精神居住在胸中，能聚能散，其关键在于意志力量的统辖。”〔6〕
四曰“志气”是一种“精神状态”，说：“作家运用想象，能否周游天地，贯穿古今，全在于作家主观精神在构思时的由政治地位、社会关系、生活处境所造成的强弱低昂的状态。”〔7〕
世界观对于文学创作，特别是对作品的思想倾向，起着决定性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它能掌握文思开塞的“关键”。创作实践表明，世界观先进者，未必都“天机骏利”；世界观落后乃至反动者也未必都“六情底滞”。
作者的气质、情志、思想感情，也影响、制约着创作，主要表现为倾向的表达和风格基调的形成，但它却也控制不了文思开塞的“关键”。心理学著作中，一般把人们的气质分为胆汁质、多血质、粘液质、抑郁质四种类型。试想，哪一种气质的作者，文思易开或文思易塞呢？这显然是不能一概而论的。
写作作为一种复杂的精神劳动，当然需要意志力量发挥作用，但只有坚强意志而不具备其他写作条件的人，也不会常常“思风发于胸臆，言泉流于唇齿”；反之，一个意志脆弱的人，在写作实践中，也并不见得没有一点“忽撞天机”、“文思泉涌”的情况。
比较而言，把“志气”释为一种精神状态，似乎更为符合刘勰所论之旨。这从“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在《神思》篇中的地位、上下文之关系，可以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
“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上文是“思理为妙，神与物游”，这可以说是“志气统其关键”的前提，因为只有在“神”与“物”相互作用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产生文思，进一步才有“开”与“塞”的问题。“神居胸臆，而志气统其关键”的下文，则是在与“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对举之后，旋即用表示因果关系的“是以”二字连接，转入《神思》篇中至关重要的一段：
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疏瀹五藏，澡雪精神。积学以储宝，酌
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怿辞……在这段话中，显然地包含着两层意思：一是在临文、构思之时，要进入虚静状态，使心腑清明澄澈，无杂念萦怀，亦无外力干扰，养成一种积极、专注的精神，轻松自如地致力于写作构思，如《正义》所云：“精义入神，是先静也；以致用，是后动也；是动因静而来也。”〔8 〕二是为文用思，要有“积学”、“酌理”、“研阅”、“驯致”等诸多方面的修养，即后人所谓的“养其根而俟其实”的“根本功夫”。这种“根本功夫”是在作者特定的生活境域中，日积月累，长期涵养而成的，是文思得以广泛展开的基础。如上所述，既然临文时的虚静状态和长期的“根本功夫”的修养，都是由于“志气统其关键”而来，那么“志气”的内涵，也就可以推想了。或者说得更明确一点：因为“志气”统辖着文思开塞的“关键”，所以要求得“文思常利之术”，一须“虚静”，二须涵养，这样来理解“志气”二字的具体内涵，或许就扎实一点了。
《神思》篇中还有一句话不可忽视，即“方其搦翰，气倍辞前，暨乎篇成，半折心始。”意思是说，刚刚提笔写作之时，信心和勇气很大，欲望和激情也很强烈，但文章写成之后，只剩下原来心想的一半了。这样解释“气倍辞前”的“气”，就使刘勰为求得文思常利之术，而阐发的“养气”说，有了更为具体的内容。联系《养气》篇中“贾余于文勇”的句意，把“气”释为勇气和信心，则又有了一个力证。
综合《神思》、《养气》两篇所论，大致上可以说，刘勰所谓的“养气”，实质上即是培养、孕育“志气”；而这种对文思开塞起着“关键”作用的“志气”，则是以作者才学识力诸多方面的修养为基础的、在写作构思过程中由体力和精力、心境和情绪、欲望和激情、勇气和信心等多种因素所形成的一种精神状态。以此验之于古今创作实践，大抵是有据可依，信而不爽的。
当然，在“文变殊术”的写作实践中，不同作者有着不同的构思习惯和构思方式，主“虚静”者有，主“迷狂”者亦有，倡“从容率情”者有，倡“苦吟”者亦有。全面地看刘勰及其同道所论似乎有点顾此失彼了。但就他们各自的体验而言，却是理据统一，符合实际的。如果用我们今天所持的观点来阐释，构思中的“迷狂”和“苦吟”，又何尝不是一种精神状态呢？
二
在刘勰之前，晋人陆机的《文赋》，曾形象地描述过写作构思时有开塞的状貌和感受，但他未能明白何以会出现这种情况的道理，只能“抚空怀而自惋”，发出“吾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的喟叹。从刘勰在《文心雕龙》全书中对陆机及其著作的评价来看，刘勰的“养气”之说，实际上是对陆机的疑问所作的一种“妙识文理”的回答。它不仅界定了“养气”的具体内涵，而且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阐明了“养气”的意义和方法。这在我国文学批评史和写作理论史上，具有发轫之功。
首先，刘勰认为“养气”是作者进入写作过程，必须解决的首要问题。如前所述，刘勰所谓的“养气”，包括着相互联系的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临文时的精神状态；二是长期的才学识诸方面的修养。他在概要阐述了这两个方面的内容之后，紧接着说：“然后使玄解之宰，寻声律而定墨；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此盖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这显然是说，只有在才学识多方面修养的基础上，于临文时养成良好的精神状态之后，才能使“玄解之宰”定墨；“独照之匠”运斤，真正进入写作过程。为了表示强调，刘勰旗帜鲜明地提出：这就是驾驭、支配文思顺利进行的首要方法；这就是布局谋篇、制胜文苑的最重要的开端。把“养气”在写作实践中的意义，提高到这般程度，可以说是史无先例的。
刘勰既重视临文时的良好精神状态的培养，又突出才学识等诸多方面修养的意义。他主张“学业在勤”，赞赏“锥骨自厉”的学习精神，认为从事写作，必须具有广博的学识和见解。他在提出写作构思快慢不同的情况之后，又进一步说，写作构思“难易虽殊，并资博练。若学浅而空迟，才疏而徒速，以斯成器，未之前闻”。在刘勰看来，写作构思无论是快是慢，是难是易，都要依靠学识的广博，才能的练达。学识浅陋，写得慢也没有意义；才智粗疏，写得快也是徒然。以“才疏”和“学浅”而取得成就的人，是前所未有的。这就把作者的才学识修养与写作构思直接联系了起来，从根本上阐明了解决文思开塞问题的要义。刘勰说：“博见为馈贫之粮，贯一为拯乱之药，博而能一，亦有助乎心力矣”。这里所谓的“博见”，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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