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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西游记》的原旨与接受

时间:2009-8-8 16:56:37  来源:不详
【内容提要】
长篇章回小说《西游记》问世以来,对于其原旨的探讨就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各种见解层见叠出,相互辩难,而实际上这些不同的见解都是在各自主客观条件下所作出的阐释,都在丰富着《西游记》的内涵。从明代至今,对其原旨的探究似乎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这进一步说明,《西游记》是一部具有象征意味的寓言小说。

【关键词】 《西游记》/原旨/接受



  所谓“原旨”,即作者希望通过作品要表达出来的最本初的旨意,它与创作意图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按照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作者在进行一部文学作品的创作时,总会带着某种意图,或者说要通过这部作品传达某种思想、情感、意志、愿望甚或某种潜在意识等等。但是,作者的意图是否能够与作品所传达的实际情况相一致,则存在着很大的疑问。这首先是因为作者在进行创作时,很可能许多事情同时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从而造成了其意图的复杂多变。其次,作者要运用语言创造出形象,再由这些形象表达出其意图,在这一转换过程中,其意图也难以原封不动地保留下来。这就是说,在分析、解读作品时,希望通过揭示出作者的所谓“意图”,进而揭示出该作品的“原旨”,实际上是极不可靠的。至于“主题”,则是读者在阅读过程中对作品作出的归纳,与“原旨”相去甚远。读者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来归纳作品的主题,但认识作品的“原旨”却必须考虑到作者的意图。那么,如何把握作品的“原旨”呢?
  从逻辑上说,每一部文学作品都应有其“原旨”,然而实际情况却并不如此简单,尤其是像《西游记》这样的“奇书”,自其问世以来,其“原旨”便引起了人们的浓厚兴趣。从阐释学的角度来看,正是这种种对“原旨”的探求,在不断丰富着《西游记》的内涵。然而,自上一世纪20年代胡适、鲁迅等对明清以来各种观点基本上予以否定后,大多数研究者都接受了他们的意见,这实际上是不公正的。这不仅仅是因为包括胡适、鲁迅在内的评论者们对《西游记》这部小说“原旨”的揭示,曾受到了前人的启发;更本质的问题在于,无论多么高明的评论者都要受到各自主客观条件的限制,都很难穷尽这部小说的全部丰富内涵。因此,心平气和地重新审视明清以来一些有代表性的观点,分析其产生的主客观原因,可以更好地看出《西游记》“原旨”的揭示历程及其规律,对于更好地认识这部小说的性质也不无裨益。
    
                                                   一
  就今天所掌握的有关资料来看,明代关注《西游记》并对其原旨作出阐释者有陈元之、李贽、谢肇淛、袁于令、盛于斯、吴从先等人。细加分析便会发现,他们的见解有一个共同之处,即《西游记》是一部心与魔相关之作,但心是否能够统魔以及如何统魔,又有着不同的见解。
  世德堂本《西游记》卷首有陈元之序,该序作于壬辰年即万历二十年(1592)。这位陈元之有的研究者认为就是世德堂本《西游记》的校订者华阳洞天主人[1],因此他的序言就显得格外重要,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视为小说写定者对小说“原旨”的说明。该序在引用了司马迁和庄子的两段话后说道:“若必以庄雅之言求之,则几乎遗《西游》。”在他看来,《西游记》是一部“𧿧𧿇滑稽”、“卮言漫衍”之书。“𧿧𧿇”同“𧿧弛”,《中华大字典》释为“放纵不羁”。“卮言”,出自《庄子·寓言》:“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陆德明释文引司马云:“谓支离无首尾言也。”简略谈了自己的见解之后,陈元之又说道:“旧有叙,余读一过。亦不著其姓氏作者之名。岂嫌其丘里之言与?”那么,旧叙是如何理解《西游记》的原旨呢?陈元之接着说:
  其叙以狲,狲也,以为心之神。马,马也,以为意之驰。八戒,其所戒八也,以为肝气之木。沙,流沙,以为肾气之水。三藏,藏神、藏声、藏气之三藏,以为郛郭之主。魔,魔,以为口耳鼻舌身意恐怖颠倒幻想之障。故魔以心生,亦以心摄。是故摄心以摄魔,摄魔以还理。还理以归之太初,即心无可摄。此类以为道道成耳。此其书直寓言者哉![2]
  这一旧叙大概是最早提出《西游记》“原旨”乃为“摄心”主张者,其推理方法是首先认定《西游记》是一部“寓言”之书,再根据小说中屡称孙悟空为“心猿”、白马为“意马”,取经路上又是以悟空为主降妖伏魔,遂得出这一结论。陈元之基本上同意这一说法,因此他接着说:“唐光禄既购是书,奇之,益俾好事者为之订校,秩其卷目梓之,凡二十卷数千(十)万言有余,而充叙于余。余维太史、漆园之意,道之所存,不欲尽废,况中虑者哉?故聊为缀其轶叙叙之。不欲其志之尽堙,而使后之人有览,得其意忘其言也。”
  为了让后世读者充分了解这一原旨,他再三强调这部小说的寓言性质:“彼以为浊世不可以庄语也,故委蛇以浮世。委蛇不可以为教也,故微言以中道理。道之言不可以入俗也,故浪谑笑虐以恣肆。笑谑不可以见世也,故流连比以明意。于是其言始参差而出====诡可观;谬悠荒唐,无端崖涘,而谈言微中,有作者之心傲世之意。夫不可没已。”
  稍后出现了《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尽管人们对该书是否为李贽所评还存有疑义,但其中的观点却发人深思。其“序言”称:“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何也?东方无佛无经,西方有佛与经耳。心灭种种魔灭,然后有佛,有佛然后有经耳。然则东独无魔乎?曰:已说心生种种魔生矣,生则不灭,所以独有无佛耳。无佛则无经可知。记中原有南瞻部洲,乃是口舌凶场,是非恶海,如娶孤女,而云挞父翁,无兄而云盗嫂,皆南瞻部洲中事也。此非大魔乎?佛亦如之何哉?经亦如之何哉?此所以不曰东游,而曰西游也。批评中,随地而见此意,职须读者具眼耳。”[3]序言承认西方有佛与经,但同时指出“心生种种魔生,心灭种种魔灭”,“生则不灭,所以独有无佛耳”。这种种“大魔”,即使佛经也无可奈何。这就是说,虽然看到了心与魔的关系,但并不认为心可以统魔。这倒是与李贽一贯的思想主张相一致。
  再后的谢肇淛则又是另一种说法。《明史》卷二八六《文苑二》郑善夫传附谢肇淛小传,但失误甚多。今人印晓蜂先生曾予以辨析,知其生于隆庆元年(1567),卒于天启四年(1624),为万历二十年(1592)进士,历任南京刑部、兵部主事,工部屯田司主事、都水司郎中,云南布政使司左参政,卒于广西左布政使任上。为官勤勉,政务之暇,勤于著述,尤以《五杂俎》最为著名。李维桢《五杂俎序》指出,“在杭(谢肇淛字)此编,总九流而出之”,“兼三才而用之,即目之儒家可矣”[4]。这一评价是有道理的,尽管此书很“杂”,但其主流则是儒家思想。在卷十五“事部三”中谢肇淛对《西游记》的“原旨”作了如下评论:
  小说野俚诸书,稗官所不载者,虽极幻妄无当,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浒传》无论己。《西游记》曼衍虚诞,而其纵横变化,以猿为心之神,以猪为意之驰,其始之放纵,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归于紧箍一咒,能使心猿驯服,至死靡他,盖亦求放心之喻,非浪作也[4]。
  谢肇淛明确提出了“求放心”之说,其本源则来自《孟子》。孟子曰:“仁,人心也;义,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人有鸡犬放,则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孟子·告子上》)从谢肇淛一贯的主张来看,他更为重视早期儒家的学说。就在这同一卷中他说道:“新建良知之说,自谓千古不传之秘,然孟子谆谆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鹅湖之唾馀乎?……夫道学空言,不足凭也,要看真儒,须观作用。”[4]同时,这一见解又与全书的结构相吻合:“其始之放纵”,指小说前七回悟空闹乱三界。“心猿驯服,至死靡他”,指取经路上悟空一往无前的表现。这就是所谓的“至理”。
  袁于令(1592-1674)《西游记题词》曰:“文不幻不文,幻不极不幻。是知天下极幻之事,乃极真之事;极幻之理,乃极真之理。故言真不如言幻,言佛不如言魔。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未佛皆魔。魔与佛力齐而位逼,丝发之微,开头匪细。摧挫之极,心性不惊。此《西游》之所以作也。”袁于令认为“言佛不如言魔”,因为“魔非他,即我也。”“我化为佛,非佛即魔”。这实际上是肯定了“魔”存在的合理性。袁于令从小说家的角度又指出,对《西游记》的所谓“原旨”不必过于拘泥。他说道:“说者以为寓五行生克之理,玄门修炼之道。余谓三教已括于一部,能读是书者于其变化横生之处引而伸之,何境不通?何道不洽?而必问玄机于玉匮,探掸蕴于龙藏,乃始有得于心也哉!”[3]
  盛于斯、吴从先作为一般文人,也认为《西游记》“极有深意”、“皆关合性命真宗”[3],是“一部定性书”[3]。
  上述几位评论者或为文人学者,或为小说家,或为异端思想的代表,他们对《西游记》“原旨”的理解虽然有着或大或小的差别,但都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因为只有他们最接近小说产生的年代,生活在与小说产生的同一文化背景之中。陈元之、谢肇淛似乎更重视“摄心”、“求放心”,而袁于令、李贽只是说到心与魔之关系,尤其是李贽,他所谓“此非大魔乎?佛亦如之何哉?经亦如之何哉?”实际上是说面对这种种“魔”,佛经亦无可奈何。这些差别有着时代文化思潮的原因。明代中后期“心学”成为思想的主流,并形成了许多派别。王守仁认为“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心外无理,心外无事,心外无物”(《传习录》)。他所强调的心,还是一种远离情欲、只存天理之心。因此,陈元之、谢肇淛认为应当收回这颗放纵的心。王学左派则肯定人欲的合理要求,追求个性的自然发展,认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焚书》卷一《答邓石阳》),“私者,人之心也,人必有私而后其心乃见”(《藏书》卷二),因此,李贽才会肯定种种“魔”存在的合理性,而他的这种见解显然更为强调《西游记》的某一方面。
    
                                                二
  清代《西游记》的众多评论者有一个共同点,即一方面承认《西游记》原旨的不可妄求,另一方面又一心要找到其原旨,于是歧义迭出,争论渐烈。其中刘廷玑应当说是一位很聪明的学者,他虽然感觉到《西游记》“为证道之书”,但紧接着又说“平空结构,是一海市蜃楼耳。此中妙理,可意会不可言传,所谓语言文字,仅得其形似者也”[3]。这很有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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