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仓颉初造,至史籀之大篆,秦汉李斯书同文的小篆,直到汉以后的今文字隶书,都是彼此相因而又不断演变的结果。所以,刘勰称:“及李斯删籀而秦篆兴,程邈造隶而古文废。” 汉字是“或颇省改……以趣约易”(许慎《说文叙》),逐渐完善简化自己的构形体系。
另外,刘勰从汉字特殊性造成经典在传写过程中的种种错误,批评了文士用字盲目爱奇的弊病。在各个历史阶段的汉字,其数量、形体、字体、读音都在不断地发生变化,《练字》赞称其为:“古今殊迹,妍媸异分。”《练字》云“经典隐暧,方册纷纶;简蠹帛裂,三写易字,或以音讹,或以文变”。由于经典著作深奥难懂,简册文字纷乱,再加上年代久远,文字往往由于音近和形近而发生错误。葛洪《抱朴子·遐览》曾举例曰“故谚曰:书三写,‘鱼’成‘鲁’,‘虚’成‘虎’”,指出文献经多次传抄极易导致讹错。刘勰《练字》篇特举“于穆不似”“三豕渡河”“别风淮雨”“列风淫雨”为例,列举因为音近和形近的错误导致文士沿讹习奇之弊如下:
音近:《练字》:“子思弟子,‘于穆不似’,音讹之异也 。”子思的弟子将“于穆不巳”说成“于穆不似”,是“巳”与“似”古音相近而误。《诗经·周颂·维天之命》有“于穆不巳”。孔颖达《毛诗正义》引郑谱解释子思的弟子出错的缘由:“孟仲子者,子思弟子。”《毛诗正义》:“《谱》云‘子思论诗:“于穆不巳。”仲子曰:“于穆不似。” ’此传虽引仲子之言,而文无不似之义,盖取其说而不从其读。”
形近之一:《练字》云:“晋之史记,‘三豕渡河’,文变之谬也。”刘勰指出把“己亥渡河”写成“三豕渡河”是由于形近产生的谬误。此例《吕氏春秋·察传》有较详细地记载:“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豕与亥相似。”
形近之二:《练字》:“《尚书大传》有‘别风淮雨’,《帝王世纪》云‘列风淫雨’。‘别’‘列’‘淮’‘淫’,字似潜移。‘淫’‘列’义当而不奇,‘淮’‘别’理乖而新异 。”《帝王世纪》有“列风淫雨”一词,《尚书大传·周书》:“越裳以三象重九译而献白雉,……其使请曰:‘吾受命吾国之黄皁曰:久矣,天之无别风淮雨,意者中国有圣人乎?’”《尚书大传》讹作“别风淮雨”,“别”和“列”,“淮”河“淫”,因字形相象而导致抄错,应为“列风淫雨”,“别风淮雨”是传抄错误;《练字》云“傅毅制诔,已用‘淮雨’,元长作序,亦用‘别风’”,刘勰在《练字》中举傅毅和王融为例,说明尽管是音近、形近之误,但文人出于“讹新”“诡巧”的心理,往往以讹传讹。《古文苑》载傅毅《靖王兴诔》“白日幽光,淮雨杳冥”。傅毅把“淫雨”写为“淮雨”;南朝齐王融,字元长,作《曲水诗序》把“列风”用作“别风”(但刘勰举此例已无从查考)。
所以,刘勰指出文士应当避免爱奇之心,“练字”必先正文字,使文章力避晦涩,而又能锤字精炼。《练字》篇主张“若依义弃奇,则可与正文字矣”,这样文章才能有“声画昭精,墨采腾奋”的效果。
(三)重形体,求和谐
《练字》篇也探讨了文字形体在文章中的美学标准。因为汉字作为表意文字,其形体本身可产生视觉美,修辞学因此视为汉字的字形修辞的依据,这也是汉语修辞民族性的一大特点。后代学者对刘勰《练字》篇关于字形的择练问题有不同的诠解,陈望道《修辞学发凡》把“字形修辞”称为“辞的形貌”,就是以《文心雕龙·练字》相关内容为依据加以说明,从而给汉字字形修辞以一席之地。郑子瑜《中国修辞学史稿》将《练字》篇字形修辞四忌诠释为“这是刘勰论消极修辞应注意的四条要件”[15]。日本学者户田浩晓注意到字形修辞是具有鲜明的中国民族特色的修辞方式之一,并对于《文心雕龙·练字》篇关注字形修辞给予高度的评价,“在中国的修辞学中,字形的美的效果对文章来说,从面上成了语(文字)配列的巧拙问题。作为《文心雕龙·练字篇》中心的,实际上就是在这一意义上的字形论,而且,只有这一字形论在文学形式上关系到批评尺度的时候,中国一种独特的客观的批评尺度才有可能建立,《练字》篇就是这种文学批评的尝试。”[16]
刘勰在此提出了汉字字形的美学标准,即形体的和谐与匀称。字形构造有简单的和复杂的,所以字形排列起来有美丑之别(“字形单复,妍媸异体”《练字》),“心既托声于言,言亦寄形于字,讽诵则绩在宫商,临文则能归字形矣”(《练字》),作者内心的声音以语言表达,而语言又寄托其形体于字,讽诵之功绩在于文章声韵的平仄清浊,而临文的美观与否在于字形的匀称、和谐。
汉字的形状变化,复杂多样。汉字是汉语的书面载体,汉字的三要素是形、音、义,“在汉字三要素中,有两个要素实际上是属于汉语的,唯有形,才属于汉字本体”[17]。刘勰在《练字》篇中对汉字的字形与行文美观表现出了高度的关注,并主要从字形的角度提出了在使用汉字时“练择”的要求,如《练字》所云:“是以缀字属篇,必须拣择:一避诡异,二省联边,三权重出,四调单复。”
一避诡异:《练字》“一避诡异,字体瑰怪者也。曹摅诗称:‘岂不愿斯游,褊心恶皃呶。’两字诡异,大疵美篇。”
“诡异”的涵义:《玉篇·言部》:“诡,怪也。”《文选·张衡〈东京赋〉》:“瑰异谲诡”,张铣注:“瑰、异、谲、诡,并奇也。”“诡”为怪异之义。《宗经》篇“情深而不诡”,《声律》篇有“吃文为患,生于好诡。”其中的“诡”也是怪异之义。由此可知,《练字》篇的“诡异”即指稀奇古怪的字。
曹摅,西晋诗人。钟嵘《诗品》列其诗为中品,并称他“有英篇”。《文心雕龙·才略》:“曹摅清靡于长篇”,亦对曹摅的文章给予肯定,《练字》引曹摅诗中的“皃呶”二字,意为喧哗声,但曹摅用此形状怪异二字,将大大有损行文美观,如果此类怪异之字更多,文章将难以卒读,刘勰称为用字一大忌。
求怪异的文士,古今皆有,晋代郭璞《江赋》、南齐张融《海赋》有意使用古僻字,可见,刘勰的批评是针对当时文坛的普遍现象而言的,因此对后世文坛亦有警示作用。
二省联边:《练字》:“联边者,半字同文者也。状貌山川,古今咸用,施于常文,则龃龉为瑕,如不获免,可至三接,三接之外,其字林乎!”
“联边”即同偏旁的字,“半字同文者”指偏旁从山从水之类,由于汉字的特点影响到同句之中每字的部首的使用问题。辞赋作者在描绘自然景色时,往往把若干由水作为偏旁的字和若干由山作为偏旁的字连用,汉魏六朝文士,尤喜用联边,以便用字形之重叠炫耀。如司马相如的《上林赋》,拟鸟任风波自纵漂流之状,则曰:“泛淫泛滥”。有的辞赋作家,甚至在一句之中,字字同形联边,如张衡《西京赋》连用八个偏旁从鱼的字。这种同形联边的用法,于义并无所取,刘勰提出避免联边,是针对文人创作的这种文风有感而发,刘勰认为,如果描写山川景色,古今都如此,尚可原谅;如果用在普通的诗文里,实乃“龃龉为瑕”,是极不协调的;倘若实在难以避免,最多用三个同旁字可止;我们可在古代作品中找到这样的例子,《诗经·大雅·四牡》“载骤骎骎”,马旁之字三字相接,沈约的《和谢宣城》:“别羽泛清源”,张景阳的《杂诗》:“洪潦浩方割”,均水旁之字三字相接;刘勰指出若用三个以上的同偏旁字,便为称为“字林”。如曹植《杂诗》:“绮缟何缤纷”,陆机的《日出东南行》:“璚珮结瑶璠”,真可谓有“字林”之嫌。刘勰对这种任意堆砌半字同文者以炫耀学问的文章提出了批评。
黄民裕《辞格汇编》把“联边”作为一种辞格收录,认为“运用联边修辞手法,通过形旁表义,往往具有一定的形象性”[18]。可谓是对刘勰汉字偏旁修辞作用的进一步利用和总结。
三权重出:《练字》:“重出者,同字相犯者也。《诗》《骚》适会,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故善为文者,富于万篇,贫于一字,一字非少,相避为难也。”
重出,指同一个字在句中重复使用。用字重复,往往单薄寡味,古人多所避忌。杨树达先生提出为避免重复,一定要变文:“古人缀文,最忌复沓。刘勰之论练字也,戒同字相犯,是其事也。欲逃斯病,恒务变文。左氏传于同一篇中称举同一人者,名字号谥,错杂不恒,几于令人迷惑,斯为极变化之能事者矣。”[19]杨树达先生又举《史通》避重例:“刘知几《史通》卷六‘叙事篇’云:魏收代史,吴均齐钅录,或牢笼一世,或苞举一家。”“树达按:魏收著魏书,而称代史者,避魏字之复也。”[20]杨树达先生的解释是对刘勰“避重”极好的说明。
《文心雕龙·裁》:“同辞重句,文之疣赘也”,反对字词重复使用。但刘勰《练字》篇同时又指出,常常根据文章的需要可适当运用重复的字,所以,在《诗经》《楚辞》中的“重出”,乃修辞技巧之一。
刘勰在《物色》篇中谈到《诗经》《楚辞》用字之重复的原因。《物色》:“是以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貌,‘杲杲’为出日之容,‘皗皗’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 。”《诗经》的作者,欣赏着变化多姿的景物,醉吟于耳闻目见之声色, 并且随着景物的变化宛转地描绘自然的风貌,运用辞藻和摹状万物之声响,也是和他的心情动荡相吻合的。所以,用“灼灼”“依依”“杲杲”“皗皗”重叠词来状物;用“喈喈”“喓喓”来摹声。《诗经》用字重复之缘由,出于修辞的需要,为增强作品艺术感染力,显示其丰富的内容而必要的重复。
刘勰提出避免“重出”,对文学创作中的“富于万篇,贫于一字”有深刻地认识,但并非纯粹教条地反对重出,认为同时代的作者,过于讲求文句的声律、对偶,力忌字的相同,未免偏颇。所以,他提出:“而近世忌同,若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练字》)纪昀对此观点表示首肯:“复字病小,累句病大,故宁相犯。”[21]
古代的一些优秀的作品,不乏“宁在相犯”之例。如《诗经·邶风·静女》:“自牧归荑,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贻。”连用了三个“美”字,是根据行文之需要,不用刻意“避重”之例。《楚辞·九章·惜诵》:“莫之白”“莫察……无路”“莫吾闻”,用字重复,但表现作者悲愤难抑之状,惟此重沓,愈能表现作者之真情,此为内容上确实需要重复之故。潘岳《秋兴赋》:“悟时岁之遒尽兮,慨俯首而自省。宵耿介而不寐兮,独展转於华省。”用了两次“省”字。汉乐府《孤儿行》:“命独当苦”“不敢自言苦”两个“苦”字相犯,但此两例行文出于表达感情之需要,故属“两字俱要,则宁在相犯”之列。
四调单复:《练字》“单复者,字形肥瘠者也。”单复是指字形的简单和复杂。“避单复”即调剂“字形肥瘠”,刘勰在此是从视觉美的角度谈临文用字的选择,或者说是从写作的角度谈“练字”。他认为:“瘠字累句,则纤疏而行劣;肥字积文,则黯黕而篇暗。善酌字者,参伍单复,磊落如珠矣。”(《练字》)即写作时瘠字与肥字错杂组句,则如珠子美丽有致也。
《练字》篇所列以上四条强调用字时要注意字形的整齐均衡和谐且富有变化,组织文字,写成文章,一定要在文字方面有所选择。“若值而莫悟,则非精解”(《练字》),如属文遇到类似的情况不悟改正,那就不是真正懂得练字之道的。
刘勰在《练字》篇提出的“避诡异”、“省联边”、“调单复”,与后代诗话、词话中的炼字不尽相同,刘勰《练字》中的观点是针对当时他所处的时代创作特点而言的,西汉以来,辞赋兴盛,辞赋家往往靠极丽靡之辞,罗列珍奇,堆砌辞藻,藉以炫耀自己的文采;他们精通小学,且他们的辞赋名状之辞犹多,大多描写崇楼峻宇、池苑亭台,时常用怪异之字,刘勰为此提出了用字之忌。其中的“权重出”与诗话中的炼字有关(诗话中的炼字,一般写作“炼字”),后世诗话的炼字,是从字义上着眼,是指要选择锤炼出最能够充分表达作品内容的字来,来提高语言的表达效果。后世的字眼、诗眼的锻炼是刘勰所讲从意义的角度练字后的一种必然发展和结果。
参考文献：
① 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M]. 北京: 中华书局 , 1982年版. 第1944页.
② 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 上一页 [1] [2] [3] 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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