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着先锋主义的退潮，后现代主义向我们匆匆走来，文学在网络的时代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文学研究迈开了新的步伐，在重拍《西游记》的热潮下，中国《西游记》研究者们开始了又一轮新的跋涉。

本年度召开了三届全国性《西游记》研讨会，6月3日在江苏省盱眙县围绕《西游记》与盱眙、古泗州的关联开展了富有先导性、开拓性研究；（1）8月22日在安徽省黄山市围绕《西游记》与中华文化进行了富有创新性的研讨；（2）12月15日在河北石家庄市围绕《西游记》与中国文化展开了积极地研究（3）。这是20多年来所出现的奇观，一年之内数百人针对《西游记》展开研究、探讨、争鸣，创造了建国以来的《西游记》学术研究的新高潮。

年初，陕西学者胡义成研究员向百回本《西游记》作者提出又一轮挑战，指出从元代全真教诗词选《鹤鸣余音》被《西游记》不止一次选录，探讨其对《西游记》创作史的影响；认为应特别注意《鹤鸣余音》所展示的宗教文学特质：1，倾力宣传全真教教义教史；2，传播先“性”后“命”及“性命双修”的“金丹大道”；3，贬斥佛门；4，编辑主事者可能是全真教宋披云一系的弟子；5，许多作品表现出较高的艺术品味；《鹤鸣余音》是《西游记》创作的宗教诗词参考书。又以再解元代文学家虞集《西游记序言》之谜，从而逐步梳理出全真教小说《西游记》初稿至明代百回本《西游记》演进在元代的几个关键事件，认定虞集撰《西游记序》对全真教《西游记》书稿创作主旨的揭示应当可信。（4）安徽学者杨俊教授针对以上论述提出反驳，认为其立论的错误在于选择材料的草率，研究视野的狭窄，逻辑推理的失当，学理和古文知识的不够扎实，缺乏应有学科所必备的真实性、客观性，因而也就缺乏实事求是的科学性。在没有确凿的证据之前，吴承恩作为《西游记》作者尚不可否定。（5）杨俊还针对否定吴承恩论者，开展了实地考察，围绕百回本《西游记》最早的序言所提到的“金陵世德堂”“华阳洞天”“秣陵陈元之”展开了广泛调查，比照吴承恩生平经历及诗文集《射阳先生存稿》，重新认定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就是在两地生活过的吴承恩，从新的角度破解了这一困惑学术界多年的难题。（6）江苏学者常任之从地质及地理学角度研究和分析了《西游记》中用诗歌描述的30多座山的特征，从中得出该书作者的生活足迹，这就从另一新的角度证明并支持了“吴著”说。（7）江苏学者蔡铁鹰教授从吴承恩的家世背景与其生卒年考订、无可救药的博杂与仕途坎坷之间、“悲飞不免鸦嘲凤”叹出的天生傲骨和《西游记》儒学本源与现实精神解读等方面对吴承恩的综合素质进行了考评，认定吴承恩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完成者。（8）这些就是新时期以来对于《西游记》作者研究的理性、严谨的探索与可喜进展。

关于《西游记》版本研究，本年度取得较大进展，主要得力于各位专家认真求索、严谨求实的质朴学风。江苏社科院吴圣昔对清代陈士斌《西游真诠》进行了细致考据，认定真诠本《西游记》底本有二：一是证道本，一是李评本，均是值得推崇的《西游记》明清版本，在《西游记》版坛自有它们的重要地位，处处闪耀着社会批评和艺术批评的光辉；陈士斌力图超越前人的已有成果，追求自己的独创性特点，从而批评了学人对真诠本“在《西游记》的演化史上已无足轻重”之类毫无根据的说法。这是近年来少见的关于《西游记》版本研究的力作，通过事实证据纠正了陕西学者黄永年及已故著名学者郑振铎等先生对真诠本的偏颇，体现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探索精神，为《西游记》版本研究树立了典范。（9）辽宁学者胡胜对闽斋堂刊《新刻增补批评全像西游记》作了深入细致探讨，因2006年日本学者矶部彰先生影印此书（该书久藏日本），国内学人罕见之，这一解读便有填补空白之价值。书第八卷卷末有牌记云“崇祯辛未岁闽斋堂杨居谦校梓”，可知该书实系崇祯四年，福建清白堂杨元春之子杨居谦（字懋卿）所作点评。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其取图像，不论形式、内容，都照搬清白堂本。其“窽言”很耐人寻味，把李评本的某些观点进一步通俗化了。从“李评本”到《西游证道书》，这两者仅从批点角度而言，闽斋堂本应该是个过渡，这就是其重要价值所在。作为明刊百回本《西游记》之一种，一方面加图、加批（冒仿名人），一方面又对正文进行删改，目的明确——牟利。其炮制、出笼，作为个案为商业化介入通俗小说的创作、流通提供了佐证。（10）宁稼雨就其私人线装书中的《西游原旨》、《西游真诠》和《绣像西游真诠》三种《西游记》版本特征与其他版本的对比作出简单梳理和分析。从对刘一明《西游原旨》中“重刊《西游原旨》序”“跋”的考据分析，认为“序文”除了介绍重刻本书的原委外，还强调了刘一明此书三教同源的评点理念。“跋”语一方面提供了再版重刊的背景资料信息，实为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其对于后人关于《西游记》一书各种解释的概括和总结，对于相关研究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惟将《西游记》小说与长春真人邱处机的《西游记》视为一书，乃《西游记》成书以来捕风捉影之谈。对于《西游真诠》，列出已知18种版本，比较其所藏版本实在18种之外。又对所藏《绣像西游真诠》进行仔细考察，诸如卷数、回数、行款和书前序文等，指出该序文未见未见于后来版本之事实，为《西游记》版本研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新信息。（11）河南学者曹炳建披露了九条新发现的有关《西游记》研究资料，尤其是孙续《无用闲谈》卷五的材料，据其考证是现存关于《西游记》的第一篇评论文字，对于研究《西游记》版本具有十分重要的价值语意义。（12）

关于成书研究，也取得不菲进展。吉林学者苏铁戈由明沈德符所述《昙花记》中所载之事，推断百回本《西游记》之前，可能还有一部长篇《西游记》在明万历十三年前流传。由《昙花记》剧涉及的《西游记》情景，第三十六出“众生业报”说，祝钦明扮虼蚤上，自夸“虱行十步，不如我一跳。”祝云：“你不晓得，那孙行者神通，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也终日不出观音手掌中。”这显然不会是百回本《西游记》的孙行者的情景。屠隆绝不会误把百回本《西游记》的孙悟空一个筋头十万八千里说成八万四千里，把孙悟空在如来佛手掌上翻筋斗误作在观世音菩萨手掌上翻筋斗，必定另有《西游记》文本。（13）山西学者王增斌对宋金元时期产生的新道教特别是其中的全真教及小说《西游记》成书的关系作了多角度探讨，分析了现本《西游记》故事的流行时代地域及其思想意识形态的特点，探寻了现本《西游记》题旨与全真教教义的关系，认为两者存在许多共同之处，小说《西游记》形成过程的特殊性及所体现的核心思想与金元时期兴起的全真教有惊人的一致性；又对百回本《西游记》与吴承恩、丘处机的关系作了探寻，认为，即使吴承恩真与《西游记》有关，也只能算是该书的一个写定者，如同李渔之于《金瓶梅》，毛纶、毛宗岗之于《三国演义》。据目前的资料来看，吴承恩对《西游记》的独创性空间要远远小于罗贯中对《三国志通俗演义》的创作。（14）安徽学者石钟扬针对元代中叶虞集的《（西游记）序》作了新考证，认为上世纪八十年代学界对其真伪的争议，尤其是对台湾学者郑明琍举六条理由证明该序系清代汪象旭的伪造，不仅不能证明其伪造，而且无补于破除“丘作之说”。虞集所序者当为那深藏在历史帷幕中的《西游记》平话。《西游记》平话历来被学者视为元末明初之物，石钟扬则认为是宋末元初的作品。（15）日本大塚秀高则通过对《西游记》中被斩首的泾河龙王的转生问题与“十三部半巫书”、《郑三郎成佛传本》的关系考证，试图探寻“世德堂本（西游记）之前的原《西游记》，或是此原《西游记》之前的西游记故事”。（16）天津学者陈宏、冯大建认为，作者丘处机说的介入，一方面使得《西游记》进一步去文学化，归属于丹经道书的文类范围内，最终导致有清一代以道书解读《西游记》的奇怪现象；另一方面由于丘处机的道教思想家的身份与《西游记》幽默风趣的艺术风格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诠释者在具体的诠释活动中，不得不迁就“作者”的因素，而将小说文本中大量的文学化、趣味化描写，视作作者富于深意的严肃笔墨，探頥索引、深文周纳，从而造成“过度诠释”的弊病，这是整个清代解读《西游记》的共通的特征。（17）四川学者沈伯俊在《“世代积累型集体创作说”商兑》中对“世代积累型集体创作说”提出商榷，认为不能忽视小说写定者在作品定型中的决定性作用，“就题材来源而言，《三国》、《水浒》、《西游记》等早期长篇小说可以视为“世代积累型作品”，但就作品的最后成书，尤其是成为经典作品而言，却不能简单化地称之为“集体创作”（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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