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贝马斯坚信，当今社会的危机并不意味着启蒙运动追求的理想的彻底失败，更不表明“现代性”已经衰竭，而仅仅说明，“现代性工程”并未完成，仍是值得人们为之奋斗的理想。尽管当今现实存在阴暗面，世界面临巨大的风险，许多矛盾和问题需要解决，但我们决不能丧失信心，放弃希望。 我们的迫切任务是审视启蒙思想家设计的这一蓝图所隐含的内在缺陷，发现制约资本主义变迁的主要因素以及阻碍当今社会发展的真正原因，并提出一种克服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病，推进社会朝着民主自由的方向发展，最终实现人的解放的方案，使现代性这一宏伟的工程最终得以完成。 哈贝马斯提出的疗治方案是，必须在理论上批判形形色色的非理性思潮对现代性所作的否定主义和失败主义的断言，在实践中通过重建交往理性和话语伦理，整合残缺和破碎的生活世界的合理结构在政治、经济和法律体制中真正贯彻民主和公正的原则。 如何重建交往理性与话语伦理呢？哈贝马斯认为，惟一途径就是在生活世界和公共生活（包括政治和经济生活）中实现符合交往理性的“话语意志”的平等和自由：不论话语活动的参与者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如何，在不允许使用权力和暴力的前提下，每一个人都应享有平等的发育权。 “语言所讨论的是公众的事，任何一项决定都必须为多数人赞同才能有效，反之，得到公众一致支持的决定又必须为所有人视为对自己有约束力的而遵守之。惟有如此，话语意志的民主和自由才能实现，一种社会制度也才能获取稳固的基础。” 立足于话语伦理学，哈贝马斯构建了一个庞大精微的交往行为理论体系，为“现代性工程”的深入推进提供了一个可供选择的“施工方案”。现代化，不仅如韦伯所说，是西方的“宿命”，也是全球的“宿命”，是理性的决定性实现。无论各种非理性主义或反理性主义思潮对“现代性”如何攻击，它都将不可逆转地进行下来，哈贝马斯对“现代性”的坚决捍卫和实施方案的改进，为我国大力推进现代化建设提供了较好的资鉴。

　　二、后现代性：“有点太狂热了”

　　“后现代社会（比现代社会）更难用一种精确的方式来表述”，尼格尔?多德如是说，“没有哪一个单一的定义会完全令人满意”。 “后现代社会概念含有与现代社会分道扬镳的意思。对于这一中断的含义有多种不同的看法。一种观点认为，后现代社会代表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与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变迁一样是根本性的。另一种观点认为，它不仅表明现代社会的衰落，而且也表明了现代工程的垮掉。在社会学文献中，第二种观点更为普遍。但它不像初看起来那样消极，因为现代性的衰落不仅伴随着现代进步观和改良观的失败，而且们伴随着从意识形态约束的解脱，而在后现代主义者看来，这种约束是现代性所强加的。如果要找出后现代工程共性的话，那么它便是要求我们去积极接受文化和政治上的多元论，而接受的方式是哈贝马斯从来也不会想像得出的。” 尼格尔?多德把后现代社会定义为：“一种社会制度和社会生活的重组方式，这些社会制度与社会生活于20世纪60年代晚期开始出现，它们主要由信息技术、全球通讯和服务部门的增长、消费主义和金融市场中交换关系的膨胀以及文化多元主义的增长所构成。”

　　哈贝马斯可不这样认为，他对后现代性持严厉的批判和否定态度。1980年，当时哈贝马斯被授予法兰克福市的阿多诺奖，他发表了《现代性：一个未竟的规划》的演说，译成英文后标题是“现代性对后现代性”。在这次演讲中，哈贝马斯把后现代的概念等同于一些人的（新）保守主义立场，这些人相信现代性已经失败，从而它所滋生的乌托邦冲动也应得到抑制。但哈贝马斯从他解放哲学的立场认为，现代性或“启蒙的规划”并非一个失败了的规划，而只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需要加以拒绝的不是现代性，为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霍克海默或本雅明重新评价过的现代性仍然是“知识分子效法”的一个源泉；需要加以拒绝的是（新）保守主义的后现代性意识形态。 真正触发论争的是哈贝马斯对法国“后结构主义”的攻击，哈贝马斯把它定义为对现代性及其核心价值观念即理性与普遍性的摒弃。通过暗示米歇尔?福柯与雅克?德里达极其近似魏玛共和国时期以“青年保守主义”著称的一群思想家，哈贝马斯想强调他们不仅共同渊源于海德格尔，而且最终共同渊源于现代哲学家中最反现代的尼采。

　　哈贝马斯认为，后现代主义者，确实“气概不凡” ，他们的共同特点，是把“现代性”归结为“形而上学”的统治，即主体中的理性主义世界观对人的存在的全面主宰，从而对它作了无情的解构。而所谓形而上学，依他们之见，最根本的特征表现为先验的“理性”、“主体性”、“真理”、“意义”等概念成为解释世界与存在的基本范畴，并进而支配了人的观念、语言言说和日常生活。据此，他们把“现代”看作一个被形而上学主宰的“灾难性的黑暗时代”，断言现代性即形而上学的终结，将迎来一个新时代——“后现代”——的曙光。 尽管后现代主义“气概不凡”，但哈贝马斯认为其具有“倒退色彩” ，他说，“我害怕这两方（后现代主义与反现代主义）的竞赛和冲突会加速毁灭所有我认为理应在西方传统和灵感中得到拯救的事物。后现代主义似乎不惜任何以任何代价标榜资本主义社会合理性的蓝图——实在有点太狂热了。” 哈贝马斯指责后现代主义“背离激进民主和启蒙思考” ，他说他1977年开始写《交往行为理论》的真正动机是“想理清具体化批判、合理化批判是如何被重构的，这种重构方法是福利社会妥协的崩溃，为新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潜在批判提供了理论解释，并且它不放弃现代性计划，不屈尊后现代主义或反现代主义，不屈尊“强硬”的新保守主义或“狂热”的青年保守主义（二者均指后现代主义者——作者注）” 。

　　三、民族性：一口“文化陷井”

　　任何一个民族国家在现代化的过程中，都离开传统的更新。“所谓传统也者，只是我们对过去历史中传承下来的事物思想的一个统称。” 具体地说，主要是指“民族固有的伦理与行为规则” 。所谓传统的更新，实际上是现代性对民族性的重塑，即现代性对文化传统的批判和创造，“新民族性”的确立。金耀基说：“世上可以有不同的形态的‘现代化’，但决没有‘没有传统的现代化’”。 哈贝马斯承认文化传统对个人的重要性，也强调个人对传统的扬弃。他说：“文化传统的内涵永远都是个人潜在的知识；如果不是个人从解释学的角度占有和继承了文化知识，也就不会有什么传统可言，即使有了传统，也无法流传下来。因此，个人用他的解释活动为文化作出了贡献。但文化本身又是个人的一种资源。因为不能说个人像有机体承载个性结构一样，‘担负’着文化传统。对于具有言语和行为能力的主体来说，每一种文化传统同时也都是一个教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在树立自己的同时，也确保了文化充满活力。” 当然，哈贝马斯从不主张株守传统，他提倡“扬弃”，他说：“自然，只有经过批判和变革才能继承传统，这是启蒙主义的老生常谈。传统只有通过变革以适应新的形势才能求得生存。” 哈贝马斯相信，任何一个现代性国家的文化模式，都“体现了前资本主义传统因素与资产阶级传统因素的真正混合” 。按照阐释学理论，一种文化传统和在其中积淀下来的生活形式，通常是以它的成员创造性地接受和改造传统的方式而得以延续的。一种文化形式要生存下去。就必须在维护自身传统遗产的同时，不断地适应变化着的现实和现代化潮流的需要，批判地反思、发展和更新自己的传统，扬弃过时的、与现代化格格不入的东西，并向别的文化形式学习，允许其成员享有选择的自由。 哈贝马斯说：“在这个变化越来越快的现代世界，一种墨守传统、静止不变的生活方式将难以维持。一种文化只有在自我批评和自我反思中汲取发展的动力，向别的文化开放并学习其长处，而不是与世隔绝，才能生存下去。”

　　哈贝马斯一方面强调民族文化的现代性要求是必须达到的，另一方面也肯定现代性的民族特色要得到尊重。因而他既坚决反对“原教旨主义”和“后殖民主义”，又强烈谴责“西方文化普世主义”。哈贝马斯认为“原教旨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是对当今世界不可逆转现代化潮流的抗拒和反动，它从狭隘的民族和种族利益出发，“逆现代化的世界潮流而动，顽固地妄图复辟或维护古老、过时的传统，盲目地仇视另类文化，特别是西方理性主义文化，拒绝任何进步和革新，奉行一种妄自尊大的自我价值至上主义” 。“西方文化普世主义”则奉行一种“文化霸权主义”，片面夸大西方文化的现代性，而抹杀其民族性，竭力“将自己的思维、行为和生活方式、自己的价值取向和世界观推广到全球，强加给所有的种族和地区” 。哈贝马斯认为二者都片面强调和无限夸大了文化的差异和对立，将二者视为水火不相容，并从中导出文明和文化的对抗不可避免、不可调和的结论，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事实上都极其荒谬，而且对当今世界十分有害。

　　鉴于西方资本主义长期扩张却未遇对手，从而形成了西方中心论和普世说的文化观，哈贝马斯不得不对其痛加针砭：“某些自诩为西方文化维护者的理论家当仁不让地成了西方文化优越论的鼓吹者。这种文化观长久以来掩盖了资本主义文化野蛮的另一面，因为它在所谓的普遍性要求之下，无视这一文化形态的片面性西方本源，将其看作比其他文化类型更优秀并必须成为‘世界文明’的文化模式。” 哈贝马斯声称资本主义文化，业已堕落为“凝固、僵化的理性主义文化”，而且“早已演变为一种无声的暴力”，从而“完全背离了自己的理想”。他强烈谴责“基督教会自认为它所充当的是一种实现资本主义文明的‘世界使命’的催化剂，因此沿着欧洲殖民者的足迹派出了它的传教士，参与了这种殖民化进程……这种凝固、僵化的理性主义文化早已演变为一种无声的暴力：它极力同化陌生的文化，强迫它们忘记自身的传统，接受西方的信仰、世界设计和生活方式……资本主义文明完全背离了自己的理想，背弃了它所宣扬的民主、平等和自由，对异民族的痛苦呼喊和正义要求充耳不闻。” 哈贝马斯强烈谴责西方文化的普世主义，实际上是凸显西方文化的地域性与民族性，他说，“我们发现自己处在从我们的先辈那里继承下来、并将遗传给我们的后代的传统之中。作为儿童，我们在传统中成长，在逐步积累的经验和展望式建筑起来的、有选择的回忆的基础上，从传统中学习并形成我们带有独特期待的个性的生活设计。传统教给我们的日常知识，使我们具备了对处在我们直接和潜在视野中的人和事进行阐释的能力。” 哈贝马斯强调现代性中所隐含的传统性，即民族性，但并不主张隔离传统，禁锢沟通，他重视个人选择的自由，他声称：“不同种族及其生活形式之间的平等相处，并不必然要通过将它们作为‘类’来保存，通过保护他们的集体权利来实现，即是说，各文化类型之间的共存的要求，决不能凌驾于确保个人基本权利的法律体制之上。因为，对已经形成了自我同一性的生活形式和传统的保护，最终必须落实到对它的每一个成员的承认和保护上来。这与对种族的保护完全无关，保护物种的生态理论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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