尤尔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德国当代最著名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誉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领袖”、“德国思想威力最强大的哲学家”和“西方学界的领袖人物”。
　　1929年6月18日出生于杜塞尔多夫，50年代前期先后在哥廷根、苏黎世和波恩上大学，攻读哲学、史学、文学、心理学、经济学等，1954年获波恩大学哲学博士学位。50年代后期入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担任阿多诺的助手。60年代先后任海德堡大学哲学副教授和法兰克福大学哲学与社会学教授。1971—1980年，担任马克思?普朗克学会“科技时代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和马普学会慕尼黑心理学研究所客座研究员。1983—1994年，担任法兰克福大学哲学教授。1994年退休。

　　哈贝马斯知识渊博，学术兴趣广泛，有着强烈的现实关怀，其理论涵盖了哲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政治学、伦理学、法学、文学、语言学等多种学科，是一位综合型学者。其理论的核心可以说是，以西方马克思主义和后形而上学思想为指导，通过批判理论的“语言学转向”（即语用学），以交往行为理论和话语伦理学来捍卫启蒙的现代性立场。

　　哈贝马斯著述颇丰，公开发表论著46部以上，尤其是80年代以来，以平均每年一本书的速度跻身于当代西方最多产、最活跃、最有影响的理论家行列，被列为“当代欧美11位著名的社会思想家之一。”托马斯?麦卡锡认为：“几乎没有哪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的领域没有感受到哈贝马斯的影响，无论从广度还是从深度上说，他都是一位建树甚丰的大师。” 他的主要著作有：《公众舆论的结构变化》（1961），《理论与实践》（1963），《社会科学的逻辑》（1967），《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1968），《认识与兴趣》（1968），《哲学——政治剪影》（1971），《后期资本主义的合法性问题》（1973），《文化与批评》（1973），《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1976），《政治、文化、宗教》（1978），《政治短论集》（1981）论，《交往行为理论》（1981），《道德意识与交往行为》（1983），《交往行为理论的准备性研究及其补充》（1984），《现代性的哲学话语》（1985），《新的不透明性》（1985），《后形而上学思维》（1988），《迟到的革命》（1989），《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工程》（1990），《作为未来的过去》（1990），《文本与语境》（1991），《话语伦理学解释》（1991），《事实与有效性》（1992），《他者的引入》（1996），《从感性印象到象征表现》（1997）。1994年以来，哈贝马斯的主要著作相继被译成中文由重庆出版社，学林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译林出版社等先后出版。当然，由于哈贝马斯的论著诘屈聱牙，晦涩难懂，尤其是自创了许多极富思辨性的新术语，大大增加了翻译的难度，延缓了翻译的进度，至今国内已公开出版的哈贝马斯论著尚不足其1/4，而且译文的质量还有待于提高，这就增大了对哈贝马斯著作的理解难度。

　　一、现代性：一项“未竟的工程”

　　当后代主义者要求“全面告别现代性，宣称‘后现代’已经到来” ，“而且带着某种令人恐怖的心满意足的心情把它推向坟墓” 的时候，哈贝马斯却认为现代性“不仅尚未完成，而且有待继续” 。

　　在对“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进行深入研究之前，哈贝马斯认为，首先，我们必须对“现代性”这一令人难以理解的概念的真实含义予以界定划分。国际学界就这一概念的定义展开了长时间的讨论，迄今为止未能达成共识。哈贝马斯认为，在西方思想史上，第一位对“现代性”进行反思的哲学家是黑格尔。黑格尔把“现代性”理解为一个时代概念，认为所谓“现代”，便是与古代和中世纪相对的“新时代”，这个时代发生的最重大事件是宗教改革、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正是这些事件决定了“现代性”的根本特征。与“现代”或“新时代”这一称号同时出现的，是革命、解放、进步、发展、危机、时代精神等直到今天仍然有效的概念。哈贝马斯显然对黑格尔的看法表示赞同。在他看来，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时期以来，在思想、社会、科学、文化、道德、法律等各方面出现的“自主化”倾向，即不再立足于过去、模仿过去时代的榜样，而是在对过去的批判和反思中，自己创造自己的规则，制定自己的价值标准。 哈贝马斯从发生学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界定：“最初，或者说在18世纪未，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社会知识和时代，其中预设的模式或者标准都已经分崩离析，鉴于此，置身于其中的人只好去发现属于自己的模式或标准。由此看来，‘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挑战。从实证的观点看，这一时代深深地打上了个人自由的烙印，这表现在三个方面：作为科学的自由，作为自我决定的自由——任何观点如果不能被看作是他自己的话，其标准断难获得认同接受——还有作为自我实现的自由。” 哈贝马斯又从比较方法论角度对“现代性”的两种诠释作了精炼的概括和区别，他认为现代性“首先，它并非某种我们已经选择了的东西，因此我们就不能通过一个决定将其动摇甩掉。第二，它仍然包含着规范的、令人信服的内含。第三，我充分意识到现代的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存在着根植于体制性的，自我生成的危险，这些只被那些保守主义者和后结构主义者觉察到了。所需要的是把握和经历整个过程的内在矛盾和复杂性。” 而新保守主义所需要的是这样一种现代性“它已经被缩小到受到限制的技术和经济层面，而且，随后枕卧于残存的传统之上。与此同时，普遍道德的潜能和自律的艺术被贬值” 哈贝马斯继承了启蒙精神所培育起来的理性传统，他认为现代性是一项在思想、社会和文化三方面展开的综合工程，包容了人类迄今创造的全部正面价值和理想，绘制了一幅关于人类社会逐步发展和完善的理性蓝图。启蒙思想家的现代性设计基于对一个民主、平等、自由的人类世界前景的憧憬，致力于这样一种前景的实现。

　　在界定了“现代性”这个概念后，哈贝马斯重点分析了如下几个问题：现代性何以未过时（或说未枯竭）？何以说未完成？为何未完成？为何必须完成？如何去完成？穷尽毕生精力，哈贝马斯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精心构想，创造了一套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成了“现代性”研究的学界泰斗。

　　现代性何以未过时？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哈贝马斯是在大规模论战中阐明的。1982年在《水星》杂志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和联邦共和国新老保守派的文化批评》的论文，指出，老保守派一个特征在于对社会现代性的肯定和对文化现代性的贬低。老保守派的代表人物，如德国的施特劳斯、德雷格尔和格伦，美国的丹尼尔?贝尔，都毫无保留地支持社会的现代化，即经济的发展和科学技术进步，美化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此同时却否定启蒙运动的文化传统，并把社会现代化所带来的负面后果，如青年人的叛逆和不顺心情绪、社会责任感的缺乏、享乐主义、自恋癖等等，统统归咎于现代性文化。在他们看来，现代主义文化与社会的现代化格格不入，鼓励了当今西方社会中的破坏性力量。 哈贝马斯反驳道，资产阶级启蒙的理想恰恰被保存在文化现代性之中。现代性文化的审美基本经验具有一种创造性，一种摧毁的力量，这种摧毁力量表现在：对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内的“绝对命令”——资本主义惟功利原则——提出了强烈抗议，揭露文化的庸俗化、人的精神的贫乏化、意义和自由的丧失。现代性文化的创造性则在于，它孕育出一种充满叛逆精神的反传统审美形式，向陈旧的知识方式、流行的审美趣味和统治的艺术规范提出了尖锐挑战，从而打破了资产阶级的“文化一体化梦想”。 因而哈贝马斯呼吁，人们不应当将当今西方社会的种种问题和弊病归咎于以现代派文艺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现代主义文化，因为现代主义文化恰恰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带来的负面后果的抗议，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判逆。把现代性失败的责任推到现代主义文化身上，恰恰颠倒了因果逻辑。事实上，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应该归功于现代派文艺，因为正是它的核心精神——反思和批判——给资本主义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 哈贝马斯看到，为反对社会造成的人的异化，反对极右保守政治，惟一经过考验并有效的手段是“为捍卫我们的启蒙立场而奋斗……坚决拥护启蒙精神、人道主义、资产阶级激进思想，拥护19世纪的先锋派文艺运动” 。

　　何以说现代性至今尚未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启蒙运动开启的“现代性工程”由于资本主义过去200多年的发展进程出现了严重偏颇而处于停顿状态。但尽管如此，其价值和理想直到今天尚未全面实现，而它们毕竟体现了进步的逻辑，为人类的未来指明了方向，因此，现代性仍然是一项“未竟的工程”。 不仅如此，哈贝马斯还认为，流行的反理性主义思潮（指形而上学批判派和后现代主义）仅对理性的一部分，即工具理性，作了批判，却不看到整体的理性尚未衰竭的内涵：“在这个圈子里被指责为‘理性’的东西，其实是被夸大的整体的目的理性，一个僵化为自我保存的主体性。” 正因为如此，败坏了我们的现代性文化的名誉的“不是理性太多”（当然，理性批判者指的是理论理性），而是“理性太少”（哈贝马斯指的当然是实践理性）。

　　现代性为何一再遭遇挫折而未能顺利完成呢？哈贝马斯认为是“自主化的工具理性的扩张”导致“生活世界的内殖民化”。

　　“工具理性”，又叫“目的理性”或“技术理性”。它是一种“被资本主义惟功利化原则彻底异化了的理性，它仅仅着眼于利益关系而与道德要求相分离” 。马克斯?韦伯认为，价值领域的分化以及目的理性行为的子系统的自主化，是资本主义现代化呈现出来的两种普遍的历史趋势。这两种趋势造成的后果可以用两个词来形容，即“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在哈贝马斯看来，韦伯所描述的“意义丧失”和“自由丧失”的现象，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不仅未能得到控制，相反，却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变得越来越严重了。 “生活世界（life world）的发展受到现代社会里系统（system）的优势地位的损害。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 哈贝马斯称这一过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系统（包括经济组织和管理组织）向应该属于生活世界（由教育体系、媒体和家庭生活构成）的社会领域的扩张，尤其是它的推理方式。系统逐渐侵入生活世界，或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它障碍了生活世界的发展、扭曲了生活世界中的制度——如家庭和教育体系。” 哈贝马斯在《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对工具理性大张挞伐：“自主化的工具性行为子系统（经济和行政管理）的绝对命令，愈来愈深入侵入生活世界和个人生活空间，日益明显的法律化和官僚化倾向强制性的将人置于目的性行为规则（金钱和权力的攫取）的统治之下，从而使以相互理解为宗旨的语言调节机制失去了任何作用。”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