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作文,从孔子开始,就非常注重用字,孔子“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 ①。《论语·宪问》载郑国的外交辞令要有四位富有才能的大夫草创润色:“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②道出了郑国的诸侯之事鲜有败事,与对语言文字的推敲的密切关系。中国的古典诗文,更是常常有“一字功夫,足见学力”之说。所以,何九盈先生说“古典诗文,与其说是语言艺术,不如说是文字艺术。那些炉火纯青的古典诗文,至今还脍炙人口有无穷的魅力……”③正是从这个角度谈的。
的确,中国古代诗文尤其是诗歌语言极其精练,古代诗文注重炼字和诗歌创作一样久远,往往在关键处用一个最传神的字,可使全句如游龙飞动,境界全出。齐梁诗人谢脁的诗歌语言清新流畅,擅作警遒秀句,往往有达意传神之字。《之宣城出新林浦向板桥》中“天际识归舟,云中辨江树”, 通过“识”、“辨”二字,烘托出诗人极目回眺金陵的专注神情。被誉为诗圣的唐代诗人杜甫,历来被视为锤字炼句的能手,其诗《奉酬李都督表丈早春作》“红入桃花嫩,青归柳叶新。望乡应未已,四海尚风尘”,方回《瀛奎律髓》评为:“‘桃花’对‘柳叶’,人人能之,惟‘红’字着一‘入’字,‘青’字下着一‘归’字,乃是两句字眼是也。”④表现出诗人杜甫对语言文字高度的驾驭能力。
汉字是记录汉语的书写符号,是构成文章的基础。如何选择适当的字,是文学创作的一个重要问题。在一篇优秀的文章里,字字都有分量,可谓是百炼成字,千炼成句。刘勰的《练字》对于汉字在文章书写和表情达意中的举足轻重的地位予以全面的论述。

一、刘勰对 “练字”重要性的诠释

“练字”,是据本篇“是以缀字属篇,必须练择”而来 。“练择”为同义连用,“练”即选择之意,“练字”就是选择适当的字。枚乘《七发》:“练色娱目”,《文选》李善注引《埤苍》,“练,择也。”范文澜先生《文心雕龙注》:“练训简,训选,训择,用字而出于简择精切,则句自清英矣。”⑤可谓是较为准确的解释。
刘勰在《文心雕龙·练字》篇所论,是以诗赋的用字艺术技巧为主,诗赋以一字见工拙,古人“吟安一个字,捻断数茎须”(卢延让《苦吟》),道尽文学创作时选择至当至隽之字的艰辛。刘勰对“练字”的必要性和“练字”之不易多次论及。《文心雕龙·风骨》篇有“锤字坚而难移”,《文心雕龙·熔裁》亦云:“善删者字去而意留,善敷者辞殊而意显”,十分重视文字的洗炼作用;但为文练字,谈何容易,刘勰《练字》篇指出:“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文心雕龙·附会》:“易字艰于代句”,均指出“练字”之不易。
刘勰《练字》开篇即言文字的重要性,语言、文章皆寄托于文字:“夫文象列而结绳移,鸟迹明而书契作,斯乃言语之体貌,而文章之宅宇也。” 语言、文章均由文字组成,文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以,《文心雕龙·章句》篇云:“积字而成句”,“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强调句子写得清新秀美,由于每个字都不乱用。黄侃先生在《文心雕龙·练字》篇的札记中深谙刘勰之用心,“文者集字而成,求文之工,必先求字之不妄”⑥,强调选择适当的字对于一篇文章的重要作用。刘师培对文字的重要性进行了全面的阐释:“夫作文之法,因字成句,积句成章,欲侈工文,必先解字。然字各有义,事以验明,用字偶乖,即背正名之旨。观古代鸿儒,铨绎字义,界说谨严,不容稍紊。”⑦对于我们理解刘勰的“练字”论极有启发。
刘勰在《练字》篇中,说明古人对文字的高度重视。《练字》:“《周礼》保氏,掌教六书。秦灭旧章,以吏为师。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刘勰通过追溯汉字的源流和演变,说明尽管随着时代的发展,历代文字也在变化,但重视文字的风气,却始终如一。
刘勰举例说明汉代重视文字的风气,《练字》篇:“汉初草律,明著厥法。太史学童,教试六体。又吏民上书,字谬辄劾。是以马字缺画,而石建惧死,虽云性慎,亦时重文也。”《汉书·艺文志》对汉代重视文字运用有详细的记载:“汉兴,萧何草(创)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所以,刘勰此处所引“石建惧死”之例,是据《汉书·石奋传》记载,石建为郎中令时,写马字时少了一笔时,竟然惧怕得要死,足见当时重视文字的风气。
汉字是表意文字,早期的汉字是因义而构形的,每一个汉字都是由字形、字义、字音三部分组成,《文心雕龙·声律》注重字音或者说语音形式对表情达意的重要作用,《练字》篇着重论述字形与字义的择连对文章的重要作用。刘勰在《练字》篇的“赞”中对“练字”的归纳也是从形、义两方面来谈的。《文心雕龙》的“赞”是对全篇文章的论述作的一个总结,《文心雕龙·颂赞》云:“赞者,明也,助也。”黄侃先生对赞这种体例有很明确的解释:“至班孟坚《汉书赞》,亦由纪传意有未明,作此以彰显之,善恶并施。故赞非赞美之意。”⑧也就是说,从班固《汉书赞》开始,“赞”这种体例是对全文的总结说明,因而对理解文章主旨与作者为文的目的是至关重要的。《练字》:“赞曰:篆隶相熔,苍雅品训”,显然是从字形、字义两个方面谈练字的,而全篇的论述也是围绕这两方面加以展开的,毕竟刘勰所处的时代是对文章的艺术之美进行探索时期,是对汉字、汉语的特点逐步认识时期。现代学者大多着重探讨《练字》篇的字形修辞,对刘勰的重视字义进而主张以义弃奇的见解涉猎甚少。黄侃先生作为《文心雕龙》研究的泰斗和国学大师,其《练字》篇的《札记》从字义的角度,阐释“练字”之术,启发我们现代研究者对《文心雕龙·练字》篇重新加以审视。

二、《文心雕龙·练字》篇的主要观点

基于对刘勰《练字》篇的研究和认识,拟从字义、字形两个角度探讨刘勰《练字》篇的主要观点。“贯练《雅》《颉》,总阅音义,时并易习,以义弃奇”是他“练字”最主要的观点,本文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归纳总结:
(一)明训诂,求准确
诗赋是语言的艺术,其语言的精炼含蓄优美需要运用准确贴切的字词来表现,一字千改始心安是众多诗人所追求的。刘勰在《练字》篇中虽然对从字义角度择练文字没有系统的论述,但全篇贯穿着的一个思想就是为文用字,如求画龙点睛之笔,需要“贯练《雅》《颉》,总阅音义”,即明文字训诂,才能用字不妄。黄侃对此的解释是:“舍人言练字者,谓委悉精熟于众字之义,而能简择之也。其篇之乱曰:依义弃奇。此又著文之家所宜奉以周旋者也。”⑨的确,若不精熟于众字之义,焉能谈择练之功力。黄侃先生还在《文心雕龙札记》中又指出若要精于练字的方法,必须明训诂、懂文字,强调了荀子《正名》中有关思想以及小学专书《说文解字》《尔雅》的重要性:“然自小学衰微,则文章痟削,今欲明于练字之术,以驭文质诸体,上之宜明正名之学,下亦宜略知《说文》《尔雅》之书,然后从古从今,略无蔽固,依人自撰,皆有权衡,厘正文体,不致陷入卤莽,传译外籍,不致失其本来,由此可知练字之功,在文家为首要,非若锻句练字之徒,苟以矜奇炫博为能。”⑩明晰地阐明了刘勰的正文字之义。
刘勰强调明文字训诂,则用字不妄。文字虽然因时代发展而有所变化,但汉字在形音义方面是有渊源关系的。他指出:“至孝武之世,则相如撰篇。及宣平二帝,征集小学,张敞以正读传业,扬雄以奇字纂训,并贯练《雅》、《颉》,总阅音义。鸿笔之徒,莫不洞晓。”(《练字》)古代的那些大手笔,没有一个不精通小学,如西汉的文人学士司马相如、扬雄等创作鸿篇巨制的作家都能通晓文字,熟悉《尔雅》《仓颉》,能够“总阅音义”,即能够全面地考察文字的古音古义,而且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皆有小学专著,如扬雄有《训纂篇》等。因为精通文字训诂,所以选词遣字,不妄下一字。《练字》引曹植对扬雄、司马相如的评价云“故陈思称:‘扬马之作,趣幽旨深,读者非师传不能析其辞,非博学不能综其理’”。刘勰又从阅读的角度强调懂得文字训诂,才能弄清每个字的确切意义。
刘师培认为古代的文章家都是通晓文字学的,他对“小学”重要性的认识可作为对刘勰上述言论的最好注释:“观相如作《凡将篇》,子云作《训纂篇》,皆《史篇》之体,小学精梁也。足证古代文章家皆明字学。”[11]“西汉文人,若扬、马之流,咸能洞明字学,(故相如作《凡将篇》,而子云亦作《方言》。故选词遣字,亦能通其词也。)非浅学所能窥。(故必待后儒之训释也。)”[12]
用字宜明训诂,宜须精通文字训诂之专书。刘勰高度评价了《尔雅》《仓颉》在学习文字训诂时的作用。《练字》:“夫《尔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诗》、《书》之襟带也;《仓颉》者,李斯之所辑,而史籀之遗体也。《雅》以渊源诂训,《颉》以苑囿奇文,异体相资,如左右肩股,该旧而知新,亦可以属文。”提出借助《尔雅》研究字义,与汇总字形的《仓颉篇》相互为用,如左右肩股相辅相成,互相配合,了解文字发展的新趋势,因为字义的解释古今有所不同,字义的取舍也随着时代的不同而不同,正如《练字》云:“若夫义训古今,兴废殊用。”
(二)避奇难,求畅达
西汉文人的辞赋,多铺叙宫台楼阁、山川苑囿,喜用奇难僻字,刘勰《练字》篇列举从汉到晋对文字的使用情况说明用字应该明晓字体古今兴废之变,使语言表达更明晰畅达。“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乃共晓难也”(《练字》),刘勰指出汉代司马相如、扬雄等作家的作品里往往有许多奇异的字并非为了标新立异,是因为当时的作家都通晓难字;魏代作文,情况发生了变化,用字有了一定的规范,“及魏代缀藻,则字有常检”(《练字》);到晋代用字,大都用简易的字,“自晋来用字,率从简易”(《练字》);其原因很简单,即“时并习易,人谁取难”(《练字》)。刘勰指出此期用字时在字形、字义两个方面尽量选取今义今音而避免古义古音、生字僻字难字,否则三个人不识的字,就要被称为“字妖”了 。
从事文学创作时有意用奇僻之字,并非真懂得用字之道,也非深谙为文之道。刘勰主张用字应该注意大多数读者的接受水平,《练字》篇强调用字难易取舍的标准是“时并易习”,用“世所通晓”之字,废“时所共废”的字,在《练字》的“赞”中,刘勰重申“字靡易流,文阻难运”的观点,即用字平易则文章易于流传,用字艰深则文章艰涩不流畅。文章的语言之美和作者学识的渊博不在用乖僻之字,遣词用字,以自然瑰丽为佳,被淘汰的字,最好忌用。刘勰的这个观点与沈约的“三易说”接近。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文章篇》引:“沈隐侯曰:文章当从三易:易见事一也,易识字事二也,易读事三也。”从颜之推引沈约文可知,其“易识字”应该指的是在字形上、字义上容易的字,即通用的字,这在文字的运用上是较为进步的观点,也是精熟文理、洞明世情之见解。司马迁《史记》的语言平易简洁而富有艺术表现力,把经籍中佶屈聱牙之文字用汉代书面语所替代,堪称后世文章之楷模,正如范文澜先生高度赞赏的:“太史公撰史,凡用《尚书》之文,必以训诂字代之,诚千古文章之准绳矣。”[13]
刘勰在《练字》篇中又从汉字尤其是从秦篆到汉隶在发展中,笔画的不断省减是为了易写、易识说明作文用奇难之字是不可取的。《练字》篇的“赞”曰:“篆隶相熔”,是说汉字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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