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本文对蕴含在鲁迅创作中的“古典情怀”作了探幽抉微而又简略的论述，指出鲁迅的“古典情怀”在现代性的解读；承传与择取；自出新裁、别立新宗等几个方面特别鲜明地表现出来，让我们深切地感受到，具有深厚的学养，开阔的视野，对于文学创作是何等的重要。

    关键词： 古典情怀  现代性  承传与择取  别开新面

    鲁迅是伟大的创作家，也是卓越的文体家。鲁迅的文章深刻厚重，尖锐犀利，不同凡响。这与蕴含其中强烈的“古典情怀”紧密相关。

    这里所说的“古典情怀”， 是指鲁迅的创作在现代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语境下，以改造国人灵魂和文化痼疾为职志的激情，以深厚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将古典元素糅合到现代文学思潮之中，使深邃博大，深刻犀利的创作更增添底蕴深厚，历史感厚重的特色。

    鲁迅深刻理解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并且拥有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丰富经验。他始终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上，来观察中国社会和中国文化包括文学发展的走向。在鲁迅看来，只有“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校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才能“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不失固有之血脉，”才能“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坟·文化偏至论》）

    鲁迅的“古典情怀”，正是建立在这种视野开阔，学养深厚，融合新机，别开生面的基础之上的一种自然表现。其丰富的内涵，集中表现在现代性的解读；承传与择取；自出新裁、别立新宗几个方面，并且具有摧枯拉朽的巨大的艺术力量。

现代性的解读

    鲁迅的“古典情怀”具有鲜明的现代性。

    鲁迅毕生做着审视“中国的灵魂”的工作。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鲁迅说，看历史特别是看记述五代，南宋，明末的野史和杂记，与现在的中国一比较，就可以惊心动魄地发现，“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华盖集·忽然想到·四》）

    因此，他在解读“中国的灵魂”时，能够从复杂的历史问题、社会问题和文化问题入手，将现实与历史联系起来，从而得出深刻有力，引人思索的结论。他以简练有力的笔墨，运用透彻了解中国历史和中国文化的丰富知识，游刃有余，左右逢源，去粉饰、去废话，笔挟风雷，刀刀见血地揭出这种灵魂的真实。我们看到，针对外国的考古学者们联翩而至和中国学者“保古”的论调，鲁迅指出，“不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因为“现状就是铁证，比保古家的万言书有力得多。”“老大的国民尽站在僵硬的传统里，不肯变革，衰朽到毫无精力了，还要自相残杀。”（《华盖集·忽然想到·六》）而“辩护古人，也就是辩护自己”。例如中国人往往以“听任天命”和“中庸”作为自我辩护的法宝。鲁迅指出，这不仅仅是一种惰性，其实乃是“卑怯”。他们是“遇见强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这些话来粉饰，聊以自慰。所以中国人倘有权力，看见别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数’作他护符的时候，多是凶残横恣，宛然一个暴君，做事并不中庸，待到满口‘中庸’时，乃是势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时候了。一到全败，则又有‘命运’来做话柄，纵为奴隶，但又往往无往而不合于圣道。”（《华盖集·通讯》）鲁迅八十年前说的话，以其犀利的穿透力，让我们看到了那些抱住“听任天命”和“中庸”作自我辩护者们的灵魂的真实，也同样可以作为镜子，让我们用来照见现在“国人灵魂”的“卑怯”，照见现在腐败分子五脏六腑的肮脏和追求权势、迷恋金钱者的灵魂的丑恶。

    鲁迅以高度的智慧和丰富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审视“中国的灵魂”，早期是如此，后期也是如此。我们看他的后期杂文特别是《且介亭杂文》一、二、三集，包含着他对中国文化的集中表现——“中国的灵魂”多么广泛而深刻的思考。《关于中国的两三件事》一文由历史而现实，指出赞扬“放火”也是中国人的一种劣根性。秦始皇烧书和项羽焚烧阿房宫而得以天下闻名。现在也是，“如果放火比先前放得大，那么，那人就也更加受尊敬，从远处看去，恰如救世主一样，而那火光，便令人以为是光明。”这对那些劳民伤财，好大喜功，残民以逞，穷兵黩武者罪恶灵魂的揭露真是洞若观火。而谈“王道”也是纵横古今，证之以中外言论，将历代统治者“王道”与“霸道”杂之，用“王道”掩盖“霸道”的阴暗心理揭露得纤毫毕现。这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认识现实的参考。《买〈小学大全〉记》是考察清代文字狱的一篇杂文，也是考察“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一篇沉痛至深的文字。《病后杂谈》对于所谓“雅”与“凶残”、对于“春秋笔法”、对于“彼此说谎，自欺欺人”这些历史与现实相通的中国人的心理状态，作了透辟的考察与分析，也给我们从历史和现实了解其真实提供了一把钥匙。《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也是这样的篇章。

    鲁迅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在这一方面，鲁迅主要做的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剔除封建文化糟粕的工作，是要抛弃“古训”，踏倒阻碍“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等散发着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那些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那些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文学》）；反对那些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那些“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环境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鲁迅当年指出的所有这些现象和问题仍然在现实的学术界和文学界重演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不能不惊叹鲁迅对于“国人灵魂”认识的深刻。而现在那些希望对于中国文化做出反思的学者和创作者们，在做出这种努力的时候，仍然需要听听鲁迅的这些警告，掂量掂量自己对于中国文化理解的程度，不要以浅薄的学识，拿出鲁迅指出的“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种“沽名的老手段”来才好。

    即使是直接取材于历史的《故事新编》，鲁迅也是依据典籍记载，用现代思想照亮古代，采取“古今杂糅”的方法，以揭露古代的人和事的真相，目的仍然是揭示古人与今人在精神、气质、思想和性格上的相通之处。其中穿插现代人的语言、行为、作风的描写，使得《故事新编》在幽默、庄严和“荒诞”的叙述中高度有力地揭出了国民灵魂的某些真实。

    鲁迅的“古典情怀”所有这些对于“中国的灵魂”的现代性解读，在深邃的思考中体现出来，具有极其广阔、极其深刻的特征。

承传与择取

    “承传”与“择取”，使鲁迅的“古典情怀” 散发出一种特别深刻的意蕴。

    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 （《且介亭杂文· 〈木刻纪程〉小引》）他说：“因为新的阶级及其文化，并非突然从天而降，大抵是发达于对于旧支配者及其文化的反抗中，亦即发达于和旧者的对立中，所以新文化仍然有所承传，于旧文化也仍然有所择取。”（《集外集拾遗·〈浮士德的城〉后记》）他指出，这种“承传”与“择取”，必然是“旧形式是采取，必有所删除，既有删除，必有所增益，这结果是新形式的出现，也就是变革。”而且“新形式的发端，也就是旧形式的蜕变。”（《且介亭杂文· 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的这种认识，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种“承传”与“择取”并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这种“承传”与“择取”的过程，就是逐步吸收、融化和创造的过程。这种“承传”与“择取”越是深入，就越会不断地获得深刻的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新的文化要素不断地诞生，旧的文化要素不断地被淘汰。因此是在流动中创造，在流动中发展，是如鲁迅所说的是：“一道浊流，固然不如一杯清水的干净而澄明，但蒸馏了浊流的一部分，却就有许多杯净水在。”（《准风月谈·由聋而哑》）

    我们在他的小说中看到这种“承传”与“择取”显示出来的艺术魅力。在他的笔下简练地概括着对于中国文化的透彻认识和理解。他熟谙历史经验和历史教训，在《狂人日记》中用“吃人”二字，就惊人地概括了数千年封建礼教的弊害和本质。在《药》中，他以悲愤的心情，透过用“人血馒头”治病这种浸透迷信色彩的精神状态，揭出其中掩盖着的民众的愚昧麻木和烈士的壮烈牺牲的真实，描绘了一个令人绝望的人生悲剧。这又是他观察多少现实的和历史的经验教训而得出的形象化的概括！同时，在他的笔下也揭开了“诗礼传家”的诸多道学先生道貌岸然的假面，揭露了他们极其虚伪和“屠夫的凶残”的嘴脸。那鲁四老爷不是在维护“祝福”的礼仪声中，眼睁睁看着祥林嫂惨死在风雪交加的除夕之夜吗；那程四铭满口礼教，淫荡的心思却摆在脸上，拿百姓的痛苦当作开心取乐的对象，不是要用“肥皂”给那个乞讨的女孩子洗一洗吗；那辫子盘在头顶上的赵七爷不是在听到“皇帝做了龙庭”的风声时，就举起“丈八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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