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刘勰认为“养气”可以导致文思的畅通，乃至灵感的迸发。《神思》篇指出，在写作构思过程中，“意授于思，言授于意，密则无际，疏则千里。或理在方寸而求之域表，或义在咫尺而思隔山河”。其意谓写作构思过程中，思、意、言三者之间，衔接紧密，则文思畅达；关系疏远，则文思滞塞，而且往往有近在眼前而求之于四海之外的情况。为了解决这样的问题，刘勰指出：“秉心养术，无务苦虑；含章司契，不必劳情”的主张。及至《养气》篇，刘勰对此意又有了新的补充和发挥，他一再指出：

    　　率志委和，则理融而情畅；钻砺过分，则神疲而气衰，此性情

    之数也。

    　　志于文也，则申写郁滞，故宜从容率情，优柔适会。若销铄精

    胆，蹙迫和气，秉牍以驱龄，洒翰以伐性，岂圣贤之素心， 会文之

    直理哉。

    刘勰的意图非常明确：一方面，他反对在写作构思过程中“钻砺过分”、“销铄精胆”；另一方面，他主张为文用思要“率志委和”、“优柔适会”。前者会使人“神疲而气衰”，不可能再进行正常的写作构思；后者则会导致“理融而情畅”，使写作构思达到左右逢源、酣畅淋漓的境地。

    所谓“率志委和”，是指在写作构思过程中，顺应作者的心情，从容不迫、恬静自然的一种精神状态；所谓“优柔适会”，则是指悠然宽舒地适应写作构思的具体情况；等待、创造文思畅达的时机、运会，这两者都是在虚静之中，经过“疏瀹五藏，澡雪精神”；“清和其心，调畅其气”得来的。归根结蒂，都是养气的结果。

    在刘勰看来，“率志委和”了，“优柔适会”了，情理即会合了，文思即畅达了，“藏若景灭，行犹响起”的灵感，也就可能倏然而至了，这正如“水停以鉴，火静而朗”的道理一样。对此，他在《总术》篇中是这样论述的：

    　　若夫善弈之文，则数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

    动不失正。数逢其极，机入其巧，则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

    视之则锦绘，听之则丝簧，味之则甘腴，佩之则芬芳，断章之功，

    于斯盛矣。

    这段话主要是讲“执术驭篇”，即掌握了写作之术再进行写作的情况，虽非专论“养气”之功，但由于刘勰视“养气”为“驭文之首术，谋篇之大端”，因而就使它与“养气”有了直接的联系。在这段话中，所谓“术有恒数，按部整伍，以待情会，因时顺机，动不失正”，是说善于写作的作者，能够掌握写作的规律性，有条有理，按部就班，等待着“情会”，亦即灵感的到来，顺应着有利的时机，遵循着正常的原则，进行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充分发挥出为文之术的技巧和作用，这显然与“率志委和”、“优柔适会”之意是息息相通的，可以互为补充的，至于“义味腾跃而生，辞气丛杂而至”等句，说的则是文思畅达，灵感迸发后的表现和结果，有力地补充、印证了“养气”能够导致灵感发挥作用的深刻内涵。

    第三，刘勰认为“养气”可以破除写作构思过程中的滞塞和阻隔。“思有利钝，时有通塞”，在写作中，碰到滞塞不通的情况怎么办？刘勰除了提出“吐纳文艺，务在节宣”的一般要求外，还具体地指出：“烦而即舍，勿使壅滞；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常弄闲于才锋，贾余于文勇。”主张在心境不好、情绪烦乱的时候，就不要勉强地再往下写，暂时放一放，勿使思路堵塞不通。有了兴致，得心应手了，那就展开胸怀，任意抒写；思理杂乱，难以为继，那就放下笔掩怀休息。在逍遥自在，怡然自得之中，消除疲劳和怠倦；在闲暇之余，培养为文的勇气，磨砺才思的锋芒。这样做，就会使文思“刃发如新，凑理无滞”，顺利进行下去。从写作实践来看，古往今来，均不乏其例，刘勰视之为“卫气之一方”，也是“盖有征矣”的。

    上述几点，均从写作主体方面着眼，阐述“养气”的方法和意义。如果联系当时文坛的实际，那刘勰“养气”说的旨归和价值，就更为重大而深远。从根本上说，它是为矫正“去圣久远”、“离本弥甚”的诡滥文风而发的。

    　　　　三

    多年来，在龙学研究中，刘勰的“养气”说，似乎是一个被冷落、被忽视的课题。据专家统计，从1907年至1985年的70余年间，公开发表的研究“养气”篇的专题论文只有三篇；对《神思》篇的专题研究虽然相当多，在此期间公开发表了70余篇论文，但大都着重于创作构思中的联想和想象，而较少专论对文思开塞起着关键作用的“志气”。这或许正为后人的探求，留下了一份珍贵待采的宝藏。

    追溯一下刘勰“养气”说的历史发展过程，以致于现代科学研究的状况，它是上有本依，下有影响的。在浩瀚的典籍和丰富多采的实践中，都可以为刘勰的“养气”说找到笃实的根据，印证他的观点、主张，绝非面壁“虚造”。

    先于刘勰的许多哲人、贤士，儒、道、佛诸家都曾论及“气”的内涵、作用和养气的方法。《礼记·大学》中说：“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庄子·刻意篇》中说：“平易恬淡，则忧患不能入，邪气不能袭，故其德全而形不亏”；成书于战国时期的《素问·上古·天真论》中则说：“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这样一些论断，以及本文前面提及的孟子、王充、曹丕等人的有关说法，虽与刘勰的“养气”说具有不同的对象范围和具体内涵，但它们之间又是相互关联、相互沟通的。至若佛家的禅定之法，对于在广有影响的定林寺修经十余年的刘勰来说，则必然有着更为直接的影响，这就在实际上使刘勰的“养气”说，有了深厚的哲学基础。而从为文之主体方面讲，刘勰的“养气”说，则是他在兼融儒、道、佛各家观念之后，所形成的“自然之道”，亦即他的任自然观，在论及文思开塞时的反映和表现，范文澜先生谓：“彦和论文以循自然为原则”，这是深得刘勰本意的。

    刘勰之后，“养气”说有了长足的发展，在文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历代文家渐次把“养气”的内容与写作实践更为密切地联系起来，成为我国传统写作理论中品位很高的一项研究内容，并在写作实践中发挥着导引作用。一方面，唐朝韩愈、宋朝苏辙、清朝刘大櫆等人，上承孟子养气之说，发展而为文章之中所表现出来的气势，即所谓“文气”，此说与文思开塞关系不密，因置勿论；另一方面，更多的文家则直接继承刘勰的养气说，对影响着文思开塞的“气”，做了具体阐发。如唐朝到中国来留学的日本僧人遍照金刚在其名著《文镜秘府论·论体》中曾说：

    　　“心或蔽通，思时钝利，来不可遏，去不可留。若又情性烦劳，

    事由寂寞，强自催逼，徒成辛苦。不若韬翰屏笔，以须后图，待心

    虑更澄，方事连缉。非止作文之至术，抑亦养生之大方耳。”在《论文意》中，他又说：“意欲作文，乘兴便作，若似烦即止，无令心倦。常如此运之，即兴无休歇，神终不疲。”〔9 〕把上引两段话与刘勰在《养气》篇中所论，对照起来，我们只能说是异曲同工，何其相似乃尔了。

    到了宋朝，苏轼以诗言虚静、养气对创作构思的意义：“欲令诗语妙，无厌空且静。静故了群动，空故纳万境。”〔10〕他把“虚静”视为作者感物、通物、获得佳作的前提，这与刘勰之“养气”说，也是神理契合的。此后，清代著名戏剧作家和理论家李渔，亦与刘勰同调，他在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和切身感受写成的《闲情偶记·词曲部》中说：“开手笔机飞舞，墨势淋漓，有自由自得之妙，则把握在手，破竹之势已成，不忧此后不成完璧。”这说的是文思通畅顺利的时候；而如果思路不畅，“文情艰涩，勉强支吾”，他也主张“不如不作之为愈”。他说：“如入手艰涩，姑置勿填，以避劳苦之势，自寻乐境，养动生机，俟襟怀略展之后，仍复拈毫，有兴即填，否则又置。如是者四，未有不忽撞天机者。”显然，这与刘勰所谓的“意得则舒怀以命笔，理伏则投笔以卷怀”，“逍遥以针劳，谈笑以药倦”，是一脉相承的。近代学者吴曾祺也反对那种“神气沮丧，情绪不属”、“搔头抓耳，尘垢满爪”、“姑以成篇为事”的苦思冥想，主张作文要“适机”。他指出：“行文有机。机之来如木之生春，水之赴壑，皆有自然而然之妙。固有一题到手，经营累日，而不得一字者，机未至也。此时，且不必遽著思想，姑取平日所喜文字，读之数十遍，胸中便有勃然不可遏抑之候”；“然又必方寸之间，空灵四照，故能机来而与之应，此则刘彦和所谓‘陶钧文思，贵在虚静’。盖不虚不静，则如一物横亘于中，而理之在外者，无自而入，意之在内者，无自而出。关键不通，皆足为机之害。”〔11〕在这里，吴曾祺所谓的“适机”之“机”，与李渔所谓的“养动生机”、“忽撞天机”之“机”，事实上，都已涉及到了构思过程中的灵感、兴会现象，它虽并不是文思通畅顺利的全部内容，却是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种表现。他们共同认为，灵感、兴会之来，与在“虚静”状态下的“养气”，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而，他们都主张在“机”之未至之时，“姑置勿填”，“不必遽著思想”，而要“自寻乐境”，以“俟襟怀略展”，产生“勃然不可遏抑之候”，否则，即将“关键不通”，而“为机之害”。应当说，这与刘勰所论，是如影之随形，实为一体的。

    及至现代，“养气”说的研究，似乎进入了一个“低谷”，但仍有一些学者、作家从自己的治学和创作实践中，总结出了十分可贵的经验，为传统的“养气”说，补充了新的内容。如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论及自己的写作体验时，曾非常生动地说：“思路有畅通时，也有蔽塞时，大约要思路畅通，须是精力弥满，脑筋清醒，再加上风日清和，窗明几净，临时没有外扰败兴，杂念萦怀。这时候静坐凝思，新意自会象泉水涌现，一新意酿成另一新意；如是辗转生发，写作便成为人生一件最大的乐事。一般‘兴会淋漓’的文章大半都是如此做成。”〔12〕著名作家王蒙也曾说：“写的时候不妨尽量放松一点，放松了，思维和内心的活动才能充分活跃、不受阻碍地进行……放松了，就不会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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