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谋有道，必得其所因”(《鬼谷子·谋篇))。以他人为手段，以自我为中心;以协同为手段，以争利为目的，藉权借力，利用后发优势，是魏、蜀、吴纵横摔阂，勾心斗角的基本方针。刘备自立为汉中王之后，司马璐建议曹操结连孙权，请其兴兵取荆州，与关羽相恃，迫使刘备发两川之兵增援;然后进兵汉中，使刘备“首尾不能相救，势必危矣”(P703)。东吴步鹭则向曹魏提出反建议，令曹仁早路起兵取荆州，关羽便会率荆州之兵取樊城，“若云长一动，主公可遣一将暗取荆州，一举可得”(P705)。关羽水淹七军，曹仁困守樊城，司马璐再次提出:“关将得志，孙权必不喜”。遣使东吴，令其起兵以摄关羽之后，许割江南之地以封孙权(P721)。、这正中东吴下怀，因而白衣摇格，吕蒙偷袭荆州顺利得手。蜀汉失荆州之后，诸葛亮清醒地看到“吴欲令我兵侵魏，魏亦令我兵侵吴，各怀诡计，乘空而图之”的现卖，主张按兵不动，且与关羽发丧，“待吴、魏不和，乘时而伐之”(P748)。但刘备拒谏，决意东征伐吴。刘哗认为蜀、吴交兵，乃天亡之时，劝曹王调兵遣将渡江夹击东吴，“蜀攻其外，吾攻其内，吴国之亡，不出旬日;吴亡，则蜀岂能久存”，可惜曹工沽名钓誉，坐失战机。所以小说论曰:“曹fi当日听刘哗，安得江南地属吴?”(P789)   

天下大乱，时变事异。在文明权威缺失的社会势态下，弱肉强食成为社会的基本生存法则，这是一个在根本上只能以强力和诈谋取胜的时代。实用理性精神虽非纵横家所独有，但在纵横家身上表现得最为突出。乱世尚纵横，实用理性精神取代传统道德规范，朝秦蓦楚、纵横摔阂、祟计尚诈，往往成为乱世的主流行为模式。   

古代中国的政治生活中，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极其稳定的人身依附性，“忠臣不事二主”，历来是被人称颂的传统美德。但在激烈动荡的末世岁月中，内无坚计、身无定君的纵横观念却取而代之。李恢先是冒死苦谏刘璋:若容刘备人川，其危甚矣;刘璋不纳，便通过赵云介绍主动降于刘备。刘备甚为不解，李恢对曰:吾闻良禽相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佐。前谏刘益州者，以尽人臣之心。既不能用，知必败矣。今主公仁德布于蜀中，是知其必成也，故来归之。“背暗投明，古人所贵，愿垂察焉”(P627)。李恢之所谓“古人”，即《鬼谷子·件合》所谓的“圣人”:“圣人无常与，无不与”。对于纵横家来说，其所依附、合作的主公是不固定的，“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甘宁先在蜀为官，转投刘表，见非成事之主，弃之而羁留于黄祖处。黄祖不能重用，便通过吕蒙投附孙权，终成正果。贾诩先从李榷，后转段垠，再投张绣，最终归曹操。受袁谭之命去与曹操结援的辛毗，转投曹操进献灭袁之策。曹操阵营中猛将如云，谋士如林，皆因招降纳叛所致。蜀汉政权的文武大臣，大都是刘表、刘璋的旧部。择主而事，弃暗投明，人才的广泛而快速的流动性是乱世的一大特征，朝秦暮楚、身无定君者，在在皆是，而(三国志通俗演义)对此持肯定态度。其论田丰事曰:“君贵审才，臣尚量主”、“夫诸侯之臣，义有去就，况丰与绍非纯臣乎?诗云:逝将去汝，适彼乐土。言去乱邦，就有道可也。”(P304)言下之意，深以田丰未能弃暗投明为憾。   

“计者，事之本也”(《战国策·秦策二》)。所谓谋略就是通过智慧争斗来谋求人我之间利益的重新分割和利害转化，因此纵横家认为智力是政治、军事等现实斗争的关键因素，强调重计施谋。一部《三国志通俗演义》，反间计、苦肉计、美人计、连环计、空城计……将计就计，计上加计，计中有计，层出不穷，真可谓人人用计，处处是诈。小说大加赞颂的正面人物王允，其图谋蓝卓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发人深思:王允以“甚厚于天子”的致敬之情向董卓大献殷勤，甚至不惜以劝其篡夺皇位来进一步讨取欢心;借貂蝉许吕布、送董卓，满嘴谎言，两面讨好。《鬼谷子·谋篇》云:“计谋之用，公不如私，私不如结;结，比而无隙者也。正不如奇;奇，流而不止者也。”王允之举，正是纵横家阴谋手段的形象演绎，小说对此却津津乐道:“士虽以正立，以谋济”，“王允之推蓝卓而引其权，伺其间而敝其罪”，“推卓不为失正，分权不为苟且，伺间不为狙诈。及其谋济意从，则归成于正也”(P90)。只要目的正当，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乱世中人们的行动，有了极大的自由空间。怪不得庞统劝刘备取西川时云:“离乱之时，用兵争强，固非一道也。若拘执于礼，寸步不可行矣，宜从权变用之。”(P579)乱世纵横，道德大废，谁不任用权谋，谁就有被单方面算计并吞之危险。崇智用诈，不仅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同时成为英雄好汉们的行为规范。   

“袅雄”即是英雄，智者不免“奸猾”。关羽连斩颜良、文丑，袁绍大怒，欲诛刘备，刘备从容而言:曹操素惧刘备，故特使关羽杀二将，此乃借明公之手而杀刘备，绝其后患。袁绍信以为真，释而礼之。小说注曰:“此是玄德极袅雄处”。(P253)人称“世之袅雄”的刘备，抛阿斗于赵云之前，人们赞曰惜将;托遗孤于孔明，却说“君可自为”，人们誉为推诚。种菜、失著，以韬晦计欺奸雄阿瞒，随机应变信如神，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而曹操则“笑齐桓、晋文无匡扶之才，论赵高、王莽少纵横之乱世情怀:纵横风尚与《三国志通俗演义》策”(P9, 8),“宁使我负天下人，休便天下人负我”(P39)，而桥玄一见却视为能安乱世的“命世之才”。真是“当世英雄谁敌手，曹、刘”。  

曹操“奸猾”，家喻户晓;“诸葛亮乃奸猾之徒”(P515)，不能不令人为之惊讶。长坂惨败，刘备君臣困居江夏，惶惶不可终日。孔明日:“操今势大，急难动摇。不如去投江东孙权，以为应援，使南北相持，吾等于中取事，有何不可?”“凭三寸不烂之舌，说南北两军互相吞并，吾则无事矣。若南军胜，照旧杀操以取荆州之地;北军胜，乘势而取江南。”(P418)任权诈而不顾道义，实似商贾借用他人本钱一博输燕，成则吞利，败则谋财……岂非“奸猾”?刘封扯书斩使，拒绝孟达劝降，败归成都。如何处治，玄德一时犹豫不决。孔明忽然不请自到，附耳低言曰:“此子极其刚强，今日不除，后必生祸于子孙。”因推出斩之。及众将报告刘封拒降一事，玄德急叫留人而不及，伤心坳哭。孔明曰:“若欲嗣主久远之计，杀之何足惜也。作事业者，岂可生儿女之情耶!”玄德曰:“纵使他日杀孤之子，孤不忍今日废忠义之人也。”文武闻之，无不下泪(P765)。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以利害为取舍，冷静理智乃至于冷酷无情的处事风格。诸葛亮年纪少于刘备二十岁，易世之后有诸葛亮辅佐刘禅，刘封能夺蜀汉天下乎?不过以皇兄之身份，性格极其刚强的刘封容忍不了“政由葛氏，祭则寡人”的皇权架空局面，不免要说三道四;而垂相投鼠忌器，颇难制御。诸葛亮尝自言:“吾用兵半生，多用诡计。”(P839)“兵者”之所以为“诡道”，乃是因为用兵本身就意味着敌我之间协同性文明规约的取消而任作谋诈。但匪夷所思的是:诸葛亮将诡计施之于庵下长期跟随自己征战的大将。诸葛亮踏勘地形，命马岱去葫芦谷秘密施工，不许走漏消息。却命魏延佯败，将司马璐父子诱人谷中，进口烧绝，出口垒断，地雷、火箭齐发，草房、干柴尽燃，意欲将魏延与司马氏一起烧死，不料天降大雨，魏延才得保住性命。魏延事后颇怨马岱，诸葛亮假装大怒，深责马岱:“文长乃吾之大将”，“倘有疏虞，又失吾右臂也!”大叱推出斩首。众将哀告，免死杖责，贬为散军，继尔又使人密喻马岱，“只推是杨仪教如此行之，以解魏延之仇”(P1002)。蓄意谋杀，又嫁祸于人，岂非“奸滑”?(鬼谷子·谋篇)云:“圣人之道阴”，“智用于众人之所不能知，而能用于众人之所不能见”，“圣人之制道，在阴与匿。”纵横家之谋略尚阴，称之为“阴谋”，实乃名符其实。(三国志通俗演义》中，英雄俊杰热衷于阴谋之道，并精于此道，曹操固然如此，诸葛亮何尝不如此?而阴谋诈伪随之作为才能的象征得到肯定，乃至于成为乱世的行为规范，却正又构成这部小说崇尚纵横的乱世情怀的重要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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